時光荏苒，一晃而逝。距離1997年發生的那場令許多亞洲國家為之色變的金融危機已經有十餘年了。曾經有人估計，亞洲金融危機給亞洲帶來的金融、經濟損失比第二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金錢損失還要大。這場危機不僅造成了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嚴重衰退，企業和金融機構大批破產，還幾乎引發全球性金融危機，嚴重滯緩了全球經濟的增長。如今，那些曾經被金融風暴席卷過的國家和地區，經濟上所受的創傷都已慢慢愈合，然而洶湧的國際資本流動卻無時不在提醒著人們，金融危機的幽靈並未遠去。雖然各國已經開始著手健全自身的金融體係，但麵臨的外部環境卻愈加變幻莫測。亞洲金融體係建設的任務遠遠沒有完成，一切依然隻是剛剛開始。
一、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
（一）危機表麵
1997年7月2日，曼穀。在經曆了一個小時的閉門會議之後，泰國銀行對外宣布，泰銖不再盯住美元，實行浮動彙率製。隨後，泰銖狂跌20%！創下了有史以來的最低紀錄。泰銖的貶值引發了連鎖反應，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隨之陷入危機，亞洲金融風暴全麵爆發。1997年9月，中國香港、韓國的貨幣也開始狂跌。10月22日，金融危機進入最嚴重的時期。28日，美國、中國香港股指均跌破曆史紀錄。11月，日本加入這一行列……危機繼續擴大，在1998年襲擊了俄羅斯盧布，在1999年襲擊了巴西瑞亞爾，並蔓延到了阿根廷和土耳其。
在這次金融危機中，首當其衝的是泰國。與1995年相比，1996年泰國的一些經濟指標已經明顯惡化，經濟增長速度由8.7%下降到了6.7%，外彙經常賬戶赤字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8%。1997年5月，以喬治·索羅斯的量子基金為首的國際投資者對泰銖發動了猛烈衝擊；7月2日，泰國政府放棄盯住彙率製，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彙率製度，當天泰銖便從25泰銖兌1美元下降了20%；1998年2月，貶值幅度達到48.2泰銖兌1美元。泰銖持續大幅度的貶值，造成國民財富大幅度縮水、市麵蕭條、房地產發展呆滯、股市暴跌、企業和金融機構陷入經營困境。1998年，泰國全年經濟增長率為-6.4%，失業率高達8.8%，絕對貧困人口數量在金融危機之後增加了30%{1}。
危機如同瘟疫，迅速在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菲律賓肆虐開來。1997年8月14日，印度尼西亞宣布其貨幣自由浮動。10月，與7月相比，印度尼西亞盾已貶值36.6%，直至1998年仍在進一步貶值。貨幣危機導致股市危機，雅加達證券交易所的股票綜合指數從7月的740點跌至12月的339點。根據印度尼西亞國家統計局提供的數據，其1998年的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倒退到1995年以前的水平，至1999年仍未恢複到1995年的水平。國際收支結構也發生了深刻變化，1999年年底約有三分之二的人口處於貧困線以下{2}。
由於馬來西亞的對外經濟依存度很高，所以外部環境的急劇變化很容易對經濟造成重大影響。1997年7月9日，馬來西亞股市指數下跌至18個月來最低點；1998年年初，馬來西亞的貨幣林吉特貶值幅度達到37%，股票和房地產市場價格隨之大幅度下跌，整個資金市場蒙上了陰影，外資銳減，馬來西亞在過去連續9年內保持年均7.8%的高增長率首次嚴重受挫，1997年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為7.8%，而1998年則變為-7.4%{3}，中央銀行也放棄了盯住彙率製。
在7月2日泰銖實行浮動彙率製後，菲律賓比索馬上就成為國際投機者的進攻目標。7月11日，菲律賓中央銀行宣布允許比索兌美元“在中央銀行較小的幹預下”由市場力量來決定彙率，當日貶值11.5%，利率狂升到25%。自此之後，直到進入1998年後，比索彙率一直在波動中下跌，其中央銀行的外彙儲備也損失巨大。
1997年10月下旬，國際金融投機者移師中國香港，對香港的股市形成打擊。10月23日，中國香港恒生指數大跌1211.47點；28日，下跌1621.80點，跌破9000點大關。在香港特區政府重申不會改變現行彙率製度之後，恒生指數上揚，再上萬點大關。
金融危機在侵襲“漢江奇跡”的韓國時達到了高潮。1996年，韓國的經常性項目赤字以230億美元高居世界第二位；在國內前30家大企業集團中，13家出現了赤字，總負債額為270萬億韓元，利潤率僅有0.17%{1}；1997年，韓元兌美元的比價從870韓元兌1美元跌至90韓元兌1美元，到11月18日已跌至1012.80韓元兌1美元。韓寶、起亞、真露等韓國大企業集團紛紛破產，外債總額超過了200億美元。危機使得韓國的彙率和股指狂跌、外彙儲備直線下降、銀行信譽一落千丈，金融秩序空前混亂。直到12月3日，韓國與IMF簽署了“城下之盟”後，IMF向韓國提供210億美元的備用信貸，才阻止了危機進一步蔓延。
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得與之關係密切的日本經濟陷入困境。日元彙率從1997年6月底的115日元兌1美元跌至1998年4月初的133日元兌1美元；5—6月，日元彙率一路下跌，一度接近150日元兌1美元的關口。隨著日元的大幅貶值，國際金融形勢變得更加不明朗，亞洲金融危機繼續深化。在各方努力下，一直到1999年，亞洲金融危機才宣告結束。
（二）危機背後
20世紀30年代，美國總統胡佛曾不無譏誚地說，貨幣往往好像裝在一艘老式帆船上的大炮，它在得到控製時是一種力量和權勢的源泉，但在它脫離了控製時就會變成致命的打擊{2}。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使東亞各國經曆了一場由貨幣脫離控製所帶來的“致命打擊”。從根本上講，這場金融風暴的發生，既有亞洲各國內部的原因，但也不乏外部環境的影響和操縱。
1. 東南亞各國
泰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相繼陷入了金融危機，盡管各國的具體情況不同，導致危機的直接原因有所不同，但金融危機快速地在這幾個國家集中爆發，還是有一部分共性原因的，最主要的原因有三個：對外貿和外來投資的依賴、國內金融體係的脆弱和國際投機資本的衝擊。
以泰國為例。在過去，由於看好泰國的經濟前景以及其他種種原因，外資一直源源不斷地流入泰國，使其在存在大量經常項目逆差的情況下仍可以維持國際收支平衡。但是，1996年泰國經濟發生了兩件重大變化：一是房地產泡沫破裂，金融機構出現大量不良債權，1997年年初泰國辦公樓的空置率達21%，位於曼穀商業區的房屋價格下跌了22%，1996年年底公眾對泰國金融機構的信心開始動搖，1997年後泰國更是一再出現嚴重的金融機構擠兌現象；二是出口增長速度急劇下降，由1995年以前的2位數下跌到1996年的-1.9%{1}。經濟形勢的惡化使外資對泰國的流入速度在1996年下半年開始明顯減慢。在這種情況下，泰國政府既難以提高利息率，也沒有貶值計劃，正處於左右為難的時候，一個重要角色——對衝基金登場了。對衝基金對實際盯住美元的泰銖發起了攻擊並最終迫使泰銖貶值，從中得到巨額收益。經過幾個回合的較量之後，泰銖失守，泰國金融危機爆發。
再以馬來西亞為例。在金融危機之前，馬來西亞持續的高增長是建立在高投資基礎之上的，而且大量投資集中於以電子元器件產品為主的生產部門，傾斜型生產結構的產品難以被國內市場吸收，迫使其不得不更多地依賴外部市場。1997年，國內消費需求隻占GDP的56%，而投資產生的需求高達43%；1987—1997年，出口占GDP的份額從63%上升到93%{2}。此外，馬來西亞的金融體製實質上是政府主導型的，使得對信貸項目的審查和風險評估都變成軟約束，造成了過度融資和信貸擴張。據統計，在金融危機爆發的1997年，馬來西亞國內信貸占GDP的比例大約為170%；短期外債急劇增長，從1990年的19億美元上升到1997年的149億美元，使其在外債中的比重從12.4%上升到31.6%。馬來西亞金融係統的缺陷還在於監管不力，導致大量資本外流，1997年外國直接投資為67.9億美元，1998年急劇減少為27億美元；同期短期外債從149億美元降至85億美元，這不僅直接影響了投資規模，也影響了投資信心，使1998年投資增長率為-43%，當年投資占GDP比重從上年的43%急降至26.7%，失去投資支持的馬來西亞經濟迅即陷入衰退。與此同時，國際對衝基金也沒有放過馬來西亞。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後，時任馬來西亞總理的馬哈蒂爾對金融投機家索羅斯如此唾罵，“我們花了40年建立起來的經濟體係，一下子就被這個有很多錢的白癡搞垮了。{1}”
除了共性原因外，各個國家也有自己獨特的國情，典型例子如印度尼西亞的權力腐敗。印度尼西亞拒絕民主改革，仍沿用家族式集權統治。權力製衡機製的缺乏導致權錢交易和權力腐敗。印尼總統蘇哈托有6個子女，長期以來，姐弟6人依靠蘇哈托總統這棵政治大樹大發“政治財”，其勢力已滲透到了印尼的電力、礦業、汽車、金融、石化、運輸、廣播、電視、通信、航空、木材、港建及餐飲13個行業，聚集了高達400億美元的巨大社會財富，其數額相當於印尼為了克服危機而接受的國際援助貸款的總和。在發展中國家中，印尼的權力腐敗和權錢交易已經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被西方政治評論家稱為“印度尼西亞現象”。權錢交易和權力腐敗使得社會的各種正常辦事渠道和辦事規程遭到破壞，市場經濟規則得不到遵守，這不僅影響著公平競爭，製約著經濟發展，長期積累的結果，還必然會使經濟矛盾、政治矛盾和社會矛盾相互交織，最終導致危機的總爆發。
2. 日本、韓國
中國香港證監會原主席沈聯濤曾撰文指出，危機的根源不在泰國，而在日本{2}。作為亞洲最大的經濟體及世界第二經濟大國，日本一國的GDP就超過亞洲其他國家的GDP總和，其金融資產則相當於亞洲其他國家的2倍左右，貿易量約占東亞的五分之一。日本試圖擺脫通貨緊縮的努力導致了東亞經濟泡沫的產生，其對銀行海外貸款的撤回則使亞洲經濟陷入了嚴重衰退。
從20世紀70年代後期起，日本開始構建其全球供應鏈。首先從亞洲各國獲得原材料，隨後又購買廉價零部件，而將成品主要銷往美國，然後是歐洲及世界其他地區。製造業供應鏈的擴展有時又被稱為“飛雁模式”，而日本正如領頭雁，隨後是“四小龍”（韓國、中國台灣、中國香港和新加坡），再之後是“四小虎”（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最後是中國內地。這一係統的缺陷在於供應鏈網絡有美元和日元兩種貨幣標準。
1985年後，日本為刺激其經濟複蘇，同時避免日元被過高估值，大量推出日元外國直接投資、銀行貸款和債券投資，包括以日元計的官方援助和貸款。正是日本銀行貸款和大量日元外流，為東亞經濟泡沫與隨後的1997年金融危機創造了條件。1995年3月20日至4月19日，日元對美元彙率在達到80∶1的峰值後開始貶值，日本銀行開始利用日元走低的態勢來回收其海外貸款。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國際清算銀行的數據顯示，1996—1999年，日本銀行在5個發生危機的國家減少了474億美元貸款，1995—1999年，在東南亞地區總共減少1925億美元貸款（大部分在新加坡和香港）。正是日本銀行的撤貸，製造了東南亞的急劇信用緊縮，成為東南亞金融危機的重要導火索之一。
金融危機在韓國的爆發，始於市場對韓國信心急劇下降。20世紀90年代初，韓國金融市場對外開放，在良好的經濟發展預期下，外國銀行的貸款大批進入韓國。韓國銀行也從國外借入低利率的貸款，然後發放給國內的客戶。1994—1996年，韓國對外負債達450億美元{1}。1997年10月底，韓國外債總額為1100億美元，其中三分之二在一年內到期，當時韓國外彙儲備隻有300億美元。韓國銀行所欠外債占總債務的三分之二。此時，由於海外投資者對韓元彙率存在貶值預期，韓國債券在國際市場上的利率也上升，韓國金融機構在國際市場上融資成本大大提高，海外投資者也不願意繼續借錢給韓國的銀行，韓國銀行資金周轉出現困難。與此同時，在韓國的外國投資者開始撤資，尤其是短期貸款，而本國居民則紛紛繼續轉成外彙資產。韓國陷入外彙的流動性陷阱，外債總額高達1000多億美元，其中短期債多達650億美元，到1997年年底還本付息額即達200多億美元，使得韓國陷入金融崩潰的絕境。
3. 美國
由於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韓國等亞洲新興國家都實行本國貨幣與美元掛鉤的盯住彙率製，對外貿易也多用美元結算，所以金融體係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元價值波動的影響。
20世紀80年代中期，時任美國財政部長的詹姆斯·貝克為減少經常收支赤字，推行美元貶值政策，這就有了1985年的廣場協議，由此帶來長達10年之久的美元貶值過程。僅從1994年3月到1995年3月，美元兌日元貶值21.7%。美元兌國際主要貨幣基本上都在1995年達到了最低值。在這一形勢下，與美元掛鉤的亞洲新興市場國家貨幣也隨著貶值，他們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就很有競爭力，出口快速增長優勢格外明顯。麵對巨額的國內投資資金需求，這些國家的企業和銀行更傾向於選擇借外幣而非本幣；同時，市場預期泰銖、盧比和韓元貶值具有較大可能性，由於彙率不是絕對固定和“風險溢價”效應，同一借款者對泰銖、盧比或者韓元應支付的利率比美元、日元的利率要高一些{1}。在這些新興市場國家的資本市場中，外彙既有需求，又有供給，一時呈現供銷兩旺之勢。然而，此時，危機已在資本市場中潛伏。
從1995年西方七國協議開始，美元又轉而升值，克林頓政府公開支持強勢美元政策，當時來自華爾街的最大投資銀行之一高盛公司的羅伯特·魯賓出任財政部長，他認為美元堅挺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因此不遺餘力地堅持執行。1995年4月19日，美元兌日元的彙率在1美元兌79.85日元的最低點後開始上升。在西方各國政府的共同努力下，1997年5月，美元兌日元升值了55%，兌馬克升值了30%。由於形勢發生顯著逆轉，使與美元掛鉤的亞洲新興市場國家貨幣兌日元等也相對升值，亞洲國家國內通貨膨脹率上升，生產的商品價格上漲，相對於日本及其他地區來說，產品競爭力受到削弱。作為出口增長率大幅度下滑的結果，1996年，這些國家大多出現嚴重貿易赤字。大部分亞洲國家1995年出口都比上年增長20%～30%，但到1996年僅比上一年增長很少幾個百分點{2}。另據統計，除中國和日本外，亞洲整體出口增長率從1994年的20%劇降到1996年的4.3%。其中韓國從26.3%下降到8.4%，馬來西亞從20.1%下降到10.1%，泰國從24.2%下降到3.3%{3}。
1996年，泰國經濟學家阿裏申·沈曾經對泰國實行的彙率製度提出警告說，在明顯的國內需求不足和出口大幅度下滑的情況下，放寬彙率浮動限製及改變一籃子貨幣的組成結構將是合理的。但是，由於當時泰國表麵上的經濟形勢仍不錯，泰國中央政府並沒有意識到大量外資進入的潛在危險。本幣貶值雖然可以促進商品出口，但亞洲國家貨幣長期盯住美元的彙率安排已經形成一種慣性，各國政府都不願意輕易采取貨幣貶值措施。
4. 國際金融投機者
國際遊資，也稱熱錢，是一種遊離於本國經濟實體之外、承擔高度風險、追求高額利潤、主要在他國金融市場做短期投機的資本組合。根據巴塞爾國際清算銀行和世貿組織的一份統計資料顯示，全球貨幣日平均交易量曲線自1983年以來一直呈大幅度上升趨勢，由1983年的平均每天不到200億美元上升為1998年的每天超過1.2萬億美元，而其中因商品和勞務所需的每天交易量隻有250億美元{1}。這些國際遊資數額巨大，投機性強，與當地政府和當地民生毫無關係，隨時都可以“落井下石”危害各國經濟。這股超越國界的力量，對國際經濟金融秩序提出嚴峻挑戰。金融投機者通過操縱這些國際遊資成為國際炒家，對亞洲金融危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喬治·索羅斯是世界最著名的金融投機商，同時也是亞洲金融危機期間被談論得最多的投機商，以至於很多的普通民眾甚至認為就是他引發了亞洲金融危機。從1995年起，泰國“地產泡沫”開始破裂，銀行呆賬、壞賬大量增加，出口增長率銳減，國際收支失衡，經濟危機的跡象初露。泰國經濟猶如流血的動物，其血腥味馬上引來以索羅斯對衝基金為代表的國際金融投機者這些大鯊魚的狂熱。1997年1月30日，泰銖開始受到精心組織的進攻；此後，攻擊不斷升級。5月，投機者從泰國商業銀行借來170億泰銖，到新加坡金融市場拋售，對泰銖發起了大舉進攻。泰國央行為了進行貨幣保衛，在很短的時間裏，就把泰國不多的外彙儲備用了進去。
在泰銖波動的影響下，菲律賓比索、印度尼西亞盾、馬來西亞林吉特相繼成為國際炒家的攻擊對象。8月，馬來西亞放棄保衛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堅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衝擊。雖然印度尼西亞是受“傳染”最晚的國家，但受到的衝擊最為嚴重。10月下旬，國際炒家移師國際金融中心中國香港，矛頭直指中國香港盯住彙率製。1998年8月初，在美國股市動蕩、日元彙率持續下跌之際，國際炒家對香港發動新一輪進攻。恒生指數一直跌至6600多點。中國香港特區政府予以回擊，金融管理局動用外彙基金進入股市和期貨市場，吸納國際炒家拋售的港幣，將彙市穩定在7.75港元兌換1美元的水平上。經過近一個月的苦鬥，使國際炒家損失慘重，無法再次實現把中國香港作為“超級提款機”的企圖。國際炒家在香港失利的同時，在俄羅斯更遭慘敗。俄羅斯中央銀行8月17日宣布年內將盧布兌換美元彙率的浮動幅度擴大到6.0～9.5∶1，並推遲償還外債及暫停國債券交易。9月2日，盧布貶值70%。這都使俄羅斯股市、彙市急劇下跌，引發金融危機乃至經濟、政治危機。俄羅斯政策的突變，使得在俄羅斯股市投下巨額資金的國際炒家大傷元氣，並帶動了美歐國家股市的彙市的全麵劇烈波動。如果說在此之前亞洲金融危機還是區域性的，那麼俄羅斯金融危機的爆發，則說明亞洲金融危機已經超出了區域性範圍，具有全球性意義。1998年年底，俄羅斯經濟仍沒有擺脫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