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月後的這一次回國，卻是陶姮首先向丈夫提出的。丈夫驚訝得瞠目結舌，她就娓娓道來地向丈夫講了一件事情。丈夫聽罷，當即表態：“是應該回去。早就應該專為那件事回去一次了！”
於是第二天，夫妻雙雙向大學請假。丈夫預料，批假不會那麼順利，她也想到了這一點，將請假事由寫在了紙上，結果順利得不能再順利。正如中國話所說——一路綠燈。
陶姮的請假書，成為該校有史以來最長的一份請假書。三千餘字，親筆用秀麗清新的英文寫的……
那是一件三十五年前的事。確切地說，是1975年的一件事。當時中國還處於“文革”時期，而陶姮才十三歲。那一年她的父母已從中國的“教育戰線”被“掃地出門”八年多了。“文革”伊始，她的父母就因為是“黑線人物”被打入了“另冊”，八年中不斷轉移勞改地，最終被遣送回了她母親的原籍。一般來說，對於是夫妻的“黑線人物”，往原籍遣送那也首先考慮往男方的原籍遣送。但她父親出生在香港，便隻有將他們夫妻往女方的原籍遣送。父母往哪兒去，自己跟向哪兒，對於十三歲的陶姮，沒有另外任何一種選擇。起先是父母輪番抱著她背著她轉移勞改地，年複一年，後來自己漸漸就能跟著父母走了。當年她父親的罪名是“特嫌”，在所謂“黑幫”分子中，尤其是萬劫不複的罪名，甚至在“另冊”的人都避之唯恐不及。“走資派”是在“路線鬥爭”中站錯了隊，還有經過批鬥和改造，重新站回到“紅線”的可能；“右派分子”還有熬到“摘帽”那一天的盼頭；曾經的地主富農，隻要不亂說亂動，也隻不過就是被視為“死老虎”；而壞分子性質上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特嫌”卻是和“現行反革命”的罪行性質同屬一類的。“現行”就是現在還有行動，“嫌”在當年差不多就等於“是”。陶姮就是伴隨著這樣的父母，在經常轉移勞改地的過程中，從五六歲一晃成長到十三歲的。她的眼，從小見慣了父母所受的種種淩辱，也見慣了人間種種悲慘又冷酷無情的事情……
母親的原籍是南方某省一個有八九百戶人家的農村。在當年的中國，算得上是一個大大的農村，是鄉政府所在地，有小學還有中學。那小學中學，都是新中國成立前陶姮的外祖父發起集資創辦的，她外祖父是科舉終年的舉人，那以後科舉製度就廢除了。為了創建村裏的小學和中學，她外公將家產折賣了十之七八。她外公家確實曾是村裏的首富，他雖然被擁戴為中學校長並兼著小學校長，家境卻隨之降低得幾近於清貧。陶姮跟隨父母在村裏落戶不久，某日村裏同時進行了兩件事：一是慶祝“文化大革命”取得偉大勝利九周年；二是把她外祖父的墳墓給掘了，並當場將骨骸用鋤頭砸碎，攪拌進糞堆裏了。接著開了一通批判會。在批判會上，她的外公被眾口一詞說成是“假善人”。更有甚者，一個既是中學“革命委員會”委員又是語文老師的男人，瞪著她的父母嚴厲地問：“知道為什麼以前沒有動‘假善人’的墳墓嗎？”——站在台下第一排的她的父母，此時才敢於抬起頭來，都默默地搖頭。
那男人大聲說：“因為早料到了你們總有一天會被遣送回來，就是要當眾掘給你們這些孝子賢孫看的！”——他的左臉有一大片紫痣。
陶姮一下子便記清了他的樣子。正如常言所說的，“扒了皮也認得出骨頭”。
那天，陶姮的母親一回到騰給他們一家三口住的小破屋裏，對她父親開口說的第一句話是：“這麼活著，還不如幹脆死了算了！”
父親便長歎一口氣說：“是啊，我也這麼想的。但如果我們真死了，女兒更可憐了。”
於是母親一下子緊緊摟抱住她悲哭起來，不敢哭出聲，怕被人聽到。
陶姮卻沒哭，也沒流淚。
她暗想——世界上不可能有一件事是永遠也不會結束的。自己才十三歲，熬得到那一天的。熬到了那一天，她就會看到一些自己所憎恨的家夥反過來低頭認罪了……
令她的父母和她自己都沒想到的是，村裏掌權的一些造反派們，居然命令式地要求她去上學。他們的說法是：“你們的女兒必須接受學校裏的紅色影響。那她的一生還有救，也許還可以爭取成為無產階級的人！”
於是陶姮得以入學。雖然自幼失去正常享受教育的機會和權利，但她那是高級知識分子的父母充當起了有水平的老師，使她開智甚早，才十三歲，卻將初三各科都已學通。學校起初是不了解這一點的，讓她插在初一的一個班。那個班的班主任，正是左臉有一大片紫痣的語文老師，竟然也姓陶。
陶姮很快便成為那個初一班級裏學習成績拔尖的學生，又很快成為全體初一年級學習成績各科第一的學生。起先第一過的一些孩子，嫉妒了一陣子，對她同仇敵愾了一陣子，後來見她並不因此而傲視他們，不知怎麼一來，又暗中成了她的朋友。
孩子之間互相放棄嫌惡，成為朋友，比大人之間容易多了，也自然多了。那些學習好的學生中的幾名男生，甚至以保護她不受欺辱和傷害為己任了。他們對她的同情和保護，像陽光照耀進她的心田。也使她更加堅信，一切惡事都將結束的那一天肯定是會到來的。
陶老師認為她不應該再是初一的學生了，建議學校讓她跳級到初三去。學校還為此開了一次會，會上有別的幾位老師對陶老師的建議大加批判，他們說：“你別忘了陶姮她是什麼階級的後代！她外公早年間是典型的封建地主階級人物，她父母都是留過洋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她是雙料的反動階級的後代，讓她跳級，等於是對全校出身於貧下中農家庭的學生的精神打擊！那是絕對不行的……”
陶老師反駁道：讓她繼續留在初一，一直成為全體初一年級各科第一的學生，難道就不是對出身好的學生們的精神打擊了？
分數是老師判的，你為什麼總給她判那麼高的分？！
她題題都對，不給她判100分，那你讓我怎麼給她判？
還有卷麵分！還有格式分！難道哪方麵都不能扣去幾分嗎？
她卷麵清潔！她格式規範！反正我是找不出理由扣分的！
陶老師就出示她的卷子給對方看，以證明自己判得公正。
孰料一位老師還真的從她的卷子上看出問題來了，指點著質問：“這裏，這裏，還有這裏，這三道代數題，全都少一個解題步驟，衝這點就該扣分！一道扣五分，那100分也變成85分了！”
陶老師急赤白臉地說：“我認為對她這樣一名學生，那個步驟是完全可以省略的！”
一位老師強詞奪理：“省略？還完全？誰知道她那結果是不是抄別的同學的呢？有她的解題草稿證明肯定是她自己解出來的嗎？”
陶老師自然拿不出陶姮的解題草稿，他不禁拍了一下桌子：“抄別的同學的？她在全年級甚至可以說在全校學習最好，能抄誰？隻有別的同學抄她的份兒！”
主持會議的女老師終於開口了，板著一副正義化身似的麵孔，語氣極為嚴肅地指斥：“陶老師，我提醒你不要忘了，你不但是一位老師，還是校‘革命委員會’的委員！你的做法當然那就等於——長資產階級後代的威風，滅貧下中農後代的誌氣！怎麼，同誌們批評得不對啊？姑且不論數學了，再說作文吧。作文有標準答案嗎？沒有吧？連沒有標準答案的作文，你都要次次給她優上，你究竟怎麼想的？我看同誌們不但批評得對，還不夠刺刀見紅呢，還沒挖到你的思想根源！依我看，是你頭腦中那一條階級的紅線畫歪了，體現在給分情況上隻不過是表麵現象。一個人頭腦之中的階級紅線畫歪了，那他對人對事的一切立場也就全是錯誤的！他的每一言每一行也都必然大成問題！”
陶老師張張嘴，分明欲分辯，致使對方又拍了下桌子。
“你不要再辯解了！我還要提醒你一句，別忘了你自己又是什麼出身！”
陶老師的父親1949年以前在省城教育廳當過科長，這是他的軟肋，別人無意間觸碰到了都會令他全身的神經頓時緊繃起來，何況是在開會之時被校“革命委員會”主任拍著桌子大加訓斥！如果不是由於他在“文革”中與父親劃清了階級界線，脫離了關係；如果不是由於他畢業於師範學院；如果不是由於他寫批判文章的能力強（每可達到揮筆成章的水平），按他的出身，連分到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大村的中學當老師的資格那也是不具備的，更不要說當上一名“革委會”委員了。盡管他一向言行謹束，其實還是有不少人背地裏議論他是混入“革委會”的，應該及時將他清除出去……
那次因陶姮開的會，最終以責令陶老師寫一份深刻的檢討而結束。
陶老師們集中在教研室開會之時，一個正在操場上體育課的班級獲得了十分鍾自由活動的時間，於是使這個班級的幾名學生有機會偷聽到了教研室裏的會議內容。那幾名學生傳播給另外幾名學生，另外幾名學生傳播給更多的學生，最終由那些暗中與陶姮結下了友好關係的學生告訴了她。但他們告訴她的情況，已經與教研室裏那次會議的實際情況大相徑庭了。
即使你今後的作業尤其是考試沒有錯誤，那陶老師也不會再給你滿分了！他一定會雞蛋裏挑骨頭地硬找出毛病扣你分的！特別是作文，他再也不會給你優上了！——陶姮聽到的是諸如此類的話。自然，那幾名同學是同情又憤憤不平地說的。
在當年，女人一旦掌權並且“左”起來，往往“左”得比同樣的男人可怕多了。而大人們，本應是比孩子們更具有同情心和正義感的，在當年卻又完全不是那樣。在當年，許多許多大人像是邪教徒了。也不過隻有少數的孩子，表現出人所本能的同情心和正義感。對於陶姮，那實在是不幸中的萬幸……
陶姮聽了幾名和她暗中友好的同學的話，愣了一會兒，仿佛不在乎地說：“隨便他怎麼樣。”
其實她不是對分數一點兒都不在乎，而是很在乎。因為分數，隻有分數，某些情況之下，對她的尊嚴能起到微小的，甚至意想不到的維護作用。
期末考試後，放暑假前的一天，她在她家住的那間東倒西歪的小破泥草房附近看見了陶老師。她猜不到陶老師為什麼會出現在她家附近。其實陶老師已經在那兒轉悠好一會兒了，為的是也看見她。她剛從屋後的山上下來，背著一小捆在山上撿的幹樹枝，用野蒿擰成的草繩捆著，雙手攥著草繩的末端。
她一看見陶老師，暗吃一驚，手一鬆，幹樹枝散落於背後。如果有人嗬斥她“盜竊集體之物”，那罪名盡管小題大做，對於她卻也是能夠成立的。在當年，山是集體的山，地上長的一草一木，理論上全都歸集體所有。村中有個老地主，隻因為在河裏發現了一條被水禽啄傷、半死不活地漂在河麵的巴掌那麼大的魚，撈起撿回家，偷偷燉了鍋湯，還被召集百多人的大會批了一通呢！
陶老師四下望望，確定周圍沒人，快步走到她跟前，替她歸攏了幹樹枝。接著，他撿起了草繩……
她看出他是想替她紮捆，奪下草繩說：“不用您，我自己來。”
她並沒說出謝意。事實上，她的話明顯有種排斥的意味。彎下腰自己紮捆時，聽到陶老師結結巴巴地說：“陶姮啊……我……那個……就……就是你這次考試的作……文……其、其實呢……”
她又將樹枝背起，瞪著陶老師的臉問：“老師，您到底想說什麼？”
她看出陶老師臉上那片紫痣，分明是更加紫了。
陶老師越發結巴地說，他希望她知道，他覺得她這次的作文那也還是寫得不錯的。寫一些孩子愛護一窩小鳥的事，起碼他是喜歡的。分數嘛，隻不過是分數，希望她不必太計較，他有他的難處，更希望她能理解……
陶老師是能說會道之人，從沒結巴過的。
她低聲說：“我能正確對待。我早就能正確對待好多事了。”
說完就走。
她忽然想到了一條毛主席語錄：“假的就是假的，偽裝應該剝去。”
……
那一個暑假，確切地說，是1976年的暑假，她和那幾名暗中與她友好著的同學經常偷偷在一起玩。盡管得避開某些“特革命”的大人們的眼才能聚在一起，卻終究還是玩得較為開心的。酒能使男人和男人間更講義氣；兒女能使女人和女人之間更快地找到共同話題；而玩能使孩子和孩子之間的友誼鞏固。
9月份開學後，村路上出現了一種當年司空見慣的情形——從小學生到初中生，成群結隊地拖著竹子或扛著竹子或抬著一根竹子去往學校。那是南方生長得最多的青竹，也是用途最廣的竹。在一個普通的農民手中一年到頭沒點數過幾次錢的時代，上學了的孩子們，隻得用自家房前屋後的竹所賣的錢來交學費。一根成竹也就是杯口般粗的竹，可以賣五角錢。細一些的賣三角錢。再細的賣兩角錢。每到要交學費的月份，村路上一向會出現以上那一種情形。在學校附近，專為賣竹的學生們設立了收購點兒。一、二年級的小學生，還是要由家長代他們去將竹賣了的。三年級以上的學生，竹粗人瘦的話，便隻有將竹拴根繩在地上拖。五、六年級的學生卻寧願兩個人抬一根，那樣走得快。而初中生們，則差不多都是一人扛一根，並盡量裝出輕鬆的模樣，以顯示自己是有把子力氣的；連女生也不例外。當年小學生每學期的學費是三元，中學生每學期的學費是五元。許多農村裏不正規的學校，學費會低些。而那村是個大村，學校上了規模，定為正規學校，學費按縣城裏學校的標準收。
陶姮的父母都已經沒有了工資。起先在不同的地方勞改時，每月各自還有十來元生活費的。自從被遣送到風雷村，連那十來元也取消了，得靠掙工分才能吃上飯。父母的身體都不太好。尤其母親，被押送到風雷村後，連精神有時候也似乎不怎麼正常了。何況，他們從沒幹過農活，幹農活時的笨拙勁兒，比半大的農村孩子還不如。靠他們掙那點兒可憐的工分，一家三口是會餓死的。幸虧父親對一家的苦難處境是有長期思想準備的，在還有點兒生活費的那幾年，硬是口挪肚攢地存下了七八十元錢，縫在一件衣服的兜裏。一說又要轉移勞改地，別的什麼東西都顧不上，首先找出來緊緊抓在手裏的便是那件衣服。實際上，一家三口來到風雷村以後，主要是靠那點兒錢才得以繼續活著。陶姮心中有數，那點兒錢肯定所剩無幾了。開學前，她接連做了幾次夢。夢到陶老師冷著麵孔伸手向她要學費，而她沒錢交，低著頭手足無措。她不忍心向父母伸手要學費，有時甚至不想上學了。還有時，甚至想一了百了，幹脆死了算了。她預料得到，如果自己真的死了，父母緊跟著就會雙雙自殺的。她明白父母其實是為了她才屈辱地活著。而自己也是為了父母還能活著，才同樣忍受屈辱地活著。
開學前那幾天，她還在夢裏偷偷砍過別人家的竹，結果被發現。在現場開起了她的批鬥會，父母也被拖來陪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