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苦難之境中，居然會有救星。救星是那幾名暗中與她友好往來的同學。他們勸她不必因學費而發愁，各自早已為她多砍了一根或兩根自家的竹。甚至，也不用她自己一根一根地往學校扛，他們代勞了。她心裏既感動又充滿溫暖，她想自己總得也為他們做些什麼，於是就在一本作業本的背麵負責記錄。誰又賣了第幾根竹，賣了多少錢，一筆筆記得一目了然。他們就索性將賣竹所得的錢交由她保管，並委托她一並交給陶老師。不消說，其中包括她的學費。
村路上學生“竹子搬運工”的身影日漸少了，終於有一天，竹與孩子並不形影相隨了。新學期開始，各班級各年級正式上課。
一天課間，陶姮像往常一樣，獨自坐在籃球架下的石條上，望著滿操場的學生跑跑跳跳，喊喊叫叫，或仨一堆倆一夥地說話。在學校裏她仍很孤獨。那是明智的孤獨。用現在的說法，是“自行邊緣化”。為了不使那幾名暗中與自己友好的同學受什麼“政治牽連”，也為了不給自己和父母惹什麼麻煩。那位校“革委會”主任的女人，即使在中小學生之間，往往也會發現“政治新動向”。十四歲的陶姮對她和唯其馬首是瞻的幾個老師，不得不防。在她看來，陶老師當然是他們一夥的。
正望得發呆，陶老師不知什麼時候走到了她身旁，向她伸出一隻手，好像被別人逼著似的說：“陶姮，你的學費也得交了……我知道……但今天，已經是學校限定的最後一天。另外八名同學，他們說……他們的學費也在你這兒……由你一總來交……”
最後的話，他說得不太確定，似有求證的意思。
陶姮愣了愣，反應迅速而強烈地回答：“我交了呀！”
與陶老師那種不太能確定的話相比，她的話說得極為肯定。
陶老師詫異了：“交了？交給誰了？”
陶姮不高興了，往起一站，抗議般地說：“交給你了啊！”
“交給我了？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
“昨天早上！在校門口！我碰到了你，就把我們幾個的學費交給了你。用手絹包著，有幾名同學是可以做證的……”
陶老師眯起眼，呆望遠處。望了半分來鍾，猶猶豫豫地說：“那……既然是你說的這樣……我……我再對對錢數和人數……”
他說罷轉身就走。走得急匆匆的，邊走還徑自嘟囔了句什麼。
而陶姮，一時氣得渾身發抖。怎麼能不氣呢？連自己在內九名同學的學費加上課本費雜費什麼的，五十多元啊！賣了一百多根竹的錢啊！五十多元在當年的農村，可是不少的一筆錢！沒有壯勞力的人家，辛辛苦苦幹一年，到頭來也不過僅能掙五十多元！那麼大的人了，才昨天的事，怎麼可以說忘就忘呢？真忘了還是假忘了啊！
然而下一堂的化學課，陶姮倒也沒太由於陶老師問她學費的事分心。她明明將學費交給他了，那是一個千真萬確的事實，而且有三名同學看見了。他們都是和她友好的同學，她相信他們肯定會做證的。再說他們也不太喜歡陶老師，因為他平時對學生的要求太嚴格。但她也沒怎麼用心聽課，在別人家孩子才上小學四五年級時，父親就已經將初一至初三的化學常識基本上對她講過了。父親曾是大學裏的化學教授，比這一所中學的化學老師講得有趣多了。她隻不過背著手端端正正地坐著，想自己一家以後的命運可能還會糟到什麼地步。想到傷心處，眼眶一濕，伏在了桌上。
不料下課後，守在教室門邊的陶老師叫住了她，陰沉著臉讓她跟他到教研室去一下。師生二人進入教研室，已有四位下課了的老師也回到教研室了。有的在喝茶，有的在看報。
陶老師坐下後，對肅立在自己跟前的陶姮說：“我又對著登記冊統計了一下錢數，還是少你們九名同學的學費和書雜費。不錯，昨天上午我是在校門口碰到了你，但你隻問我如果你不買課本行不行。我當時的回答是：‘沒有課本你怎麼能在學校裏學習呢？’是這樣吧？但是之後你絕對沒給我什麼用手絹包著的錢……”
“我絕對給了！”——陶姮大叫起來。
陶老師愣了愣，也提高了聲音：“老師是不會記錯的！”
“我也是不會記錯的！有同學可以為我做證！”
陶姮的聲音都發尖了。先進入教研室的，剛進入教研室的，每一位老師的目光都望向了她和陶老師。
陶老師就愣得發呆，良久說不出話來。
陶姮哭了。不但覺得委屈，而且認為清白無端地受到了懷疑，人格也受到了嚴重侮辱。
“憑什麼你說你是不會記錯的，我就非得承認是我記錯了！我有證人可以證明我當時把錢交給了你，你有證人證明我當時沒把錢交給你嗎？我明明把錢交給你了，你當老師的還朝我要，你就是成心欺負學生！今天我把話說清楚了，要錢沒有，要命一條！把我逼得沒法兒了，我就死在你家門口給全校的學生和老師看！給全村人看！我如果被你逼死了，即使我父母無法替我申冤，老天爺有眼，他也饒不了你的！”
陶姮宣泄著大喊大叫，憤怒地揮動手臂，輪番跺著雙腳。長期的屈辱，長期的壓抑，不，是長期的被壓迫感，在那一時刻，全麵地、總體地、驟然地爆發了！就像通常所形容的：“火山噴發了！”——也可以這麼說，十四歲的少女，當時歇斯底裏大發作了！她叫喊。後來，一屁股坐在地上，蹬踹雙腳號啕大哭。
那意味著是她對自己和父母以往所遭受的一切一切迫害的表現猛烈的總抗議。當然，也是第一次抗議。十四歲之前，她連那樣的意識那樣的勇氣也絲毫沒有。
陶老師半張著嘴，雙眼瞪得大大地看著她，驚駭的表情僵在臉上，身子也仿佛被澆鑄在椅子上，動彈不得了似的。他臉上那一大片紫痣，紫得發黑了，如同老茄子的顏色了。
一位女老師站了起來，一言不發地走到陶姮跟前，將她拽起，拉扯到了門外。
門關上後，她小聲對陶姮說：“別哭了，回家去。起碼我聽明白了，沒你什麼責任。有些公道，到時候還是會有些人願意出麵主持一下的……”
女老師的話，使陶姮內心裏那巨大的難以控製的宣泄情緒，總算平緩了一下。她走在回家的路上時，用各種解恨的話語，在心裏將陶老師詛咒了一遍又一遍。
進了家門，父母還沒回家。據父母說，他們這幾天跟村裏的些個“專政對象”在砍茶秧。當然，是在被監視的情況之下。村裏的幹部們一時覺悟不高，允許村民偷偷將幾畝農田栽上了茶秧，為的是可以用賣茶葉的錢解決一下缺少辦公費的問題。而所謂辦公費，又隻不過是迎來送往、吃吃喝喝的支出。此事被革命群眾向縣“革委會”揭發了，於是引起縣裏幹部們的高度重視，予以嚴厲批評，勒令限期將茶秧砍光。怕父母一回來看出她哭過，她趕緊洗了臉。擦臉時，目光不禁落在床頭唯一的一隻舊柳條箱上。柳條箱的四角全被老鼠啃破了，卻掛著把小鎖。一家三口每人有一把鑰匙，全都將自己認為還有點兒保存價值或重要的東西放在裏邊。陶姮那一把鑰匙總是掛在頸上，她俯身開了鎖，從中取出了一個小木匣子。包括自己在內的九名同學的學費和書雜費，在沒交給陶老師之前，便放在小木匣子裏。她那麼做，可以說是條件反射的促使。就好比大人懷疑孩子剛偷了什麼東西，而孩子將所有的兜都弄了個兜裏外翻，然後大聲說：看，我就這幾個兜，有嗎？！
但是當她打開小木匣時，傻眼了——手絹包著的錢竟還在裏邊！
怎麼會這樣！
她覺得自己全身的血液仿佛都不流動了，覺得連心跳也停止了。
如果……
如果這時候陶老師出現在麵前，那自己就是全身長一百張嘴也說不清了！即使出現在麵前的不是陶老師，是在教研室裏親眼看到自己號啕大哭起來的任何一位老師，自己也完了！就算出現在麵前的不是那幾位老師中的一位，而是幾名與自己暗中友好的同學中的一名，自己的下場也肯定會是身敗名裂、遺臭萬年的！他們是出於同情和正義才暗中維護她的，他們是認為她品行好才不顧她的家庭問題暗中和她成為朋友的——而現在事情變成了這樣，誰還能認為她品行好呢？
怎麼會這樣啊？！
但事情又確確實實變成了這樣！
不管是誰看到了此刻那些用手絹包著的錢居然在她手上，她也肯定將被視為一個極其卑鄙的人無疑！盡管她才十四歲！而且還會視她為一個極其善於表演的人！在教研室裏她的號啕大哭，盡管事實上是真哭，在別人看來那也肯定是逼真的表演了！
那自己還有臉活嗎？
隻有自殺！
那父母還活個什麼勁兒呢？
也隻有自殺！
想到以上一環套一環的可怕結果……不，那簡直可以說是可怕的下場啊！不但可怕，而且死了也沒人同情，隻會被說成是可恥的下場……她騰地從床邊站起，目光迅速巡視一番，拿起了窗台上的一隻空飯盒，將手絹包慌張地塞入飯盒，蓋好之後，夾著就往外跑。跑出家門，考慮到了什麼，返身又跑回屋，再抓起了一把鐮刀……
她一口氣跑到屋後山上，選擇了一棵最粗的樹，蹲下飛快地用鐮刀掘個坑，將飯盒埋入了坑裏。直起身後，再將浮土踩平，收集了些落葉蓋在上邊……
之後，這十四歲的少女在一塊山石上坐了下去，開始尋思事情怎麼會變成了現在這樣。漸漸地，她理清了頭緒。原來，和同學們一起賣竹子那幾天夜裏，她接連做過情形相似的夢，夢見在校門口或教室門外碰到了陶老師，主動地甚至有些高傲地將包括自己在內總共九名同學的學費交給了陶老師……
你不是幾次在課堂上強調——非貧下中農子女是沒資格申請免費的嗎？
我陶姮絕不會低三下四地苦苦哀求免費的。
你看，我交得起學費！
這樣的夢做了幾次之後，在她頭腦中，夢境於是“變成”了事實。或者這麼說，當陶老師伸手向她要學費時，深深印在她頭腦之中的那深刻的夢境，條件反射地促使她立刻就這麼回答了一句：“我交了呀！”
這十四歲的少女，當時自然是並沒想到“條件反射”四個字的。但一點兒也不影響她終於尋思明白了這麼一點——原來是自己將夢裏的情形和事實搞混了……
接下來她不得不苦苦尋思的是——事情已然變成了這樣，那我究竟該怎麼辦？尋思了半天，卻並沒尋思出一個自己比較滿意的辦法。而她比較滿意的辦法那就是，既足以保護了自己的品行不受懷疑，又不至於昧著良心使陶老師替自己背上黑鍋。主動承認自己記錯了，當然也就全沒陶老師什麼事了。但誰又能相信自己確實是記錯了，而不是原本打算貪汙了同學們辛辛苦苦賣竹子所得的學費，隻不過在陶老師的“審問”之下才不得不放棄卑鄙可恥的企圖呢？那是一個全社會都相當一致地習慣於有罪推斷的年代。不論什麼人，如果不幸和“壞”字、“罪”字或“卑鄙”之類的字詞發生了幹係，隻要有幾個人甚至一個人帶頭堅持認為他或她肯定是有罪的，起碼是企圖犯罪的，那麼許許多多的人都會將那不幸之人視為過街老鼠，人人喊打。陶老師肯定是一個堅持認為她罪名成立的人無疑了，估計那八名和自己暗中成為好朋友的同學，也會認為她玷汙了他們對她的友情，而他們看錯了人。
她轉而又這麼想——陶姮，你為什麼坐在這兒苦苦尋思，尋思來尋思去的，非尋思出一個對陶老師也有利的辦法不可似的呢？事情明擺著，如果對他有利了，對你自己肯定就是一場災難了啊！他如果是個還不錯地對待過你的人，你倒也值得替他考慮。可他對你是多麼的不公正啊！作為老師，他甚至非昧著良心雞蛋裏挑骨頭，硬是從你的作業和考試卷上挑出根本不是錯誤的錯誤，於是仿佛理所當然地降低給你的分數。他那麼做之前替你考慮過嗎？在乎過你的感受嗎？他那麼做就不“壞”就不“卑鄙”就不“可恥”了嗎？進而，她又聯想到了陶老師在批鬥大會上當著自己一家三口所說的那些惡狠狠的話。他當時的樣子，以及他當時所說的某些話，直到那一天，仍像一根根釘子釘在十四歲的少女心上。
當這少女下山時，她已經決定了堅持將那些學費交給了陶老師的說法。哪怕刀架在脖梗上也不改口。勸她離開教研室的那位女老師不是顯然地相信了她的話嗎？這對她有利。隻要采取一種寧死不屈的堅持態度，事情的結果將肯定對自己更有利。至於陶老師，見他媽的鬼去！誰叫他是一個壞人呢！十四歲的少女經由自己一家的命運，總結出了一條區別好人和壞人的經驗——凡是對命運被踢入悲慘之境的人麻木不仁、毫無同情心者，都隻不過勉強算個人，卻絕非好人。而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為了爭取到什麼利益而不惜加重別人悲慘命運的人，當然是從裏壞到外的百分之百的壞人！對壞人怎麼樣那是談不上昧良心不昧良心的！她要替許許多多她這樣命運的孩子，她父母那般命運的父母懲罰懲罰壞人。有機會能夠懲罰一個，為什麼不懲罰？
當她二次進入家門時，父母已經回到了家裏，都背靠一麵牆肅立著。除了父母，還有兩個男人。一個是學校負責保衛工作的副校長，也是“革委會”成員。另一個是縣教育局的什麼人物，在開學典禮上，代表縣教育局“革命委員會”到學校來講過話的。
破家裏雖然東西少得可憐，但還是被翻得亂七八糟。連枕頭和被褥也被拆開了。她明白，那兩個男人對她的家進行了徹底搜查。
十四歲的少女絲毫也沒表現出忐忑不安的樣子。一則那是她自幼便見慣了習慣了的事，二則她內心裏已經樹立了一種“正義信念”。起碼她自己認為是正義的。
縣教育局的幹部上下打量著她問：“你就是陶姮吧？”
她默默點了一下頭，默默站到了母親身旁。但並不像父母一樣垂著雙臂低著頭。相反，她將腰挺得格外直，昂著頭，下巴微微翹起，睥睨著兩個大男人。
副校長問：“陶姮，你幹什麼去了？”
她立即回答：“到河邊去了。”
她想她不能說到山上去了，萬一他們組織人搜山呢？五十多元錢的事，在如今是屁大點兒的事，在當年可是非常嚴重的一個事件。當年有些僅僅挪用了二十幾元公款的人，那還被判了三五年不等的刑呢！何況那五十幾元錢關係到九名學生的學費和書雜費。
副校長又問：“剛放學不久，拿著鐮刀到河邊去幹什麼？”
“想砍些柳條。”
她平平靜靜地回答。那一時刻，十四歲少女的應激反應被空前機智地調動了起來。如同阿慶嫂，剛回答了上句，下句便已成竹在胸了。句句回答得嚴絲合縫，滴水不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