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教育局的幹部迅速地接著問：“砍柳條幹什麼？”
他以為他問得那麼迅速，如果她是在撒謊，定會被問得張口結舌。
十四歲的少女抬起一隻手臂，指著被翻得見底的柳條箱說：“我家柳條箱被老鼠啃了那麼多洞，我想用柳條把那些破窟窿補上。”
副校長緊接著問了兩個字：“你會？”
她說：“毛主席教導我們：‘實踐出真知。’任何人做任何事，都必將有個從不會到會的過程。我爸媽以前還不會幹農活呢，他們現在不是漸漸地在幹中學會了點兒嗎？我已經十四歲了，對於我，不應該再把自己當小孩兒了。毛主席又教導我們：‘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我要從現在開始，在農村這個廣闊的天地裏，學會做種種我以前不會做的事。”
教育局的幹部緊接著又問：“那為什麼空手回來了？”
她說：“看到了一條蛇盤在柳樹枝上，這麼長，這麼粗，嚇得我不敢在河邊了……”
兩個男人交換了一下眼色，縣教育局的幹部一擺頭，他們先後走了出去。
而陶姮，緊跟在他們後邊去關門。她從門縫看見也聽到了，縣教育局的幹部剛走兩步站住，問副校長：“你怎麼認為？”
副校長囁囁嚅嚅地說：“我覺得，不太可能是……陶姮想要昧了那筆……”
縣教育局的幹部說：“那還用說？當然不可能！我指的是，你對陶姮這名學生有什麼看法？”
副校長張張嘴，什麼話也沒說，想必是不敢輕易發表看法。
縣教育局的幹部卻說：“我倒是覺得，咱倆剛才，有點兒像《沙家浜》‘智鬥’那場戲裏的胡傳魁和刁德一……”
副校長卻說：“胡傳魁對阿慶嫂當時還講那麼點兒義氣，從我這方麵而言，對陶姮一家絕沒什麼義氣可講。不論我們學校還是我們村的幹部，在大的政治原則問題上，那是從來也不含糊的……”
縣教育局的幹部大聲打斷了他：“得啦得啦，別淨扯些不三不四的！我認為，陶姮這一名女生，很是與眾不同。才十四歲，你看她那種從容鎮定的模樣，比不怕事的大人還不怕事！今年是哪一年？”
“今年……1976年……”
“‘文革’進行幾個年頭了？”
“可能……十年了……對，十年都多了……”
“虧你還知道今年是1976年，虧你還知道‘文革’已經進行十年多了！同誌，政治鬥爭更激烈了！各條戰線都更需要政治典型了！我看陶姮就是一個值得樹立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要是連她都成了那樣的典型，那就等於為‘文革’立了一大功！你們要盡快將陶姮樹立成那樣的典型！誰有什麼異議，就說是縣教育局的指示！”
副校長諾諾連聲地聽了一通訓後，跟隨在縣教育局幹部身後，一步三回頭地走了。這使陶姮未免奇怪，不明白副校長為什麼回望她的家門。然而縣教育局那位幹部的話，對於她如同服下了一顆藥效極快又極強的定心丸。她暗想：看來事情往下的發展對我更加有利了。
這十四歲的少女，從那一天開始善於審時度勢了。
她剛從門口退開，母親首先走到了她跟前，心有餘悸地問：“女兒，告訴媽實話，你究竟在學校闖了什麼禍？”
她若無其事地回答：“媽，我發誓，我絕對沒做任何招惹他們到家裏來搜查的事。”
她竟能把話說得很令人安慰。
“那他們為什麼來？”
“不是快過‘十一’了嘛，也許是按照要求，例行公事唄。”
父親也走到了她跟前，狐疑地問：“你在門口站那麼久幹什麼？”
她說：“他們站在不遠的地方說話，我想聽聽他們說些什麼。”
父親走到門前，彎下腰，也將臉貼在門縫朝外望了一眼，轉身又問：“聽到了？”
她點一下頭。
“說了些什麼？”
“他們說，應該把我樹立成‘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
父親就又走到她跟前，一下子將她緊緊摟在懷裏，好像馬上有人要來將她從家裏拖走似的，頓時流下淚來，無奈而悲愴地說：“她媽，他們這是要從感情上和咱們爭奪女兒啊，那咱們怎麼爭得過呢……”
結果母親低聲哭了。
而她發誓般地說：“爸，媽，你們都放心好了，我永遠是愛你們的女兒。不管是誰，哪怕他說得天花亂墜，也休想從感情上把我和你們分開。”
她從父親懷裏掙脫了，走到床那兒去，往柳條箱裏收拾東西。
父母對視一眼，隨即一齊望著她，都吃驚他們十四歲的女兒口中，怎麼一下子說出了大人話？而且說得不動聲色。
正是從那一天起，十四歲的陶姮，與她的少女時期告別了，如同在思想上破瓜。
副校長回頭望她的家門自然是有原因的。那位副校長與陶老師長期不和。他出身比陶老師好，卻不如陶老師那麼有才。確切地說，陶老師那種揮筆成章寫大字報的能力，是他這輩子也難以具有的。有才的人，總是難免被嫉妒的。嫉妒陶老師的老師不少，那位副校長是嫉妒得最公然也最厲害的一個。其實陶老師也不值得多麼嫉妒，因為對陶老師的政治原則是早已內定了的，即“隻可利用，不可重用”。但是在當年，許多有這樣的才能或那樣的才能的人，不敢癡心妄想被重用，隻不過希望被偶爾利用一下，那也是沒有資格的。縣裏有次派人到學校考察幹部，對那位副校長的結論中竟有這麼一句：“政治上是位可靠的好同誌，遺憾的是能力不足。如果有陶老師一半的才華，那也可以繼續培養提拔。”這一結論的意思明擺著是，認為他沒有繼續培養提拔的前途了。也許人家並沒有這麼絕對的意思，而且也不是白紙黑字的正式結論。但那話一傳到他耳中，簡直要把他氣瘋了。從此以後，他對陶老師不僅心懷嫉妒，而且滋生恨意了。偏偏，少了五十多元學費的事，由他來負責處理。由他一處理，上升為案件的性質了。而既然連縣教育局的幹部都認為陶姮這名學生不可能昧了那五十多元錢，結論也就隻有一種了。想不到竟有由他來給陶老師做結論的這一天，他高興得都想唱歌。
他還是找了三名學生來了解情況。那三名學生竟是陶老師一一點出的。這對於陶老師就又很不幸了，因為他們都是與陶姮暗中要好的學生。他們似乎從副校長的詢問中品咂出這麼一種意思——事情基本上已經搞清楚了，陶姮一方是沒問題的，但仍需有旁證才能下結論。這三名學生的學費也在那五十多元之中，他們當然希望早點兒下結論。
一名學生說：“我雖然沒親眼看見，但我和陶姮一塊兒往學校走時，聽她說過那一天要把我們的學費給陶老師。”
另一名學生說：“我也聽她那麼說了。而且，在學校門口是陶姮主動叫住陶老師的。她一隻手一邊還往書包裏伸，我想她就是要掏出那五十幾元錢來……”
前兩名學生是女生，第三名學生是男生。
那男生說：“陶姮叫住陶老師後，他倆先進校門了。但是我等了陶姮一會兒，我親眼看到陶姮從書包裏掏出了用手絹包著的錢，並且一遞一接地交給了陶老師。我願意把我親眼看到的事實寫成證言……”
之後，那位副校長自然就該找陶老師談話了。那是一場就兩個人的談話，氣氛嚴肅得接近嚴峻，陶老師顯出忐忑不安的表情來。
“陶老師，那麼，隻得請你看看這個囉！”
陶老師看過那名男生寫的證言，臉上就淌下汗來了。
他說：“這……或者……也許真的是……可我確實不記得……那，我會把錢放哪兒了呢？”
“是啊，你把錢放哪兒了呢？”
“大概……是我一時大意，把他們九名同學的學費弄丟了……也不能說……完全沒有這種可能。副校長，您看這樣行不行？我寧願補上那五十多元錢，下個月就開始從我的工資裏扣好了……”
而副校長卻哧了一聲，不置可否地說：“先談到這兒吧。”
說完起身便走。
坐在椅子上的陶老師呆如石人……
隔日，第一節課的鈴聲響過了許久，老師才進入陶姮那個班的教室。但不是應該給他們上那一節語文課的陶老師，而是別的班的一位班主任，身後緊跟著副校長。
副校長宣布：陶老師已經沒有資格再當一位老師了，從即日起，由別的班的那位班主任暫時代理這個班的班主任。
那一節課的紀律空前地好，連平日裏慣於搞笑搗蛋的學生，也皆坐得端端正正。幾乎每一個同學，似乎都是在屏息斂氣地聽課。又似乎是被施了定身法，靈魂集體出竅，遊蕩向四麵八方去了……
放學時，一輛從縣裏開來的警車停在校門口，垂頭耷拉腦的陶老師，被兩名公安人員押上了警車。
許多同學目睹了那一幕，陶姮也看見了。
據說，陶老師哀求在他被押上警車之前，不要給他戴手銬；兩名公安人員沒理他的哀求……
在一個案件涉及一筆去向不明的錢的情況之下，主要當事人如果承認是被自己丟失了，表示願意從自己的工資裏扣，那其實也就等於承認是被他貪汙了。
當年，結果必定會是那樣。
那五十多元錢並沒從陶老師的工資裏扣。他既已從一位老師變成了一個貪汙犯，也就同時失去了當老師的那一份工資。五十多元錢，比他此前每月的工資還多二十元。五十多元錢，於是成了他家以後欠學校的債務。他家還有四口人：老母親，是社員的妻子，一個剛上小學一年級的兒子和才五歲的女兒……
那天，陶姮回到家裏沒吃午飯。晚上父母回到家裏時，見她躺在床上。她說她有點兒不舒服；父母以為她來例假了，既沒多問，也沒勉強她吃晚飯。
夜裏，她咬住被角，無聲地哭，淚水濕透了枕頭……
幾天後，代理班主任與她鄭重其事地談了一次話，嚴嚴肅肅地對她說，校“革命委員會”經開會研究，已內定她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了，希望她以後在各方麵都努力爭取表現得突出一些，尤其在政治方麵要有突出的表現。絕不可錯過機會，辜負培養……
從此，她成為班級裏乃至學校裏一名很忙的學生了。她開始被通知參加各種政治思想學習班了，也開始被要求寫大批判稿，在各種大批判會上發言了。她寫的大批判稿，代理班主任替她一稿兩稿地改不說，校“革委會”的頭頭們還要互相傳閱，各自勾改一番才能定稿。以至於連她自己也搞不清，自己登台所念的究竟算是誰寫的批判稿。
整個9月份，學校似乎不是學校了。三天兩頭地開批判大會，批林批孔、批宋江、批“幕後那個最大的走資派”、批“隱蔽在地下的翻案集團”……究竟批的是誰們，全校沒有一名學生能說明白。陶姮也不明白。由於根本不明白，反而全沒了半點兒有可能傷害到某個具體的、活在當世的人的心理障礙。寫那類批判稿，她隻當是在被迫練字；而登台讀那類批判稿，她隻當是在當眾“開嗓子”。“開嗓子”是村裏的一種普遍說法，即可著嗓子喊，據言對少男少女們的成長是有益的。否則，少男少女們變聲以後，男的也許會是公鴨嗓，女的說起話來則永遠的細聲細氣。那樣的大姑娘，一旦做了媳婦，豈不是要受婆家人的欺負？故，誰家的少男少女大哭大鬧、大喊大叫時，父母和鄰人們是不理不睬的，隻當那也是在“開嗓子”。
是的，陶姮每在台上激昂慷慨地大聲讀那類批判稿，並且一次次帶頭振臂高呼口號時，隻當自己是在“開嗓子”而已。
於是她聽到些誇獎話了。當麵聽到的誇獎話全是同學口中說出的，而老師們口中說出的誇獎話，則全是同學們轉述給她聽的。
她對那些轉述半信半疑。
然而確實的，她的嗓音變得響亮了。她漸漸習慣於將一篇批判稿大聲讀得驚神泣鬼了，有一定經驗了，知道應該將哪些句子讀得鏗鏘有力，擲地有聲了。
那是人心躁動不安的日子。幾乎每一個人的心都在躁動之中加深著不安，如同動物本能地預感到將要發生大地震。似乎一切革命歌曲都失去了鼓舞的作用和影響，最後經常響徹校園的隻是同一首歌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歌詞僅僅一句，不比歌名多一個字，也不比歌名少一個字。
陶姮最聽不得的誇獎話是——“有老師說你的才能將來一定會超過陶老師！”
每次聽到同學轉述那樣的誇獎話，陶老師雙手被手銬銬著，並且被推搡著經過校園的情形立刻像電影片斷一般浮現在她眼前。那時她即使高興著，也會頓時高興不起來了。
十四歲的這一個少女，內心裏開始迷信因果報應。獨自一人時，往往會想到“天譴”二字。這兩個字是她從母親口中聽說的。母親在家裏詛咒那些不把她當人對待的家夥時，就說他們遲早會遭“天譴”。
“天譴”二字每每使陶姮陷入無邊無際的恐懼。
雖然，由於她差不多快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之典型了，父母竟也沾光，有時候有點兒被當人看待了，但這也抵消不了她內心深處的那一種恐懼。
“十一”照例放了三天假。
以前和她暗中要好的同學中，隻有那名寫了文字證言的男生來找她玩過。另外幾名同學，因為她有點兒像是學校裏的“紅人”了，覺得他們的同情和保護對她有些多餘了，一個又一個主動疏遠她了。而那名男生叫李辰剛——正是他後來追求過陶姮。
這使她很傷心。也很無奈。
李辰剛將她引到了河邊，兩人之間保持距離地呆坐了一會兒，誰也不敢看誰。
終於，她聽到他小聲說：“我永遠也不會出賣你的！”
她緩緩抬起頭，鼓足勇氣望向他；他卻已經站了起來，頭也不回地跑了……
到了10月中旬，某日從省城開來一輛小汽車，將陶姮一家接走了。
直至那時，她才覺得，恐懼將離自己遠了。但“天譴”二字，卻似乎仍黏著她。
在省城，他們一家三口被臨時安排在招待所裏。每天都有人來看她的父母，那時她便躲出房間去。
兩天以後的一個晚上，父母一塊兒從外回來。顯然都喝了不少酒，半醉不醉的。
母親說：“女兒，‘四人幫’粉碎了！”
她疑惑地望著母親，不明白什麼“四人幫”不“四人幫”的，頭一次聽說。
父親說：“‘文化大革命’結束了。以後，咱們一家可以過正常生活了。”
她愣了片刻，小聲問：“不必再回風雷村接受改造了？”
父親說：“不必了。”
母親說：“真的！”
十四歲的少女，哇的一聲大哭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