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將手從陶姮身上移開了。她感覺到他坐了起來，便也又一翻身，仰躺著了，這樣兩人就可以互相看著了。
對於他們夫婦二人而言，如此這般的床上思想交流、碰撞、討論乃至辯論，太是家常便飯了。雙方有時會辯論到麵紅耳赤的程度，但總的來說並不損傷感情。恰恰相反，關係越來越親密了。並且，因為互相經常能從對方的思想中吸收營養，取長補短，從而豐富自己的思想，所以由親密之中，漸生出彼此都很由衷的感激和敬愛來。
如果說這世界上隻有為數不多的兩口子關係不但是一向親密的而且還是彼此敬愛的，那麼這兩口子便是少數之中幸運的一對了。更有時，床上辯論還會成為這兩口子之間的一種樂趣。丈夫為了補充思想論據以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每至於赤身裸體地蹦下床去，啟動電腦搜索一番相關的資料，或站在書櫥前不厭其煩地東翻西找，放回一本書籍取下另一本書籍，直至從書中發現了一心想要找到的一段文字為止。再上了床，則會將她摟在胸前讀給她聽，之後每問：“親愛的，承認我是對的，你是錯的嗎？”
倘她確被辯服了，她會乖乖地承認的。
即使未服，往往也會這麼說：“今天到此為止，明天繼續行不？”
或說：“咱們先讓思想見鬼去，互相補點兒氧怎麼樣？”
於是丈夫就會放下書籍，情欲強烈地吻她。
接下來，連做愛的感覺都好得沒比……
簡直也可以說，這兩口子在床上的思想交鋒，大有做愛前戲的意味。他們在床上討論和辯論過的事情、問題，幾乎涉及了古今中外的方方麵麵。一對夫婦如果都不是喜歡思想的人，他們一輩子在床下說的話肯定比在床上說的話多得多。上床之後再缺少做愛的“節目”，其實同床而眠是頂沒意思的，那真的還不如各睡一張床舒坦。倘隻有一方是喜歡思想的人，那麼這一方往往會將床笫當成了“百家講壇”。而另一方要麼終於有一天煩了，恨不得將對方一腳踹下床去；要麼修煉出了一種真功夫，能將對方的喋喋不休當成催眠曲。隻有夫妻雙方都是像陶姮和沃克那樣的人，床才不但是有性趣的地方而且是有興趣的地方，才是值得寧肯多花點兒錢也要求一下品質的東西。
丈夫將雙腿蜷曲了，摟抱著，側臉低頭看著她說：“我想聽聽你對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總體看法。以前，我們在這方麵交流得很少，我一直覺得你是像我一樣熱愛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現在我才了解，其實不是那樣。說說吧，我現在比任何時候都想聽你的真實想法。”
丈夫的話說得很憂鬱。表情也那樣。
陶姮心裏倏然一陣難過，幾乎掉下淚來。她明白丈夫的話其實等於在說——親愛的，留給我們能這樣交流思想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啊！
她伸出了一隻手，丈夫便也默默伸出一隻手，讓她握著。
她也溫柔地看著他，苦笑一下，回味地說：“以前，我們不但在自己家的床上，而且在我們旅遊時所住的酒店的床上、汽車旅館的床上、鄉間旅館的床上，也說啊爭啊地討論過各種各樣的問題，但從沒在別人家的床上討論過對不對？”
丈夫點了一下頭。
她問：“親愛的，你至今仍覺得那是些愉快的時光嗎？”
丈夫又點了一下頭，將她的手舉到嘴邊輕吻著；他快哭了。
她安慰道：“別哭，親愛的……依我看來，傳統的意思無非是說某種道統的傳承，對於中國古代的文化思想。一次‘文化大革命’造成極大掃蕩。‘文革’以後幾乎全體中國人的頭腦，都須經過一個排毒的過程，才能再裝進新的與現代人的頭腦相匹配的思想。有的人較快也較徹底地完成了排毒過程，當然也就較自覺地往頭腦裏裝進了新思想。有的人的頭腦裏，早已被塞滿了有害的思想，連腦殼骨都中毒了，整個大腦快變成一塊有毒的結石了，哪兒那麼容易裝進什麼新思想呢？而還有更多更多更多的人，頭腦不是用來自己思想的，似乎天生就是用來供別人往裏塞思想的器物。沒誰天天月月年年像從前那樣硬往他頭腦裏塞了，他的頭腦似乎也就沒什麼用了，似乎隻接受或產生一點兒能不使自己吃虧的小聰明小狡獪也就夠了。如果還能使自己善於占便宜，在名利方麵先下手為強，那他就會自認為是個智慧型的人。厚黑學在以前是一種諷刺的文化現象，現在呢，似乎成了普遍的價值觀，人人心照不宣，奉為廣大神通的訣竅。所以中國的傳統文化思想，倒是也有些人士在傳，但即使這些人士中，真信奉並且身體力行照著那麼去做的又有幾個呢？他們中某些人，一方麵在電視中大談君子近義小人近利，一方麵趁機炒作自己。與某些出版社出版商那種既同謀又在版稅方麵貪欲十足的勁頭，比他們所謂的小人更近利忘義甚而根本不義。親愛的，作為中華民族的女兒，我陶姮有何德何能，竟敢蔑視我們幾千年以來豐厚無比的文化思想呢？我並不讚成魯迅們將中國傳統文化思想視若糞土的態度，我也做不到像王觀堂那樣為中國傳統文化思想去殉身。我所無比敬愛的，其實是蔡元培、胡適、李大釗、陳獨秀們那樣一些曆史人物。蔡元培、陳獨秀們，早年是組織過‘四不會’的，就是不吸大煙、不酗酒、不賭博、不嫖妓。我猜想，他們小時候即使沒讀過《弟子規》，肯定也有師長們用《弟子規》從小教誨過他們。而陳獨秀們，後來還將‘四不會’更名為‘八不會’，對自己德行的要求更多更嚴了。像陳獨秀和李大釗這樣的人物，他們既是倡導變革的革命者，又是按中國傳統文化思想所推崇的‘士’的風範要求自己的君子型人物。他們可不是那種亂世梟雄式的革命者。但親愛的，我對中國近代史的真相了解得更多一些之後，以現代人的眼光來看他們，簡直不能不被他們的人格魅力所折服啊！最主要的，他們在他們所處的時代，又都是民主主義者。民主主義在當年不就是新思想嗎？所以他們當年又都是些以火一樣的熱情擁抱新思想的人。蔡元培病逝後，傅斯年說：蔡元培先生實在代表兩種偉大文化。一曰，中國傳統聖賢之修養；一曰，西歐自由博愛之理想。此兩種文化，具其一難，兼備尤不可覯。先生歿後，此兩種文化，在中國之氣象已亡矣！而蔡元培說：‘近代學者人格之美，莫如陳獨秀！’他又說胡適‘舊學邃密，新知深沉’。還有人說，胡適是‘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發展過程中，繼往開來的一位偉大的書生，一位啟蒙大師。陳獨秀呢，他是這樣評價李大釗的：‘從外表上看，守常是一位好好先生，像個教私塾的人；從實質上看，他生平的言行，誠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光明磊落，肝膽照人。’而陳銘則如此評價陳獨秀：‘謗積丘山，誌吞江海，下開百劫，世負斯人！’啊，中國當年還有一位人物盧作孚，是上海也是全中國全世界最清貧的銀行家，梁漱溟說他：‘胸懷高曠，公而忘私，為而不有，庶幾乎可比於古之賢哲焉。’他們都是被傳統文化思想化到了靈魂深處的人，也都是西方現代文化思想的播種者……親愛的，我說了這麼多，其實是想囑咐你，我死後，你不要像以前那樣，再輕易發表一些關於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文章了。比起我來，你還是不太了解中國的。占世界人口將近五分之一的一個國家，一直缺乏當代的文化思想力怎麼行呢？沒有新的，才隻能祭起古代的。古代的再好，也不能靠它來當盾，企圖阻擋新的。這是很可笑的，是文化思想方麵的懦夫行徑。與當年的蔡元培們相比，實在是虛偽。所以，作為我的丈夫，你不要由於看不透這一點而跟著瞎起哄。孔子解決不了中國的什麼實際問題，僅僅靠《弟子規》也不能為中國造出一代新人。”
丈夫孩子似的哭了起來。
這時，窗外忽然呈現了滿夜空的禮花。
幾分鍾後，夫婦二人出現在王福至和大力麵前，奇怪地問他倆禮花為何而放。
那兩位爺都舒舒服服地仰坐在竹躺椅上，各自手持蒲扇，邊看電視，邊用蒲扇啪啪地打蚊子。另一隻手也沒閑著，不時從托盤裏抓起瓜子嗑。嘴也夠忙的，還抽空兒發表幾句評論。
兩位爺看的是《非誠勿擾》。
王福至說，禮花是另一個村“同誌村”的人家放的，證明那一戶人家明天要為兒子辦喜事了。說我們這地方還沒實現社會主義新農村，東一戶西一戶，住得特別分散。農村又不時興送請柬，買請柬那不還得破費幾個錢嗎？為辦喜事多破費幾個錢現在的農民倒也不在乎，主要是覺得挨家挨戶地送太麻煩，騎著摩托也得送一天。而且呢，不打算參加的，你不曉得偏將請柬送上門去，那雙方是多麼尷尬？一心想要喝你家喜酒的，若又偏偏沒將請柬送到，人家不挑理才怪呢！頭天晚上放禮花就很好，方圓十幾裏內是個人就看得到。喜事放禮花，喪事放鞭炮。看到的聽到的，互相一打聽一告訴都知道了。不單獨請誰，也就沒有遠近親疏的關係區別。廣而告之，一視同仁，願者自往。不至於得罪誰家，也不至使哪一戶認為是被勉強，辦事的人家顯得多麼自尊自重。放禮花放鞭炮也有講究，如果隻放十幾分鍾，那就是一種小操小辦的聲明，僅限於對本村人的廣告，外村的親朋好友，若有忙事不去，那也是能被理解的。若一放半個多小時一個來小時，那就是一種大操大辦的聲明了，外村的親朋好友，再忙每家也得派出一名代表去參加的。居然沒代表人物到場，一般性的理由可就解釋不過去了……
王福至雖然說得很詳細了，陶姮和丈夫心中還是難免生出一個大的疑惑。兩口子交換了一下眼色，陶姮對丈夫嘀咕了幾句，由沃克將他倆那個共同的疑惑問了出來：“那個村，為什麼叫‘同誌村’呢？”
大力為他倆解惑了。
他說，1949年以前，放禮花那村叫尚禮村，有一名中共地下黨員在這一帶潛伏過。不知被什麼人出賣的，總之是某一天從縣城來了一批國民黨特務，將他五花大綁地從村裏抓走了。沒過幾天，在縣城被槍斃了。尚禮村的些個農民，覺得那姓周的中共地下黨員平素對大家客客氣氣的，誰家日子過得苦常幫誰家幹農活，分明是個好人。他們念他這一點兒為人方麵的好，就湊錢買了份薄禮，托人情找關係，將那周姓中共地下黨員的屍體弄回了村，挖個坑埋在山腳下了。當時連塊碑也沒敢立。1949年以後，才為他立了塊碑。因為不知道他的名，隻知道他姓周，所以碑上隻刻了“周同誌”三個字。再後來，因他確實在村裏住過，全村人感到光榮，就將尚禮村改成“周同誌村”了。“周同誌村”說起來繞口，再再後來，幹脆把“周”字省了，說成“同誌村”了……
大力講完“同誌村”這一村名的來龍去脈，也奇怪地反問：“‘同誌村’這村名不好嗎？”
陶姮肯定地說：“好。”
大力又問：“好你們兩口子為什麼那種古怪表情？”
沃克剛欲回答，被陶姮在胳膊上暗擰一把，將到嘴邊的話咽回肚裏去了。
陶姮又說：“大概全中國隻有一個村是叫‘同誌村’的，所以我們都覺得好奇。聽你一講，我們明白原因了。”
沃克忍不住還是問了一句：“那位周同誌，他當年潛伏在尚禮村，究竟是為了執行什麼特殊任務呢？”
大力說，那就沒有任何人清楚了。甚至也沒有任何人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姓周。1949年以後，縣裏聽說了他的事，派人調查了解過，打算將他的屍骨移到縣城去，再為他立座烈士紀念碑。可當地農民們對他的任務一點兒也不了解，隻不過都認為他是一個好人。大部分敵偽檔案也不存在了，殘存的裏邊，根本沒有一筆關於他的事的記載。縣裏就將他的事上報到了市裏省裏，希望由上邊來驗證他的確切身份。當年也挺重視這一件事的，可是不少人費了不少時間和精力，到底也沒調查個水落石出。所以也可以這麼說，山腳之下埋的被當年的些個農民認為是好人的人，究竟是否真的就是一位中共地下黨員，官方的態度其實是存疑的。既然連這一點都存疑，那當然就沒法兒被視為烈士了……
“現在縣裏和上邊有關方麵的領導，對這件事是這麼個態度，既然那姓周的人被當年的老百姓認為是個好人，又確實是死於國民黨統治者的槍口之下，民間如果寧願將他視為中國共產黨的烈士，那也絕不加以反對。尚禮村也完全可以繼續叫‘同誌村’。隻要人民群眾寧肯那麼叫下去，各級當局沒什麼意見……”
大力一揮蒲扇，啪地拍了王福至的後腦勺一下，如同說書的拍了一下醒木，戛然而止地結束了具有權威意味的陳述。
“我又沒打岔，你給我一蒲扇幹什麼？”——王福至不高興，也還擊了他一蒲扇。
大力笑道：“你看你這人，不識好歹！我奉命保護你們，那就要盡職盡責，連蚊子在你後腦勺嗡嗡我也得有作為嘛！”
“這話我聽著還怪順耳！”
王福至也笑了。
陶姮卻笑不起來。關於“同誌村”的往事，令他倆本已有些憂傷的心情更憂傷了。
而禮花仍五彩繽紛地在窗外的夜空綻放著。
電視裏傳出一陣集體的掌聲，《非誠勿擾》即將結束了。
王福至一邊按遙控器選擇頻道，一邊說禮花都放了快半個小時了，看來明天將有一場大操大辦的婚禮。又說“同誌村”放禮花那戶人家，和他家沾著點兒親。按輩分，他得叫那戶人家的男當家人三叔。所以呢，他明天必得去送一份彩禮錢，也得去赴那一場喜宴。
大力說，你大包大攬的破事還不知該如何了結呢，倒有心去湊熱鬧喝喜酒，沒你這樣的！——剛一說完，看了陶姮夫婦一眼，又連說些對不起、冒犯之類的道歉話——因為將他們夫婦的事一順嘴說成了“破事”。
陶姮尷尬地笑笑說沒什麼，盡管他們夫婦要辦的事不是一件“破事”，但確實給不少人添了麻煩，被麻煩的人有理由發發牢騷。
王福至就打圓場，說你倆那事，你們盡管高枕無憂，各級領導都重視了，還一一做出了電話指示，那就等於官方開始介入了。官方介入的事，那還有個解決不完滿的嗎？所以呢，自己明天當然也可以大鬆心地去喝喜酒。
“官方介入”四個字，令陶姮夫婦聽了又頓生鬱悶。二人互相望望，心裏都有話，嘴上卻都不便說。
大力看出來了，糾正王福至的話，說他說的不對，不應該說是“官方開始介入”，正確的說法應該是“各級有關部門開始協助，促成”。
王福至居然一反常態，以做檢討似的口吻承認自己的說法的確不妥，容易使人產生誤解。分明是為了衝淡自己的錯誤言論造成的沉悶氣氛，他一轉話題，極富熱忱地遊說陶姮夫婦明天和他一塊兒去赴喜宴，並說那是他倆難得的一次感受民生和民風的機會。
可陶姮夫婦又哪裏有良好的心情去感受呢？都搖頭。
大力也從旁極力勸說。夫婦二人經不住他倆左一句右一句一個比一個能說會道一個比一個熱忱懇切的動員，終於都違心地點了點頭。
直至那時，禮花還在夜空絢麗綻放，一番更比一番美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