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說，都是三十幾年的精神病人了，沒什麼徹底康複的希望了。對於精神病患者，哪有徹底康複那一說呢？好也好不到哪兒去，壞也壞不到哪兒去。見與不見，不必太當成回事考慮，可完全由陶姮自己按照意願來決定。
麗麗卻有不同的看法，說為了給陶娟一種心理溫暖，最好還是見見。光靠錢這種東西，能減輕人對人的怨恨，卻不見得能使人心真的由怨恨扭轉向互相的寬恕，達到溫暖。
陶姮夫婦聽了，都點頭不已，接著都將目光望向了王福至。
王福至說，為了陶姮夫婦的事，他到醫院裏去探視過陶老師。他也是在尚仁村那所學校讀完中學的，雖然沒做過陶老師的學生，但論起來，叫陶老師為“老師”那也是順理成章的。他正是以學生的身份去探視陶老師的，依他看來，陶老師的精神麵貌挺不錯的。如果不是在精神病院那種地方見的，如果不是一個知情者，簡直就看不大出陶老師是一名精神病患者。而且醫護人員們也告訴他，陶老師的精神狀態超穩定，其實不住院也是沒問題的。還告訴他，常有學生去探視陶老師。還有學生帶著自己的兒女去探視陶老師，為的是請陶老師當麵指點一下兒女們的學習疑問。給陶老師往醫院裏寄信的學生或學生們的兒女，那就更不少了。他有些學生的兒女經由他多次當麵答疑，或網上指導，進步飛快，甚至考上了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名牌大學……
沃克驚訝地問：“他有電腦？”
王福至說，不但有，還是台好電腦，兒女經他輔導考上了大學的他的學生，為了感謝他送給他的。醫院裏的醫生護士，也有請他輔導自己兒女學習的，他們對他也都挺好的，拿他當一名特殊患者特殊照顧著。
陶姮也驚訝地問：一個三十多年的精神病患者，怎麼可能保持那麼良好的智商呢？
王福至說是啊是啊，我也是這麼疑惑的。但醫生說，在精神病學記載中，類似的特例比比皆是。比如有的患者病前是詩人，病後還喜歡寫詩，而且寫出了更與眾不同的好詩。又比如有的患者病前數學頭腦特別強，病後顯著的特點就是整天埋頭解難度很高的數學題，而且病前都沒解出過的，病後反而解出了……
麗麗打斷他道：你就別扯那麼遠了，簡單點兒說，依你看，大姐去探視陶老師好，還是不去探視的好？
王福至說：那當然還是去探視的好。因為他試探地問了陶老師——還記得他教過一個叫陶姮的學生嗎？他說當然記得，她是他在“文革”時期教過的最聰明的一個學生，也是給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名學生。說“文革”期間，許多中國中小學生的腦子都被搞壞掉了，要集體恢複到正常的智商水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說他認為，陶姮是少數腦子沒被搞壞掉的女中學生，所以也是那一代人中幸運的一個。王福至又問：那，如果在美國當了大學教授的陶姮專程從美國回來看你，你願意見她嗎？陶老師連說願意願意，我有太多的話要跟她說了！可，真能有那麼一天嗎？
王福至說，那時的陶老師眼中充滿淚水，半天再沒說話。仿佛一開口說話，會立刻哭起來……
陶姮也聽得眼中充滿淚水。
她低聲然而果斷地說：“我一定要見我的老師……”
當陶老師出現在陶姮眼中時，她覺得自己來到的地方仿佛不是精神病院，而是教廷所在地；陶老師仿佛是教宗，賜給了她被接見的榮耀。並且，她迅速地聯想到了一個在中國被高度黑色幽默了的漢字，那就是“被”字本身。是的，她覺得自己由一個主動對一名精神病患者探視的人，變成了被一名精神病患者所接見的人。進一步認為，大約陶老師也有一種“被”探視的感覺。她有以上荒誕的印象，和王福至有直接的關係。因為王福至事先往醫院打了一次電話，進行了通知。是麗麗吩咐他那麼做的。而麗麗那麼吩咐，又是所長指示的。所長在電話裏對麗麗說：“要使醫院了解，這不是一次尋常探視，是整個這一項政治任務中的一環，醫院也有政治責任予以必須的重視。”麗麗不敢“截留”所長的話，隻字不差原汁原味地轉達給了王福至。王福至對於安排陶姮與陶老師的見麵原本就是積極的，倘由他一手安排，會使他享受到一種成就感。他認為派出所根本沒必要插一杠子。一件並不複雜的事，難道他王福至還會安排出什麼差錯嗎？所以聽了小姨子的話，他不高興起來，有種連自己也被安排了的感覺，消極地說：“那還莫如你自己或你們所長通知好啦！”麗麗說不能那樣，要最大程度保持此項政治任務的主體的非政治性、非官方色彩，也就是純粹的民間色彩。積極也罷，消極也罷，電話還是由王福至打了。他也將麗麗轉達給他的所長的話，幾乎隻字不差原汁原味地對院方說了。院方接電話的是一位副院長。那位副院長回答王福至說，縣裏有關方麵的指示也及時傳達到了，就不勞他一個農民操心了。王福至問縣裏的有關方麵是哪方麵，人家副院長反問：你一個農民知道那麼多幹什麼？該你知道的必然也就使你知道了，不該你知道的你就別打聽！放下電話，王福至心裏很不舒坦，覺得既被支使還被輕視了。他原以為在此項政治任務的主體之中，自己是很重要的人物，沒想到鞍前馬後的，到頭來卻似乎成了個催巴兒[2]。但轉而一想，連同樣鞍前馬後任勞任怨的他的小姨子、大力以及所長、副所長看來也非是什麼重要角色了，心中的不滿也就消解了許多。
是由兩輛出租車將陶姮夫婦一行送到醫院的。麗麗、大力和王福至乘一輛，陶姮夫婦乘另一輛。麗麗和大力都脫去了警服，各自一身便裝。下車後沃克付車費時，司機說不用，有關方麵已經付了。陶姮夫婦聽了，對視一眼，都不再說什麼問什麼，順其自然地默默地下了車。
精神病院在縣郊，是一項惠民工程的成果，也是縣人大和縣政協多年呼籲的結果。是由縣政府出資興建，民政局募集各界人士所捐的善款予以管理的。對於一個縣來說，那樣的精神病院夠高檔的。自從住進了第一批精神病患者以後，它成為各級領導視察本縣必到的一處地方，他們留下了不少題詞；而陶姮夫婦享受到的，是各級視察領導的接待規格。一條從公路拐上小路直達醫院大門前的水泥專道，在陶姮他們光臨之前被清掃得幹幹淨淨。偌大的院子同樣幹幹淨淨，一名花工正在修剪花、樹。院子裏種得最多的是美人蕉、雞冠花、薔薇和梔子花。黃、白、紅三色美人蕉開得嬌態可人，賞心悅目，滿院彌漫著梔子花芬芳的香氣。
病房樓的台階有十幾級，陶老師佇立在樓門前，穿一身嶄新的病員服——白底豎藍道，嶄新得白藍分明，顯然還熨過。他將一大束鮮花拿在胸前，前後左右都是穿白大褂的人。陶姮也手捧一大束鮮花。她上了車才想到應該帶一束鮮花，埋怨丈夫沒提醒她。司機卻說，已經預備了，放在後備箱呢。
手捧一大束鮮花的陶姮站在離第一級台階幾步遠的地方，身旁站著她的丈夫。麗麗、大力和王福至站在院門口那兒沒有跟過來，遠遠望著他倆。而高高在上的陶老師們卻似乎並沒有走下來的意思。這令陶姮有幾分困惑，不知自己該不該還往前走、盡管踏上台階去。她想見的隻是陶老師一人，陶老師前後左右都是人，很出乎她的意料。
她不由得扭頭看了丈夫一眼，見丈夫也同樣一臉困惑不解的表情。正是在那一時刻，她覺得陶老師分明“被探視”了，而自己似乎“被接見”了。高高在上的仿佛也不僅是從前那位陶老師了，似乎還代表著一段從前的曆史。那段曆史高高在上地注視著她，如同教宗注視著一個朝拜者。
陶姮正感到不知如何是好，陶老師開口了，問：“是陶姮同學嗎？”——三十多年過去了，陶老師的聲音仍像當年一樣那麼寬厚，具有磁力。
陶姮畢恭畢敬地回答：“是的老師。我是您當年的學生，陶姮專程從美國來探視您。”——直至那時，她內心裏還是有點兒懷疑那究竟是不是陶老師，因為他臉上似乎沒有那一片紫痣了。
陶老師朝左右兩邊穿白大褂的人們看看，他們一齊點頭，他這才踏下台階。陶姮也迎上前去，不待她踏上台階，陶老師已站在她對麵了。
陶老師眼中閃著喜悅的光彩，激動地說：“陶姮，我經常想到你。”
“老師，我也經常想到您。”
陶姮的內心同樣激動。她笑了。
陶老師也笑了，笑得像個靦腆的孩子。
這時，台階上忽地閃出了兩個沒穿白大褂的人，一男一女，都是青年。女青年手拿照相機不停地拍照，男青年肩扛攝像機繞著陶姮和陶老師攝錄。
男青年小聲說：“別各拿著各的鮮花，互相交換。”
經他提醒，陶姮和陶老師就將鮮花交換了。
男青年又小聲說：“別互相呆看著，都說一兩句話。”
陶姮不由得看著他問：“說什麼？”
他說：“說你倆剛才各自說過的。”
於是陶姮和陶老師互相看著，一邊交換鮮花，一邊將他倆說過的話又說了一遍。那青年聽出錯誤來了，告訴陶老師他說的不是“曾經”而是“經常”。陶老師卻似乎對“曾經”二字情有獨鍾，重複了幾次都是“曾經”。終於有一次說出了“經常”，卻又忘了與陶姮交換鮮花。表演多遍，二人才總算過了關。那些穿白大褂的人頓時圍住了他倆。
男青年又提醒：“陶老師，由你來做介紹。院長，由你來說歡迎探視的話。記住，別把探視說成參觀或者視察，也都不要看著鏡頭說……”
於是陶老師向陶姮一一介紹院長、副院長、書記、主任醫生、護士長一幹人等。
於是陶姮一一與他們握手。
於是院長說：“你從美國遠道而來探視你的中學老師，本院成為你們師生三十多年後首次相見的地方，榮幸之至。”
男青年說：“‘榮幸之至’四個字不好。”
院長說：“不是預先確定的要這麼說嗎？”
男青年說：“不好就是不好。預先確定的也不好。這麼來說吧——我及我的同事們，和你們一樣感到激動和愉快。”
多虧院長具有演員記台詞那般本事，一次就過了。
接著是照集體相。為了將橫幅照完整，眾人改變了幾次排列次序。
貼在那橫幅上的白紙大字是——“歡迎陶姮夫婦從美國前來探望恩師”。
照完相，院長請陶姮夫婦進入病房樓參觀。他挽著陶姮的胳膊告訴她，青年攝影師是市電視台派來的，對任務的自我要求很高。縣電視台的人缺乏那麼高的自我要求，所以市電視台才將他派來。陶姮本希望由自己挽著陶老師的，但陶老師已被身後穿白大褂的一幹人等擋在更後邊了，她隻得不情願地由院長挽著了。
院長還說——本院第一次有美國公民身份的人來參觀，所以他說“榮幸之至”其實也不為過。況且他們夫婦還不是一般的美國公民，而是美國名牌大學的兩位教授。
陶姮糾正道：“我不是來參觀的，是來探視的。”
院長說——對於提高本院的知名度，客觀效果那都是一樣的。
直至大家進入會議室，陶姮才終於有機會擺脫了院長的親切挽行。然而夫婦二人作為特別受精神病院歡迎的探視者或曰遠來貴賓，他們的義務尚未盡完。夫婦二人被要求在紀念冊上留言。各自所要寫或曰應寫的話，別人已替他們寫在紙上了。陶姮應寫的是：“感念師恩是我們中華兒女的美德之一。”沃克應寫的是：“我在這所精神病院感到了人性化管理的溫暖。”陶姮接過筆時猶豫了一下，考慮“我們中華兒女”六個字與她宣誓成為美國公民時的誓詞是否衝突。院長似乎猜到了她在想什麼，對她耳語：“全世界各國華僑都可以說自己是中華兒女。”她覺得院長說得對，就那麼寫下了留言。經院長提醒，在下邊寫下了自己的美國單位和教授身份。丈夫在類似的情況下一向是跟著陶姮的感覺走的。既然她沒提出任何疑義，他也就以一種恭敬不如從命的心態完成了他的留言。隻不過，他的留言以及署名、美國單位和身份，被要求用英文來寫。這時他說了一句：“我本想用中文來寫的，其實我的中國字寫得更好些。”結果，他剛在留言紀念冊上寫完留言，桌上已展開了一大張宣紙，備好了一杆大毛筆和墨，院方眾人又請他留下墨寶。他紅了臉推諉一番，卻哪裏推諉得過去，隻得硬著頭皮拿起了那杆大毛筆。說出的話潑出的水，收不回來了。他思忖片刻，無奈地也是一筆一畫地寫下了八個稚拙的大字：“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那是他這位中國書法愛好者在美國的家裏最常習寫的八個中國字。盡管最常習寫，水平還是隻能用稚和拙來評論。待他放下筆，院長恰恰就是這麼評論的。他說：“天真稚拙，這也是一體。”旁邊就有人說，院長是縣書法家協會的副主席，在全省書法比賽中獲過獎的。沃克聽了，剛擦去汗的臉上又冒汗了，一邊掏出手絹又擦，一邊說：“快收走快收走，否則我無地自容了。”
扛攝像機的男青年再次出現，要求陶姮夫婦對鏡頭補說幾句話，比如對於本縣、本醫院的印象，在這樣一所醫院裏見到自己中學老師的心情，最想對老師說些什麼話。說前兩種話倒沒怎麼難住他倆，無非說些在場人都愛聽的話而已。入鄉隨俗，夫婦二人已有點兒識趣了，寧願那麼說了。但第三個話題，卻使陶姮麵對著攝像機鏡頭臉上也淌下了汗。因為過會兒單獨和陶老師在一起時，她的話該從何說起她還沒想好。預先想好也毫無意義。陶老師畢竟是一名精神病患者，該說些什麼話，不該說些什麼話，主要還得根據陶老師過會兒的情緒狀況來說。而且，作為教授，說話對於她雖然不成問題，但對著攝像機鏡頭說話卻是大姑娘上轎——頭一回。盡管剛才已經被攝像了，卻是看著陶老師說的，不是看著鏡頭說的。不對著一個具體的人說話，她很難說出真心實意的話。但她終於還是將那一艱巨的說話任務也完成了。當對方做出OK的手勢，周圍響起了掌聲，院長稱讚她“講得還不錯”時，她幾乎要大發脾氣。然而她將惱火強壓下去，笑問院長：“現在我是不是可以和我的老師在一起了？”
院長說：“當然可以了，當然可以了。你們夫婦的任務已全部完成，到此為止了。”
她二話不說，轉身就往會議室外走。她已發現陶老師向會議室裏探頭看了幾次了，心想陶老師肯定等得不耐煩了。
陶老師果然還在會議室外。
她問他為什麼不進去。
他說醫院裏是絕對禁止患者進入會議室的。
她又問老師我們在哪兒能單獨說說話。
陶老師說這得請示他那一個病區的值班醫生。值班醫生不批準，他是不可以和探視者在院子裏隨處走動或停留的。
陶姮說別管那麼多，我剛才已經問過院長了，院長同意我們可以在一起單獨說說話。
這時會議室的門開了，有人走出了。陶姮怕又被什麼事糾纏住，挽住陶老師的胳膊就往前走。雖聽到身後有腳步聲緊隨著，竟一次也沒回頭。
陶老師對精神病院的環境到底是熟悉的，他引領陶姮繞到了病房樓的後院。後院比前院大，有幾名園林工在植樹，看見陶老師和陶姮，都停止勞動，以友善的目光望著他倆，像致注目禮。陶姮被望得有點兒不自在，想放下手，不挽著陶老師了。陶老師卻將胳膊夾緊，使她的手臂抽不回去放不下來，隻有依舊挽著他。
一名園林工大聲問：“陶老師，又是學生來看你啊？”
陶老師說：“是啊。我三十多年前教過的，專程從美國回來看我，現在已經是美國一所大學的教授了！”
他的話充滿自豪和榮耀，又小聲對陶姮說：“跟他們打個招呼。”
不認不識的，陶姮不知該說什麼，但為了使陶老師高興，還是向園林工們舉起了另一隻手，也大聲說：“師傅們好！”
他們便都愉快地笑了。
後院一角，有扇鐵柵欄門，掛把大鎖。陶老師引陶姮走到那兒，隔柵欄望著外邊，掏出煙來。外邊是片茶地，有幾個農婦在采茶。陶老師轉身大聲問：“誰有火啊？”
於是一個園林工跑過來，掏出打火機替陶老師點著了煙，也小聲問：“想不想讓你學生陪你出去走走？我有鑰匙。”
陶老師搖頭道：“這會兒還真不想。”——說完，蹲了下去。陶姮略一猶豫，也蹲了下去。
陶老師吸吐一口煙後，側著一邊的臉說：“看我這邊臉上，從前那片痣淺多了吧？”
陶姮不好說什麼，隻是點了一下頭。
“心情好，吃嘛嘛香。吃得好，睡得好，牙齒就好。牙齒好，從前那片痣就淺了。心中正則眸子明，對不對？”
陶老師的話說得像養生專家。
陶姮聽著東一耙子西一掃帚的，分明是精神不正常的話，心情有點兒緊張，更不敢輕易開口了。
陶老師接著說：“其實，我沒瘋。”
陶姮一愣，想問：那是什麼人非把你送進精神病院的？覺得既然陶老師說他沒瘋，“精神病院”四個字就應避免從自己口中說出，該說“這裏”或“這個地方”……甚至，也許最好是什麼都不問，先聽陶老師還怎麼說……正這麼猶豫著，陶老師卻問：“對我的話你一點兒都不驚訝？”
陶姮又一愣，隨即堅決地說：“誰要是迫害您，我和誰鬥到底！”
陶老師也一愣，接著笑了，望著遠處采茶的農婦們，以一種滄桑感十足的語調說：“鬥到底這話可是久違了呢。有時，無論對於一個人、一個民族還是一個國家，鬥是難以避免的，所以就成為必要的。但也要考慮鬥的方式、鬥的成本，如果代價巨大，要犧牲成千上萬人的生命，那鬥爭就可以暫緩。暫緩不是幹脆放棄必要的鬥爭，而是審時度勢，韜光養晦，避免慘重的代價，尋求更理性的鬥爭方式。”——說完，吸一口煙，眯起眼，陷入沉思。
陶姮又不知說什麼好了，良久才小聲問：“老師在這裏，總是思考那些問題？”
陶老師看她一眼，微微一笑，將煙蒂插入土中，淡然地說：“勤思考的人不太容易得老年癡呆。我確實沒瘋，我是寧肯被認為瘋了。被認為瘋了我才能住進這裏，而我逐漸喜歡起這裏來了。”
按陶老師的說法，他住進精神病院，起先為的是躲避女兒陶娟對他永不滿足的勒索。他說陶娟由於婚姻失敗，心理問題嚴重。再加上從小被寵慣得任性無比，又養成了好吃懶做的惡習，所以，雖然才四十九歲，卻變成了一個不能自食其力的女人。退休前，他這一位父親的工資基本上是給她花了。退休後，她這個女兒對他的勒索更是變本加厲，連他逢年過節給孫子買套小衣服或一樣玩具幾種食品，都會使她氣不打一處來。按她的想法，她哥哥的生活是幸福的，那麼他這位爺爺花在孫子身上的每一分錢都完全是多餘的。她這個女兒才是最需要錢的可憐人。所以他這位父親簡直應該幹脆將退休金全部給予她才對。至於他的基本生活費，她保證會按月支給他。他一個七十多歲的獨身老男人，又生活在農村，攥著退休金不鬆手為的是哪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