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著母親與父親合葬的墳塚，我頓然悟到人世的冷酷，人在世上的孤獨。沒有了母親，兄弟姊妹的親情突然淡薄下來，像斷了線的風箏，將要各自飄飛，不再互相依戀。那一刻，沒人能體諒張書銘獨自遠行的心情。與曆次不同的是，沒有了母親，他就沒有了家，也沒有了故鄉。登上離去的班車，意味著告別他在人世間最後的溫暖。不知出於什麼原因，我沒到車站去送行，沒有惜別的留戀。他和蠻子女人扛著提包走出家門時，我隻是淡淡地說：“到了，寫信來。”二哥微微笑著點點頭。倒是薛的背影引起我瞬間的哀戚。她轉身走出院子時，一隻手在臉上擦淚。我的心忽悠一下沉下去，意識到我和家人對這女人很不公平。她不遠萬裏跟隨張書銘來到陌生的縣城，守護在母親床前，為母親沐浴、送終，守到最後一息，像家人一樣戴孝、守靈，參加葬禮，在墳前盡了兒媳孝道，不但得不到我們承認，還受盡親友冷眼。
望著她離去的身影，我心底浮上了一絲歉意。這歉意隨著歲月沉澱，變成對一個身世模糊的女人的懸念。每當回憶起母親去世的情景，我心底就會浮出一個疑問：那個名叫薛蘭英的女人，現在在哪兒？她還在人世嗎？
三天圓墳後，葬禮完成。客人們走了，哥哥、姐姐們各自回家。小院沉寂下來。石榴樹上的鞭炮紙屑在風中顫動，母親坐過的藤椅空空落落放在樹下。那一刻，我知道，哥哥、姐姐和他們的家人們不會再像從前那樣眷顧這座小院。這裏不再是他們心中的家，我也不再是與母親聯為一體的家人。對於他們，我和我的家人不過是無數個家庭單元中帶有特殊色彩的單元罷了。
為了減少母親觸目驚心的遺跡在一家人心中引起的傷痛，我在小院裏大搬大動，給堂屋做了地平，粉刷了牆壁，把母親原有的家具挪動位置，重新擺布，然後拚命讀書、寫作，努力忘掉舊事。第二年，我調入省城，離開了母親與我生活多年的家屋，開始了新的生活。直到這時候，我才意識到自己真正長大了，必須獨立麵對複雜紛紜的世界，遇到難題，隻能自己做主，自己決斷，做全家人的主心骨，不能再與母親商量（她一直是我心中的依靠，人生的導師）。
張書銘回到庫爾喀拉後來過一封信，很簡短，隻是告訴我，他回到單位，上班了。在我的記憶裏，張書銘從來沒寫過這麼簡潔的信，連一句問候語也沒有。大約他的心情和我一樣，隨著母親的離去，兄弟姊妹之間找不出什麼話要說了。我忙著調動、搬家，對他這簡短的來信不予回複也算很有理由。當我融入省城的喧囂之後，張書銘遠離了我的生活，他的影子在我心裏漸漸模糊下去，不再受到我和家人的牽掛。偶爾與太太談起，隻是把他和蠻子女人的傻事當作茶餘飯後的笑料。也許是受了母親的感染，從還是一個高三學生時起，掛念二哥，就成了我的習慣。每隔一段時間，我會到郵電局去，把母親縫好的郵包寄走。裏麵是大哥和我穿過的舊衣服（母親說二哥正在勞動改造，不能給他寄新衣。我懷疑這是母親的借口。家裏按人頭發放的布票每人每年二尺六寸，要給二哥做套新衣，就須占用全家的布票，母親不想為了二哥拖累一家老小），還有母親為他做的鞋子、褲頭，上了底的襪子，孩子的小褥，充分展示了一個中國母親的智慧和手藝。
那是她在商店裏排隊買的布頭和手帕做成的藝術品（布頭和手帕不要布票，價錢又便宜），拚接得天衣無縫，還有美麗的圖案和紋飾。每天做飯，不管是米是麵，母親總會從將要下鍋的瓢裏抓出一把，放回壇裏，到了月底，把這些從每頓飯裏抓出來的三兩斤口糧兌換成糧票，積攢起來，托人想法，費盡心機，把地方糧票兌換成全國通用糧票，寄往張書銘的新址。這讓我多少年來看見印刷精美的全國通用糧票都會心跳加速，眼睛放光，恨不得一把抓過來。
現在這一切全都不必操心了。不必像以往那樣，下了班走到母親跟前，問“媽，今天咋樣？吃什麼沒有？”離開家鄉前的很長一段日子，我無法改變潛意識裏的舉動，下班回家，先到母親住的東屋，掀開門簾……麵對空空的床鋪、改變了位置的家具，半天醒不過神兒來。單元房子的小廳裏不再有母親的痕跡。對哥哥、姐姐和他們的家人，也都不再如以前那樣記掛。把姐姐、哥哥們的來信拿給母親，當著她的麵拆開，讀給她聽，曾經是我和母親的幸福時光。
在省城，我的生活變得前所未有的簡單、輕鬆。
這樣的時光並沒持續多久。當我想要把張書銘淡忘的時候，接到大哥打來的電話：“書青，你來一趟吧。”停了一下，他補充說：“你二哥來了兩封信，我想讓你看看。”
“他又出什麼事兒了？”
大哥歎了一聲：“你過來看看再說。”
兩封信都很長，每封都有五六頁。讀這些信，仿佛是張書銘坐在麵前，對著大哥絮絮叨叨說話。這是他和家人見麵時慣有的風格，聲音不高，慢模悠悠，拉拉雜雜。這也是他寫信的文風。
像任何一個曾經喜愛文學、喜歡讀書的人那樣，拿起筆有種無法自已的炫耀文采的欲望，講一件事，總是夾雜著評論、感歎、插敘，把簡單的事情弄得雲裏霧裏，支離破碎，使人不得要領。
他的第一封信是講蠻子薛蘭英是怎樣離開他的。
……那小子一米八九的個子，身體強壯，手大胳膊粗，他一進來就抓住我的領子，把我勒得喘不過氣來。他大聲對我吼叫，罵我這個狗日的老右派，臭流氓，拐騙他媽媽。
我說我沒拐騙她，是你媽媽自願到我這兒來的，她愛我，我們兩個是自由戀愛。他什麼話也不讓我說，就是大吵大鬧，鬧得單位的人都出來站在那兒看熱鬧。他二十多歲，身強力壯，我年過半百，體弱多病，我怎能是他的對手？薛蘭英上前勸解，他伸手把她攔過去，不讓她靠近。自己的兒子讓她在大家麵前丟醜，她臉上蓋不住，氣得自己打自己的臉，那小子也無動於衷。這是她從小嬌生慣養的孩子，我不明白她是怎麼把他帶大的，這麼蠻橫，不可理喻！在這之前，她跟我說過，這個兒子很渾，她從小把他慣壞了，長大以後，越長越像他那土匪爸爸。其實他爸爸也不是土匪，她隻是這樣稱呼他。她說那人粗魯，不講理，對她凶狠，在床上很野蠻。她來了例假，他還要強迫和她發生關係，她不願，他就打她，整夜折磨她，不讓她睡覺。在外麵有什麼不如意，或是和朋友喝了酒，回去就打她。那渾兒子不想讓她離開家。
他媳婦快生孩子了，他想讓薛蘭英給他帶孩子，做家務。
她的退休工資在家裏能歸他用，她一走，每月一百多元沒有了，他當然不甘心。薛蘭英沒想到他會跑到這兒來鬧事。傷心，氣憤，打完自己臉，指著那孩子說：“我從小把你嬌生慣養，一個人帶著你在團場幹活。那麼重的砍吐镘，把我的手都磨爛了。坐在拖拉機拖耙上，腿襠裏長熱癤，下了拖拉機癱在地上，不會走路。我背著你，一邊哄你，一邊砍柴，刨甘草。省吃儉用，把你帶大，讓你接我的班。給你找下媳婦，結下婚。”她說這些不是對牛彈琴嗎？那小子瞪著她，連眼睛也不眨一下……那是她的親兒子，碰到這樣渾的兒子，她有什麼辦法？
這個蠻子女人離開張書銘，我沒感到意外，也不感到惋惜，隻是有種說不出的悲哀。我沒法想象兩個瘋瘋癲癲的人怎樣一起生活，怎樣與周圍人相處，也想不出這女人往後的日子該怎麼過下去。也許母親早有預感，對他們倆放心不下，臨終才顯得心事重重吧？
大哥把另一封信遞給我，點著一支煙，背過身，在屋裏踱步。在讀這封信之前，我沒意識到這個女人的離去會給張書銘的生活帶來什麼樣的變化。
信的開頭使我吃了一驚：
大哥，親愛的大哥：救救我吧！你快來救救我，再不救我，你就見不到這個二弟了……
這封信寫得很激動，文字也顯得雜亂無章。那正是現代派文學流行的年頭，看了張書銘的信，我對大哥說：“二哥最近是不是讀了意識流小說，想寫荒誕劇呀？”
大哥苦笑了一下：“你看他還能在單位待下去嗎？”
我也苦笑了。在張書銘的信裏，他的單位像一座人間地獄，領導為難他，同事打擊他，所有人都找他的麻煩。調換了三個辦公室，每到一個新地方，都有領導安插的親信，刁難他，監視他，跟蹤他，給領導打小報告，彙報他的一言一行。“……不管什麼時候，隻要我去廁所，後麵就有人跟著，裝作撒尿，一邊尿，一邊拿眼睛盯我。有一次後麵沒跟人。我心裏說，這回咋這麼仁慈？轉頭一看，大便池上蹲著一個人，眼睛滴溜溜地盯著我。你瞧瞧！狗日的們手段多毒辣！無所不用其極呀！”最恐怖的是，他周圍總有人千方百計想要謀害他。“必欲置我於死地而後快”。“人多的地方不讓我去，亮堂的地方不讓我去，讓我管檔案。把我關在檔案室的小黑屋裏，門口擺一張桌子，坐一個人把守著。統計科來送材料，有人在裏麵放了迷藥，我一打開封皮，裏麵躥出一股毒氣，我當時嗆得透不過氣兒來，眼淚都流出來了。胸悶，氣短，要暈倒。我大聲問：‘這是誰幹的？誰在裏麵下了毒？有種站出來！’在場的人都瞪著眼不說話。”單位發工作服、手套，他在工作服口袋裏發現一個不明不白的紐扣，懷疑那是竊聽器；手套裏有個線疙瘩，他覺得裏麵藏著毒劑。“這種毒劑是現代新科技，厲害得很，戴到手上以後，毒劑從指甲滲入身體，要不了一星期，人就會癡呆、癱瘓。我戴了一次，渾身發熱，指尖上像有螞蟻在爬。我拿上這些東西到後勤科去問，找到負責發放勞保用品的人，他不認賬，他說這東西不是他們發的。當麵說謊，無恥之極，令人發指！出了這麼嚴重的事，不讓我追問。我去追問，領導就找我談話，說我這是沒事找事兒，無理取鬧。他們隻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把信紙一頁一頁反複翻看，嘴裏不由得發出一聲聲歎息，最後禁不住搖了搖頭。
大哥站下來，盯著我的臉：“他信裏說的，你相信嗎？”
“單位的領導為什麼這樣對他？別人為啥要害他？應該有個理由啊。一個將近退休的人，他還能和誰爭官位？擋誰的財路？
和誰爭女人？爭職稱，爭待遇？為什麼事和人結仇，弄到非要整死他不可，還不惜這麼周密的布置，動用高科技手段？”
“書青，我的單位裏如果有一個像你二哥這樣的人，我該咋辦？”
“我不明白。我不知道張書銘在單位裏究竟出了什麼事。”
“你不知道吧，昨天他給我打了長途電話，說有幾個人把他騙到戈壁灘裏打了一頓，把他的牙都打活動了。”
我驚歎了一聲：“真的嗎？”
“信上的事兒真不真不知道，昨天他在電話裏說有人打他，我相信是真的。他把周圍的人惹煩了，誰會容忍他？”
“可是，公然把人弄出去毆打，單位也不管？”
“我最擔心的是，這樣下去，他信上說的事兒都會變成現實。你想想看，一個精神上出了問題的人，領導怎麼辦？大家怎麼對待？”
我轉過身，自言自語似的說：“張書銘這樣……咱們該咋辦呐？”
大哥臉上現出一片陰影：“咱們得想想辦法，看能不能把他調回來，調到咱們身邊。或者，讓他退休？像他這樣，單位肯定很頭疼，會同意他提前退休。退了休，回內地來，換換環境，好好休養一段，也許會好些。”
大哥動用了自己的老朋友、老上司、老同事，為張書銘尋找接收單位。有了眉目之後，他讓我給二哥打電話。
我把電話打過去，對方說：“張書銘沒來。”
我問：“他什麼時候能來？”
那邊說：“不知道，一星期沒見他了。”
我把情況告訴大哥，大哥給張書銘單位黨委辦公室打電話。
隔一天，黨委辦公室的人回電話說：“張書銘上周末獨自外出，現在還沒回來，也沒跟單位請假。”
大哥把張書銘來信所說的內容和被人毆打的情況向黨委做了彙報，他認為張書銘的腦子出了問題，請求黨委關心，幫助查找。對方態度很好，說他們正在調查。有人反映，星期六下班後看見張書銘在奎屯河邊的公路上搭便車，肩上挎個綠掛包，手裏拿著兩個饢。
這消息讓我和大哥焦慮不安。新疆那麼大，地域那麼寬廣，如果張書銘搭上便車，像小鳥飛進山林，海闊天空，到哪兒去找他？
“你應該建議他們到巴音布魯克去一趟。”
“ 我讓他們先到薛蘭英那兒， 然後再找一下他前妻葉玉珍。”
除了這兩個地方，張書銘還會去哪兒？
我拍了一下頭：“他會不會往邊境那邊跑？”
大哥沉吟了一下：“張書銘不是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了，還能那樣犯渾？”
“如果腦子出了問題，什麼可能沒有？”
對於一個腦子出問題的人，想象和行動的空間，正常人怎能料到呢？——這是我說服太太的理由。在張書銘失蹤的二十多年裏，我常常夜裏突然醒來，腦子裏閃過一個念頭：張書銘踏過了天山，越過了戈壁。……不管他是否活著，他的靈魂都係在那條夢幻般的公路上，在塔裏木盆地邊緣的沙塵裏。當他穿越塔克拉瑪幹時，他會化為氣霧中的蜃景，在大漠上空顯現。
一個親人，當你失去他時，才會意識到對他虧欠了很多，此生無法彌補。這部書稿不僅喚起我對親人的懷念，也喚起了我心底深深的愧疚。張書銘每次探親回來，為什麼我不能多花費點時間陪陪他，耐心聽聽他那些囉囉唆唆的傾訴？為什麼不能多給他一點親情，多給他一點溫暖？我自以為對他夠寬厚夠仁愛，其實那隻是一種憐憫和施舍。讀那些荒唐的來信時，為什麼我心裏沒有同情，隻有嫌怨和不耐？以至於把他的失蹤看作是我和大哥的解脫，還覺得對他已經仁至義盡？
我把庫爾喀拉選為第一站。那裏不僅是書稿的來源地，也是張書銘煉獄曆程的起點。沿著這個起點，重走二哥走過的路，章明就會在我的尋找裏複活。
太太送我到車站，她牽著我的手說：“希望這趟在你小說裏的旅行能有驚喜的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