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語言規約之所以有效，在於人們對語言的象征意義予以承認，並心懷敬畏。在韓少功看來，這並非迷信，而是人類社會情感凝聚的一種依托，正如“結婚需要戒指，國家需要國旗，宗教需要偶像”。語言的魔力，說到底是形式的力量、信仰的力量，韓少功在科學主義盛行的年代，為它們保留了一塊園地。
另一個語言影響現實的例子是“暈街”。“暈街”是馬橋人特有的一種怪病，症狀和暈船相仿，但隻發生在城市的街道上。馬橋一帶的郎中還有專門治暈街的湯藥。韓少功將“暈街”現象解釋為一種心理暗示的結果，而更為重要的是，這種暗示來自於語言，即“暈街”這個詞的形成。他認為“暈街”一詞的發明者，“造就了馬橋一代代人特殊的生理，造就了他們對城市長久的遠避”。
也就是說，語言通過對人的心理暗示，新造出了第二級事實，從而影響了人的生存態度。
韓少功的理解是獨特的，語詞不再隻是對既有現實的概括和命名，而反過來具有了創造事實的能力。循此因果倒置的思路，韓少功進一步發問：那麼“革命”呢，“知識”呢，“故鄉”呢，“局長”呢，“勞改犯”呢，“上帝”呢，“代溝”呢……在相關的條件下，這些詞已經造就過什麼？還會造就什麼？
可見，韓少功對於這些語詞的反思，並不止於人為施加的意識形態內涵和共識觀念。他反過來強調，這些宏大話語早已獲得了主動權，潛移默化地侵入人們的意識，製造出遠離本意的幻象來控製人們的思維。
這些語言現象的描述和闡釋顯示，韓少功首先撤銷了人主宰世界的天然權利。他以謙卑的態度誠服於語言的魔力，這與其說是神話意識的複蘇，是向非理性狀態的倒退，倒不如說他試圖用語言來牽製現代社會中理性的膨脹。
在此意義上，他將人類對世界的絕對控製力轉嫁在語言身上： 語言是人與世界的聯結，中斷或者失去了這個聯結，人就幾乎失去了對世界的控製。在這個意義上，人們完全可以有理由說，語言就是控製力。
也正因此，韓少功將有關性的“語言空白”，歸結為人們認識自身的一個盲區。
“性的無名化”導致了人們麵對性時的不安全感。
（三）個人詞典
傳統語言觀不僅是工具主義的，同時也建立在本質主義的理解上，即認定：語言的深層結構和世界秩序之間存在著某種互為映射的對應關係。“每個字詞都有一個意義，這個意義同這個字詞是相聯係的。它是字詞所代表的東西。”在這裏，意義就像一種實體包孕在詞語裏，無論誰麵對詞語，都會領悟到相同的意義。
《馬橋詞典》所描述的交流經驗顯然並非如此。“1948年”這樣一個普通的時間標記對馬橋人來說是陌生的，他們用“長沙大會戰那年”、“茂公當維持會長那年”、“張家坊竹子開花那年”、“光複在龍家灘發蒙那年”或“馬文傑招安那年”來表示那個年頭。即使長沙大會戰早在六年前就已打響，但這一曆史事實並不妨礙馬橋人把“長沙大會戰發生那年”（1942年）與“1948年”（他們獲知此戰役的年份）對應起來，甚至還將這對名不符實的關係指定為一個標識來確定其他的年份。
馬橋人有關時間的指示方式，否定了詞與意義間一一對應的傳統語言觀念。“長沙大會戰發生那年”在馬橋話中具有和普通話完全相錯的指向，但這並不妨礙它在馬橋人之間具有傳達意義的有效性。“1948年”在不同的說話人那裏，也有著不同的意義。維特根斯坦說：“一個詞的意義是它在語言中的用法。”也就是說，語詞的意義不是恒定不變的，它有賴於不同語境下的不同使用和不同理解。可以說，對於“意義即用法”論斷的認同，正是整部《馬橋詞典》的創作前提。韓少功所津津樂道的語詞都有著不同於普通話的獨特含義，對於它們的特殊使用，本質主義普泛化的語言規則毫無效力。
如果說，把每個獨立的個人比作一個特殊的小語境，那麼“每個人都需要一本自己特有的詞典”（P401）。韓少功將《馬橋詞典》的編撰經驗推及個人，提出了“個人詞典”存在的必然。每個人都有完全不同的生命體驗，那麼對於詞語的詮釋必將截然不同。我以為，韓少功的這一創見，並非刻意誇大語言的歧義性，這恰恰顯現出他對現代性之本質主義、普遍主義傾向的有力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