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在1934年秋天，我就成了高中的國文教員。校長待我是好的，同學生的關係也頗融洽。但是同行的國文教員對我卻有擠對之意。全校三個年級，十二個班，四個國文教員，每人教三個班。這就來了問題：其他三位教員都比我年紀大得多，其中一個還是我的老師一輩，都是科班出身，教國文成了老油子，根本用不著備課。他們卻每人教一個年級的三個班，備課隻有一個頭。我教三個年級剩下的那個班，備課有三個頭，其困難與心裏的別扭是顯而易見的。所以在這一年裏，收入雖然很好(一百六十元的購買力約與今天的三千二百元相當)，心情卻是鬱悶。眼前的留學杳無蹤影，手中的飯碗飄忽欲飛。此種心情，實不足為外人道也。
但是，幸運之神(如果有的話)對我是垂青的。正在走投無路之際，母校清華大學同德國學術交換處簽訂了互派留學生的合同，我喜極欲狂，立即寫信報了名，結果被錄取。這比考上大學金榜題名的心情，又自不同，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積年愁雲，一掃而空，一生幸福，一錘定音。仿佛金飯碗已經捏在手中。自己身上一鍍金，則左右逢源，所向無前。我現在看一切東西，都發出玫瑰色的光澤了。
然而，人是不能脫離現實的。我當時的現實是：親老、家貧、子幼，我又走到了我一生最大的一個歧路口上。何去何從？難以決定。這個歧路口，對我來說，意義真正是無比地大。不向前走，則命定一輩子當中學教員，飯碗還不一定經常能拿在手中，向前走，則會是另一番境界。“馬前桃花馬後雪，教人怎敢再回頭？”
經過了痛苦的思想矛盾，經過了細致的家庭協商，決定了向前邁步。好在原定期限隻有兩年，咬一咬牙就過來了。
我於是在1935年夏天離家，到北平和天津辦理好出國手續，乘西伯利亞火車，經蘇聯，到了柏林。我自己的心情是：萬裏投荒第二人。
在這一段從大學到教書一直到出國的時期中，我的心鏡中照見的是：蔣介石猖狂反共，日本軍野蠻入侵，時局動蕩不安，學生兩極分化，這樣一幅十分複雜矛盾的圖像。
馬前的桃花，遠看異常鮮豔，近看則不見得。
我在柏林呆了幾個月，中國留學生人數頗多，認真讀書者當然有之，終日鬼混者也不乏其人。國民黨的大官，自蔣介石起，很多都有子女在德國“流學”。這些高級“衙內”看不起我，我更藐視這一群行屍走肉的家夥，羞與他們為伍。“此地信莫非吾土”，到了深秋，我就離開柏林，到了小城又是科學名城的哥廷根。從此以後，在這裏一住就是七年，沒有離開過。
德國給我一月一百二十馬克，房租約占百分之四十多，吃飯也差不多。手中幾乎沒有餘錢。同官費學生一個月八百馬克相比，真如小巫見大巫。我在德國住了那麼久的時間，從來沒有寒暑假休息，從來沒有旅遊，一則因為“阮囊羞澀”，二則珍惜寸陰，想多念一點書。
我不遠萬裏而來，是想學習的。但是，學習什麼呢？最初並沒有一個十分清楚的打算。第一學期，我選了希臘文，樣子是想念歐洲古典語言文學。但是，在這方麵，我無法同德國學生競爭，他們在中學裏已經學了八年拉丁文、六年希臘文。我心裏彷徨起來。
到了1936年春季始業的那一學期，我在課程表上看到了瓦爾德施米特開的梵文初學課，我狂喜不止。在清華時，受了陳寅恪先生講課的影響，就有誌於梵學。但在當時，中國沒有人開梵文課，現在竟於無意中得之，焉能不狂喜呢？於是我立即選了梵文課。在德國，要想考取哲學博士學位，必須修三個係，一主二副。我的主係是梵文、巴利文，兩個副係是英國語言學和斯拉夫語言學。我從此走上了正規學習的道路。
1937年，我的獎學金期滿。正在此時，日軍發動了盧溝橋事件，虎視眈眈，意在吞並全中國和亞洲。我是望鄉興歎，有家難歸。但是天無絕人之路，漢文係主任夏倫邀我擔任漢語講師，我實在像久旱逢甘霖，當然立即同意，走馬上任。這個講師工作不多，我照樣當我的學生，我的讀書基地仍然在梵文研究所，偶爾到漢學研究所來一下。這情況一直繼續到1945年秋天我離開德國。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開幕。我原以為像這樣殺人盈野、積血成河的人類極端殘酷的大搏鬥，理應震撼三界，搖動五洲，使禽獸顫抖，使人類失色。然而，我有幸身臨其境，隻不過聽到幾次法西斯頭子狂嚎--這在當時的德國是司空見慣的事--好像是春夢初覺，無聲無息地就走進了戰爭。戰爭初期階段，德軍的勝利使德國人如瘋如狂，對我則是一個打擊。他們每勝利一次，我就在夜裏服安眠藥一次。積之既久，失眠成病，成了折磨我幾十年的終生痼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