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就一般的風範來說的。至於學風，則愧我愚陋，我實在看不出有什麼差別。首先一個問題我就解決不了，根據什麼來劃分北大學派和清華學派？根據人嘛，是從北大或清華畢業的人才算是北大學派或清華學派呢？抑或是在北大或清華任教的人才算是北大學派或清華學派呢？有的人是從北大畢業然而卻在清華教書，或者適得其反，他算是什麼學派呢？這樣的人，我無法去統計，然而其數目卻是相當大的。
根據學術著作的內容嘛，這也不行。著作內容，比如說中國哲學史，每一個學者，隻要個人願意，都能研究，決不會有什麼北大學派或清華學派。根據學術風格嘛，幾乎每一個學者都有自己的風格，不但北大、清華如此，南開、複旦等校又何獨不然！
北大和清華，由於曆史淵源關係，教授互相兼課的很多，兩校教授成為朋友的更多，關係錯綜複雜，難以尋出一條線索把他們分為兩派。隻要是北大的教授，就屬於北大學派。隻要是清華的教授，就屬於清華學派。這是一種過分簡單化的做法，什麼問題也不解決。
總之，我認為，從學術上來講，根本沒有什麼北大學派和清華學派。
論博士
中國的博士和西方的博士不一樣。
在一些中國人心目中，博士是學術生活的終結，而在西方國家，博士則隻是學術研究的開端。
博士這個詞兒，中國古代就有。唐代的韓愈就曾當過“國子博士”。這同今天的博士顯然是不同的。今天的博士製度是繼學士、碩士之後而建立起來的，是地地道道的舶來品。在這裏，有人會提意見了：既然源於西方，為什麼又同西方不一樣呢？
這意見提得有理。但是，中國古代晏子說：“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淮北，則為枳。”土壤和氣候條件一變，則其種亦必隨之而變。在中國，除了土壤和氣候條件以外，還有思想條件。西洋的博士到了中國，就是由於這個思想條件而變了味的。
在世界各國的曆史中，中國封建階段的曆史最長。在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中國的知識分子上進之途隻有一條，就是科舉製度。這真是千軍萬馬，獨木小橋。從考秀才起，有的人曆盡八十一難，還未必能從秀才而舉人，從舉人而進士，從進士而殿試點狀元等等，最有幸運的人才能進入翰林院，往往已達垂暮之年，老夫耄矣。一生誌願滿足矣，一個士子的一生可以畫句號矣。
自從清末廢科舉以後，秀才、舉人、進士之名已佚，而思想中的形象猶在。一推行西洋的教育製度，出現了小學、中學、大學、研究院等等級別，於是就有人來作新舊對比：中學畢業等於秀才，大學畢業等於舉人，研究生畢業等於進士，點了翰林等於院士。這兩項都隱含著“博士”這一頂桂冠的影子。順理成章，天衣無縫，新舊相當，如影隨形。於是對比者心安理得，胸無凝滯了。如果讓我打一個比方的話，我隻能拿今天的素齋一定要烹調成雞魚鴨肉的形狀來相比。隱含在背後的心理狀態，實在是耐人尋味的。
君不見在今天的大學中，博士熱已經頗為普遍，有的副教授，甚至有的教授，都急起直追，申報在職博士生。是否有向原來是自己的學生而今頓成博導的教授名下申請做博士生的例子，我不敢亂說。反正向比自己晚一輩的頓成博導的教授申請的則是有的，甚至還聽說有位教授申請做博士生後自己卻被批準為博導。萬沒有自己做自己的博士生的道理，不知這位教授如何處理這個問題。從前讀前代筆記，說清代有一個人，自己的兒子已經成為大學士，當上了會試主考官。他因此不能再參加進士會試，大罵自己的兒子：“這畜生讓我戴假烏紗帽！”難道這位教授也會大發牢騷：“批準我為博導讓我戴假烏紗帽嗎？”
中國眼前這種情況實為老外所難解，即如“老內”如不佞者，最初也迷惑不解。現在，我一旦頓悟：在中國當前社會中，封建思想意識仍極濃厚。在許多人的下意識裏，西方傳進來的博士的背後隱約閃動著進士和翰林的影子。
祝賀與希望
陳寅恪先生在《陳垣敦煌劫餘錄序》中說道：“或曰，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這真是一語破的，一下子就說到了點子上。陳先生這樣說，是完全有根據的。他說：“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自發現以來，二十餘年間，東起日本，西迄英法，諸國學人，各就其治學範圍，先後鹹有所貢獻。吾國學者，其選述得列於世界敦煌學著作之林者，僅三數人而已。夫敦煌在吾國境內，所出經典，又以中文為多，吾國敦煌學著作，較之他國轉獨少者，固因國人治學，罕具通識，然亦未始非以敦煌所出經典，涵括至廣，散佚至眾，迄無評備之目錄，不易檢校其內容，學者縱欲有所致力，而憑借末由也。”
陳先生這篇文章寫於1930年，他對當時中國敦煌學之所以薄弱之原因，論述具體而求實，用不著再作什麼解釋與論證。我隻想補充一點：從敦煌藏經洞的發現到1930年，三十年中，中國政局極端混亂，改朝換代，軍閥混亂，中國學者哪裏有餘裕，有財力和精力，來“預流”呢？僅有三數人的著作能進入學術之林，已不算少。我們今天要真誠地感謝這三數位學者，他們給中國爭得了榮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