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鴻在新加坡作了短暫停留，結識了一些愛國華僑，對陳嘉庚先生尤為景仰。徐悲鴻便為他畫了一幅油畫像。陳嘉庚先生以2500元現洋贈送徐悲鴻。
為了報謝陳嘉庚先生，徐悲鴻又畫了馬克思和托爾斯泰的油畫像，贈給陳嘉庚先生所辦的廈門大學。
徐悲鴻還為新加坡其他華僑領袖畫了肖像，盡管有時揮汗如雨，但終於得到一筆數目不小的款子，足夠他和妻子在巴黎生活幾年。但是，悲鴻沒有即刻返回巴黎。他心念著闊別了6年的祖國，便由新加坡匆匆回到上海。
徐悲鴻從巴黎學成回國，一踏上祖國大地，當時的《上海時報》就在顯要版麵作了報道。上海依舊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城市，也依舊是窮人的地獄，富人的天堂。國內仍處於以帝國主義為後台的軍閥割據下，政治黑暗，民不聊生。這一切又一次加深了悲鴻從少年時代就萌發了的憂國憂民之感。
憑徐悲鴻當時的名氣和創作能力，他躲進畫室，專門從事美術創作也未嚐不可。但他不是目光短淺和隻為自己打算的人。他想到自己年幼時的坎坷遭遇，特別是學藝之難的種種經曆，想到了祖國的未來，決心要致力於畫壇新人的培養，他認為那才是他第一位的工作。
徐悲鴻去訪問了田漢。這位熱情的作家和徐悲鴻一見如故。他們開懷暢談，針砭時弊，發著感慨，如同多年的老友一樣。他們的友誼從此開始，終身未衰。
田漢當時為徐悲鴻舉行了“消寒會”，介紹徐悲鴻和上海文藝界人士郭沫若等人見麵。
徐悲鴻還去看望了康有為先生和黃震之先生，並為他們作了油畫肖像，以表示對他們的感謝。
徐悲鴻在上海逗留了3個月。
正是暮春三月，江南草長的時節，徐悲鴻又離開上海，起程前往巴黎。遙遠的路程，分別半年多的思念，使徐悲鴻急切地盼望看到妻子。但是，容光煥發的蔣碧薇，見到徐悲鴻的第一句話便是詢問：“你帶回了多少錢？”
徐悲鴻如實地告訴她，在新加坡掙的錢不少，但在上海又買了一些書籍、字畫，剩下的雖不多，但也足夠他們在巴黎生活一年。於是憤怒、埋怨、責備便像潮水一樣向徐悲鴻撲來。
徐悲鴻依舊是耐心地告訴蔣碧薇：“我愛畫入骨髓，永遠也改不了，願你能諒解。”
“你太使我失望了，我原以為有那樣多賣畫的錢，我們把它存入銀行，可以好好在國外生活些年，可你……你還把在上海買的那些書籍字畫都留在國內，也不帶點出來！難道你打算很快回去不成？”蔣碧薇的聲音裏帶著嗚咽。
“我當然希望很快回去。我是為了振興祖國，給祖國爭氣才出來留學的。”悲鴻開始激動起來，“我這次回到上海，見到國內的情況日非一日，更感到肩上的責任沉重。我急切地盼望學成歸國，為自己的國家幹一番事業。”
回到巴黎後，徐悲鴻決定歸國了。他在歐洲學習已8年，刻苦的攻讀使他獲得精湛的寫生技法和廣博的藝術知識。
1927年4月，徐悲鴻滿載著他那滿箱滿包的書畫，向車站走去。這些書畫不僅有他節衣縮食買來的，還有他自己的許多習作和作品，以及他臨摹的許多油畫，如德洛克洛瓦的《希阿島的屠殺》、普呂東的《公理與複仇在追趕凶手》、約爾丹的《豐盛》、倫勃朗的《第二夫人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