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是中國國難極其深重的一年。
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大舉入侵我東北三省。由於蔣介石下令“絕對不抵抗”，以致數十萬東北軍幾乎未放一槍，就將東北的大好河山拱手送給日本侵略軍，引起全國人民無比的悲憤。
國民黨政府推行的反動賣國政策，一麵軟弱地向帝國主義屈膝投降，一麵瘋狂地鎮壓人民群眾和民主運動，陷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
徐悲鴻走進自己簡陋得沒有一件古玩，沒有一件硬木家具的小畫室。這裏沒有畫案，隻有一張用來作畫的舊圓桌。他隨手掩上吱吱作響的屋門，坐下來後打開手中那一卷報紙，翻閱起來。
新聞標題映入他的眼簾：
“日軍滅絕人性，奸淫燒殺，無惡不作！”
“屍橫遍野，血流成河，我東北三省大部陷落！”
“戰禍蔓延，國難當頭；江淮大水，關中大旱！”
看著看著，徐悲鴻的耳邊仿佛響起了難民們淒苦的呼喊聲。在報紙上，也在他的腦子裏，出現了一張張憔悴的臉，一雙雙失神的眼睛，一個個孱弱的身軀，一隻隻瘦骨嶙峋的手……
他自言自語道：“戰禍、天災，餓殍遍野，民不聊生，如何是好？”
現在，《田橫五百士》畫成功了。徐悲鴻以這一曆史畫卷來歌頌“威武不能屈”的民族精神，鼓舞人們的鬥誌，抨擊那些媚敵求榮的民族敗類！
國破家亡的慘狀，嚴酷的社會現實，使悲鴻滿腔義憤。他不能再安於一般的教學和創作，他要為人民控訴，為國家呼籲，他懷著強烈的不滿，開始構思巨幅油畫《徯我後》。
《徯我後》取材於《書經》，描寫的是夏桀暴虐，商湯帶兵去討伐暴君，受苦的老百姓盼望大軍來解救他們，紛紛地說：“徯我後，後來其蘇。”
意思是說，等待我們賢明的領導人，他來了，我們就得救了。
畫麵描繪一群窮苦的老百姓在翹首遙望遠方，大地幹裂了，瘦弱的耕牛在啃著樹根，人們的眼睛裏燃燒著焦灼的期待，那種殷切的心情，就如同大旱的災年，渴望天邊起雲下雨一樣。
畫麵高2265厘米、寬3155厘米，共有16個人物，每個都有真人般大小。
1933年初春，徐悲鴻用血淚和憤慨凝結成的大型油畫《徯我後》問世了。他麵對畫卷，忘卻了疲勞，高興地發出了一陣爽朗的笑聲，聲音溢滿畫室，飛向夜空。
徐悲鴻在構思中，曾數易其稿。現在保存在徐悲鴻紀念館裏的素描畫稿上，還有“吊民伐罪”的旗幟。作品表現了徐悲鴻對國民黨政府的反動統治強烈的痛恨和對苦難中的中國人民深厚的感情！
《徯我後》和《田橫五百士》兩幅大型油畫，一起懸掛在中央大學大禮堂裏。畫麵壯闊，立意深刻，使每一個前來參觀的人感到震撼，感到力量，深深地打動著他們的心弦。
徐悲鴻的畫也讓一些人害怕了。當時就有人跑去向當局報告，說他的畫是蠱惑人心。徐悲鴻說：這就是我作畫的目的！
1932年4月，徐悲鴻帶領中大藝術係的學生們去北平參觀和寫生。經過天津時，應南開大學的邀請，徐悲鴻前往講演。聽到徐悲鴻在講演中熱烈讚揚中國民間藝術的豐富多彩，校長張伯警先生便對徐悲鴻談笑風生地講起天津泥人張的故事。
最後，他十分惋惜地說：“我少年時曾見過泥人張，可是，後來就不知他的下落了。”
徐悲鴻津津有味地聽著。因為他早已聽到過關於泥人張的種種逸事，傳說泥人張能在袖子裏捏塑人像，而且惟妙惟肖。但徐悲鴻未曾親眼見到，總不免有些懷疑。
張伯警告訴徐悲鴻：“我認識一位嚴範孫先生，泥人張替他的父親和伯父都塑過像，我可以陪你去嚴宅。”
於是，他們驅車前往。嚴範孫先生很熱情地接待了他們，立刻捧出他父親和伯父的塑像。兩座塑像分別被放置在玻璃座中，座高約1尺8寸，像旁有桌椅，是木製的，其他都是泥塑。
嚴先生的伯父像蓄有胡須，戴了瓜皮小帽，帽上綴有寶石，右手倚靠桌上，身穿黑色的長袍馬褂，神采畢現，栩栩如生。
嚴先生的父親戴眼鏡，穿背心，未留胡須，唇邊略略下陷，現出微笑的神情。兩座塑像都上了顏色，色彩簡潔而淡雅。至於人物比例的精確，骨骼的肯定，與傳神的微妙，都是當時在雕塑中很難見到的。
嚴範孫先生回憶說：“如果泥人張活到現在，將近有100歲了。他的後代也都以製泥人為業。”
徐悲鴻提出想欣賞更多的泥人張作品，待客熱情的嚴範孫先生點頭同意，便帶著徐悲鴻和張伯警先生一同來到泥人張當年開設的商店參觀。
他們走進門麵狹窄的商店，隻見上上下下，全是泥人。有古代的美人西施、王昭君及現代的摩登女郎和西裝少年等，多姿多彩。但使徐悲鴻感興趣的還是那些民間人物：賣瓜者、占卜者、臃腫不堪的和尚等，真是各盡其態，美不勝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