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鴻回到了這個多霧的山城、戰時國民黨政府的陪都。這裏有他親愛的同胞，有他熟悉的學生，有等待著他去做的許多工作，他感到多麼喜悅。
雖然徐悲鴻才47歲，但看上去，卻遠遠超過了他的年齡。為了多難的祖國，他工作得太多、太緊張、太疲乏了！
他來到中央大學藝術係，學生們蜂擁上前，搶著向他問好。這時，響起了“劈劈啪啪”的鞭炮聲。徐悲鴻看見一個身材高大的男學生，用竹竿高高地挑起一串很長的鞭炮，它在響聲中冒著硝煙和火花。
學生們把徐悲鴻擁到教室裏，在那些拚湊起來的簡陋的課桌上，擺滿了豐盛的飯菜，那是他的學生們親手做的。他坐下來，每個學生給他夾一筷子菜，送到他的麵前，他聽到那些男女學生嘰嘰喳喳地說著話，心中滿是欣慰。
這天晚上，他照舊回到中央大學的集體宿舍中，住在上下兩層鋪的小房間裏。夜深人靜的時候，他想起了已經失去的家，想起了兩個兒女，也想起了蔣碧薇。
第二天，徐悲鴻去看望了蔣碧薇。但是她卻對他冷若冰霜，堅決拒絕和解。原來，聽到徐悲鴻行將歸國的消息，張道藩便寫信給蔣碧薇，要她拒絕一切調解，說明和他永久斷絕。這樣，蔣碧薇可以保留自由之身，長為張道藩秘密的愛人。
陰險的張道藩要繼續在精神上扼殺徐悲鴻。蔣碧薇當即複信表示，她決不與徐悲鴻和好。她在給張道藩信中寫道：“忍痛重圓，此一做法，當為吾人最難堪、最慘痛之犧牲”，“至於汝之愛吾，吾固未曾有一刻懷疑”。
徐悲鴻永遠沒有想到，口口聲聲說“我又不會再嫁人”的蔣碧薇竟如此不顧個人尊嚴，成為一個早已娶了一位法籍妻子的國民黨特務頭目的情婦。
徐悲鴻仍然將全部精力用於創作和教學上。為了彌補這幾年失去的教學時間，他每天一清早就來到教室裏，以高度的責任感來培養年輕一代，循循善誘地引導有不同才能的學生向不同的方向發展。因材施教，永遠是他的特色。當時的許多學生後來都成為優秀的美術家，多在美術院校任教。
當時，油畫工具仍很缺乏。徐悲鴻就指導學生們用各種廢舊的木板做調色板，有的很厚重。他從來不講這些工具不能用，或那種筆不行，並且常常在教室裏和學生們一起作畫。
1942年，重慶舉行了全國木刻展覽。徐悲鴻興致勃勃地看到解放區木刻家豐富多彩的作品。這些作品反映了人們的生活和鬥爭，特別是木刻家古元饒有詩意的作品，引起了徐悲鴻的讚歎，為此他還寫了一篇文章，在開頭寫道：
我在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月十五日下午15時，發現中國藝術界一卓越之天才，乃中國共產黨的大藝術家古元。
我自認不是一個思想有了狹隘問題的國家主義者，我唯對於還沒有20年曆史的新中國版畫界已誕生一巨星，不禁深為慶賀。
古元乃他日國際比賽中之一位選手，而他必將為中國取得光榮。
徐悲鴻的預言並沒有錯。後來，古元果真成為出類拔萃的木刻家，在國際上享有盛名。
但是，當時國民黨的報刊壓製輿論，他這篇文章隻能在本市中一家私營的《新民報》上發表。後來，延安的《解放日報》轉載了這篇文章。但是，這樣的一篇文章卻得到了國民黨當局的格外“關注”。
不久，蔣碧薇的父親蔣梅笙逝世了。徐悲鴻聞訊，立即趕到醫院的太平間。那天晚上，他悲傷地陪著蔣碧薇守靈。
在昏暗而慘淡的燈光下，他們默然無語地坐在老人的遺體旁，遙遠歲月裏的往事，又像潮水般向徐悲鴻湧來。
徐悲鴻忽然記起了第一次到蔣家去的情景，蔣梅笙先生穿一件灰色的紡綢長衫，搖著折扇，滿臉堆笑地迎接他。他還清楚地記得，那把折扇是空白的，蔣梅笙特意買來請他作畫，他當時便畫了一叢墨竹。
蔣梅笙十分讚賞地用食指敲著桌沿，連聲叫好。後來，吃飯的時候，蔣碧薇從樓上走下來，她好像是特意打扮過的，穿一件嶄新的藕色上衣，下身是一條藏青色的綢裙，烏黑的頭發覆蓋著她的前額，那雙黑閃閃的大眼睛落落大方地注視著這個新來的陌生人……
忽然，蔣碧薇聲音低低地說道：“要是能給父親畫張遺容就好了！”
徐悲鴻回過神來，抬頭望了望她，輕輕地站起來，打開他隨身攜帶的手提包，小心地拿出紙和筆，迅速地畫了一幅素描。
微弱的曙光悄悄地從窗戶外朝裏麵窺視，天快要亮了。徐悲鴻用手絹擦了擦含在眼眶裏的淚水，飽含深情地說：“碧薇，你不要難過，父親的喪事我一定好好辦理。”
徐悲鴻想到自己幾乎分崩離析的家庭，沉思了片刻輕聲地說道：“碧薇，我們這樣下去總不是辦法呀！為了兒女著想，我們也不該再鬧下去。”
蔣碧薇急速地抬起了頭，高聲地說：“算了吧！我們既已分開，一動不如一靜，天下離異的人很多，不足為奇，你我的個性太不相同！你可以另外結婚，我難道還會跟你搗亂不成。”
徐悲鴻沉默了，不再說話。當時的他無論如何也想不到，卑鄙的張道藩一直緊緊地牽引著蔣碧薇的心，並且依舊巧妙地通過蔣碧薇的手，來給他施加種種難堪和痛苦，而張道藩本人卻繼續披著偽裝，在公開場合遇見他時，總是擠眉弄眼地說著關切的話。
很多年後，蔣碧薇寫道：
父親去世前後，道藩對我盡了最大的愛心與關切……在那一段時期內，道藩在中宣部的工作職責重大，忙碌到日以繼夜，但他仍盡可能地抽出時間，和我多聚晤。
這年秋天，徐悲鴻準備著手籌辦中國美術學院。它是由中英庚款董事會計劃用庚子賠款建立的，是一所美術研究院性質的學院。
由於戰時的一切都很困難，隻能因陋就簡，院址設在沙坪壩對麵的磐溪石家花園石家祠。為了給美術學院準備一批圖書，徐悲鴻決定去桂林七星岩岩洞取回他那些藏書。
1942年冬天，徐悲鴻由重慶乘長途汽車，前往貴陽，準備從那裏再去桂林。他在貴陽逗留期間，又舉辦了一次畫展，將全部賣畫收入，捐獻給當地的中學作為經費。隨後，他又乘車到達桂林。
在桂林，徐悲鴻終於和田漢、歐陽予倩又相聚在一起了。這三個“南國社”的朋友，當年分手以後，盡管各自都有著很不平凡的艱苦經曆，但是，都堅強地戰鬥在文藝戰線上。
這時，歐陽予倩正在桂林創辦劇社，上演了許多抗敵話劇。田漢則在郭沫若領導的政治部第三廳擔任文藝處處長，肩負了極為繁重的抗敵宣傳工作，並領導了那些抗敵演劇隊，經常四處奔走。
田漢和歐陽予倩都戴著厚厚的近視鏡片，隻有徐悲鴻一人仍是目光精銳。他們不由得憶起並肩戰鬥的往事，在南國藝術學院共事的情景又湧到了他們麵前，然而時間卻過去了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