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如歌亦如梭
百年校慶征文的題目是歲月如歌，我卻常常感到歲月如梭。多少往事，曆曆猶在眼前，仿佛就是昨天。
我與華師可說有緣。1933年父親在漢口一家銀行工作，但卻住在文化氛圍較濃的糧道街。我和姐姐讀胭脂路小學，同住一屋的小舅則因師從餘家菊教授而借讀於中華大學，正好是古老的石板長街的兩頭。中華大學的校舍比較逼仄，也沒有什麼高樓大廈，但對我這個一年級小學生來說，卻仿佛是高不可攀的山峰。
1948年深秋，我與千千萬萬的民主青年（當時對蔣管區進步學生的通稱）一樣，滿懷革命激情奔赴中原解放區。本來許昌市人民政府想留我們就地辦報，但我卻因為仰慕範文瀾的大名，毅然前往剛解放的古城開封，進入劉、鄧首長親自創辦的中原大學。中原大學雖然是借用河南大學的正規校舍，但由於我們到校較遲，隻能住在臨近貢院由考棚改建的簡陋宿舍中。寒冬臘月，朔風呼號，大雪紛飛，我們蓋的卻是兩斤半的薄棉被，和衣臥在土磚砌成的冷炕上，早上起來仿佛身上一點熱氣都沒有。二野是四大野戰軍中最窮最苦的一支部隊，我們穿的都是手織土布的棉軍服，由於沒有真正的染料，所以顯得灰不灰白不白的。為了不給新解放區老百姓增加負擔，我們吃的是遠從東北運來的高粱麵。那時火車未通，全靠手推小車長途運輸，日曬雨淋大多已經變質，做成的窩頭又黑又硬，苦澀無味，吃什麼拉什麼，故被稱之為“鐵塔”（開封名塔）。
但是艱苦的生活絲毫沒有減低我們學習馬列、改造思想的熱情，校園中充滿著青春活力與蓬勃生機。我當時朝思暮想的就是早日奔赴前線，“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可是大軍渡江，進軍西南乃至解放海南島，我一次又一次請戰，一次又一次沒有得到批準。學校領導說，全國就要解放了，要儲備理論骨幹，將來辦新型正規大學。於是，我這個金陵大學本科三年級還未讀完的曆史係學生，就被留在研究室邊幹邊學。老同誌勉勵我：“別忘記這段啃窩頭的艱苦歲月，將來回憶起來是一種光榮，一種幸福。”是的，我確實珍惜這些燃情歲月，那床兩斤半的薄棉被隨著我行軍南下，帶到武漢，蓋了不知多少年，以後又先後成為兩個女兒和外孫女的墊被。
到武漢以後，中原大學仍然保持著老區的革命傳統，艱苦奮鬥，勤儉辦學。我曾擔任過教育學院研究生會主席，老院長王自申經常握著我的手諄諄叮囑：“千萬別忘記延安精神。”1950年年初，中南局命令我們分赴中南5省進行教育調查，我帶領一隊學生到河南信陽、淮陽兩個地區。當時鐵路、公路都未暢通，經常要冒著北風嚴寒背著背包長途跋涉，有時起早貪黑一天要走百餘裏，腳都起泡，但是沒有一個人叫苦退卻。晚上打開背包睡在濕冷的地上，第二天一早打起背包又出發，就是這樣在短短一個多月的時間裏完成了兩個地區十幾個縣的繁重調查任務。
1951年暑假，中原大學教育學院與華中大學、中華大學、湖北教育學院等校合並，於是又進入創辦新型正規師範大學的戰鬥曆程。那時辦學規模突然擴大，教學任務繁重而教師人數又較少。我先後教過曆史班、曆史專修科、曆史係本科、教育係的中國近代史、革命史，還要為全校公共課新民主主義論作輔導報告，有段期間一周要講13節課。由於沒有完成大學本科學業，隻有硬著頭皮上講堂，把昨天晚上趕寫出來的講稿“現炒現賣”。由於隻有二十來歲，曆史班有的調訓中學老師比我父親年紀還大，連本科生也偷偷喊我“小老師”，所以總是感到壓力太大，連睡覺也常做上課忘帶講稿的噩夢。幸好師生關係尚稱融洽，學生經常寬容地給我許多鼓勵，這才使我比較順利地度過這段艱難歲月。
1953年王自申院長不幸病逝，前中原大學教務長劉介愚接任黨委書記。1954年著名史學家、教育家楊東蓴教授又奉調前來擔任院長，學校的領導班子大為加強，教育工作日益走上正軌。1956年掀起“向科學進軍”熱潮，校園內外不斷舉辦各種科研活動，學術氛圍也愈益濃厚。我也正是在這次浪潮中稍露頭角，並且贏得學術界的青睞，從此開始了永無止境的史學遠航……
此後值得回憶的人和事更多，但有一幕情景卻使我終身難忘。那是在“文化大革命”早期，我們這些桂子山上的“牛鬼蛇神”被集中在綠化組監督勞動。其中大多是老領導、老教授，如劉介愚、郭抵、武承先、張舜徽等，我則是“破格提拔”濫竽充數。當時正逢大旱酷熱，眼看滿山林木枝葉枯黃，真是心急如焚。但是人們正在熱火朝天地“鬧革命”，隻有我們這些專政對象充當與少數堅守崗位的職工組成的“抗旱大軍”。當時沒有現時這種邊噴灑邊奏輕音樂的機動水車，大家肩挑手提把各處化糞池中取出的水澆在幹渴的樹木根部。驕陽似火，大汗淋漓，但我們暫時忘卻橫遭批鬥淩辱的隱痛，在勞動中恢複了人的尊嚴與生活意義。我們不再破笠遮顏，垂頭側身，而是昂首挺胸，坦然地挑著大桶水去挽救桂子山鬱鬱蔥蔥的綠蔭。花草林木也是生命啊！緊張勞動之餘，我們坐在苗圃池塘邊的樹蔭下休息，清風徐徐吹來，大家怡然自得。介公（劉介愚）操著不緊不慢的川腔說：“再多坐一會兒，好不好！”那種知足常樂的幸福表情，給我留下永遠難以磨滅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