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通多住些時，極好，此係明勳所甚歡迎也。書（指《張謇傳稿》——沅），我有了兩本，副市長王湛來夜談，給了他一本，學者也。李銳同誌，我去年今年去信，都寄中組部；他來信，也是中組部信封。現中組部已大改組，當然不會去了。報上消息照片，都說是中顧委，想是中央委員兼顧委？是否寄請中顧委轉？去年我有一篇文章載《人物》，曾請《人物》編輯部寄給他一本。回信（劉冬青同誌複）雲，她們是經常寄給（送）《人物》的，大約有通訊處。
專肅謹頌
時祉！
又及：《傳稿》大可為我輩法。論墾區事極當。會上有人認為“天地之大德曰生”是關心民生，若以碼頭“利用厚生”四字比照，可認為包含這意思。但王夫之也同樣說過這話，似乎主要是變易觀點也。尊意雲何？
這兩封信寫於1987年8月下旬在南京舉辦的第一次張謇國際研討會閉幕以後，所以談得較多的是有關提交會議的論文組織、接待工作等會務問題，而著筆更多的則是有關張謇中心籌建的一些思路。文如其人，從坡對張謇研究的滿腔熱忱，工作作風的紮實細密，以及對人對事的寬厚而又有原則，都顯現於字裏行間。
這兩封信引起我很多回憶。
對於從坡，我是先讀其文，後識其人，可以說是神交於前。1961年紀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學術會議以後，圍繞著徐崙在《文彙報》發表的《張謇在辛亥革命中的政治活動》一文，在上海和南通地區都引發了相當熱烈的爭論。在這些爭論文章中，我最欣賞的是從坡的《張謇的悲劇》一文。其嚴謹的學風、綿密的思路、冷靜的論析以及文字的醇雅老到，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們不難發現，我在1963年春發表於《曆史研究》的《論張謇的矛盾性格》，就觀點和思路而言，與從坡的文章相通之處頗多。其後，台灣著名學者張朋園在1969年出版的《立憲派與辛亥革命》一書，也深刻地指出：“張謇在求變的社會裏，是保守中的進步者，所以他的思路不斷有所改進。但他的出身背景和士大夫意識，又使他在進步中不忘保守……總之，積極的進取與保守的影子無時不緊隨著他。”我從矛盾性格，朋園從兩重心理，說明張謇“悲劇”產生的緣由，可以說是分隔海峽兩岸的曆史學者所見略同，而這種看法實由從坡發其端。
我是在1962年9月下旬在南通初次見到從坡的，當時他已是副市長兼市委統戰部部長（原任市委宣傳部部長），並且有較長期的革命經曆，而我卻不過是師範院校的一個普通年輕講師。可是他言談舉止的儒雅與平易近人的作風，頓時拉近了彼此的距離。他相當忙碌，所以主要靠穆烜接待，而穆烜也同樣是誠樸和藹。從工作到生活的安排，都可以看出他們對我的接待是多麼細心周到。當時還收藏在市委革命史料編輯室的張謇未刊函電及扶海垞輯藏的來函會集等珍貴資料，都是經由穆烜熱情主動地為我一摞一摞抱來的，並且不厭其煩地作具體的介紹與指點。1962年國民經濟困難仍未完全消除，看到他那消瘦而略帶憔悴的麵容，我的內心充滿感激與歉疚，因為我的到來又增加了他的額外工作負擔。除原始資料有求必應外，還安排到有關曆史遺址參觀，並讓我住在張謇早先創辦的旅館裏，以便感受更多當時的曆史情境。也是由於他們的引見，我有幸結識了費範九、管勁丞、徐海萍等對張謇了解較多的長輩，或個別會晤，或導引參觀，或舉行座談，為我提供了不少課本上沒有的曆史資訊。費範九一見麵就關切地詢問錢基博先生的政治處境，傾吐了江蘇知識界對鄉賢的深情；管老在幽雅的私宅庭院裏與我品茗敘談，並從攀附院牆的藤蔓上摘下紫色扁豆一把相贈，囑我種植在宿舍牆邊以供欣賞；徐老則詳談更俗劇場曆史沿革，仿佛白頭宮女講天寶遺事……這些都永遠留存於我的美好記憶之中。
世事多變，再見從坡已是14年以後。大家都已逾知天命之年，劫後餘生，恍若隔世。但我們並未敘談“文化大革命”中個人所經曆的淩辱痛苦，而是滿懷信心地討論如何重新推動張謇研究。從坡雖然已不再擔任市府領導，調到醫學院當黨委書記，但他對張謇研究的熱情一如往昔。穆烜則已出任博物苑書記，更是全力推動張謇研究。間斷10餘年的張謇熱首先又在南通引發。我們和南京大學嚴學熙等熱心人士一起策劃成立張謇研究中心，並且決定1987年在南京大學舉辦首次張謇國際學術研討會。為了迎接這次盛會，我還應中華書局之約，爭取在會前修訂出版《張謇傳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