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1984年起擔任華中師院（次年改名華中師大）校長，校務的繁雜使我很難潛心修改書稿，於是又求助於南通這些摯友。1985年深秋，我暫時擺脫校務到南通全力投入定稿工作。體貼入微的從坡，安排我住在離市圖書館較近的供銷學校招待所。招待所是一座兩層小樓，離教學區較遠，而且又隻我一個人借住在樓上。寬敞明亮的客廳擺滿盛開的菊花，推開後窗便可看見一大片菜地，稍遠林木蔥蘢處則是張謇安息於斯的嗇公墓園。伏案之餘，往往在傍晚到園內散步，遊人多已離去，隻有我獨自享受這無邊無際的靜寂，而且經常可與傳記主人公做心靈的對話，這是我一生中的最佳寫作狀態。所有這一切，都不能不歸功於從坡的用心細密，難道還有比這裏更好的張謇傳撰寫處所嗎？
首屆張謇國際研討會開得非常成功，從坡為此感到極大的欣慰。但他並不滿足於這一堪稱良好的開局，而是專注於思考如何進一步推動張謇研究的持續發展，而首先就是如何把南通張謇研究中心辦成名副其實的學術實體。信中涉及對於一些人和事的評論，這都出於公心的工作計劃，而絲毫沒有夾雜個人意氣。“注意人和”“致力於團結，且待以禮”，乃是從坡一貫待人處世的原則，所以能調動更多的人同心合力。對於個別張氏族人的批評，我亦有同感。由於回國張氏親屬為數眾多，而且隸屬若幹國籍，社會文化背景各異，人品作風差別更大，所以個別人的頤指氣使亦不足怪。從坡是有骨氣的，國格寓於人格，嗟來之食寧可棄之若敝屣！所以信中有“今後中心可另設法經費，不宜采上述辦法也”等語。這就是於細微處見精神，可以顯現從坡外圓內方的人格魅力。
信中還說：“緒武固知我不與電視劇之拍攝同調也。”所謂“電視劇”指的是《杜鵑啼血》電視片，此片以虛構成分甚多的張謇與沈壽的愛情為主線，商業化、庸俗化的味道太濃，所以我們都看不下去。同時，從坡也強調“不為新的偶像崇拜者所滋擾”，反對任意溢美拔高，把張謇視為十全十美的聖賢。我想從坡這些主張不僅符合曆史唯物主義，而且也符合張謇的固有思路。那就是他在1925年南通追悼孫中山大會上說過的一段話：“然能舉非常大事人，苟非聖賢而賢哲為之左右，必有功過互見之處。鄙人願我國人以公平之心理，遠大之眼光對孫中山，勿愛其長而護其短，勿恨其過而沒其功，為天下惜人才，為萬世存正論！”
此次會議以後，我由於校務工作太忙，加以國際學術交流頻繁，與南通友人聯絡漸少。直至中華書局建議我出麵編輯《張謇全集》，自覺才力與精力都不足以承擔此項重任，於是又商請南通諸友共同推舉從坡主持其事。1990年應邀赴美講學並合作研究，不料海外羈旅前後竟逾十年，未能為《張謇全集》工作略盡綿薄。及至學熙以病弱之軀攜6卷《全集》贈我於南大客舍，而從坡已仙逝逾年，未幾，學熙又隨之而去。他們都是張謇研究披荊斬棘的先驅，但都未能看到張謇研究進入21世紀以後的輝煌。真是時也！命也！
願我們以更大的努力促使成熟的張謇學翩然到來，以告慰於鄒強、從坡、學熙等這一代的先驅者的在天之靈。
孟浪少年遊
我11歲那年（1937），由於日軍侵犯上海南京，逃難跑到四川。第二年秋天，以淪陷區學生身份進入國立九中，享受政府“貸金”待遇，在極其困苦的條件下讀到高三上。
九中位於四川江津德感埧，這是一個貧窮落後的鄉村，除校本部（女生集中於此）是新建的簡陋校舍以外，其餘初中三個分部、高中一個分部都是利用山間古老的祠堂作為宿舍，再用竹片、泥土、茅草搭蓋一些勉強蔽風雨的教室。但師資陣容和圖書條件卻很強，因為安徽大學遷入四川後無力複校，許多老師隻有屈就九中教職，豐富的大學藏書也被我們這些中學生任意享用了。
整整5年，我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度過自己孟浪的少年時代。丟人現眼的往事倒是甚多，可圈可點的業績幾乎全無。《長江日報》要我回憶小時候的情況，真是不知從何下筆，隻有寫瑣事數樁，或許能引起今天青少年讀者的若幹興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