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如一記悶棍打得我暈頭轉向，因為僻處鄉間連報紙都看不到，我根本不知道什麼“國共紛爭”“皖南事變”之類熱點新聞，連延安都不清楚，怎麼會想到要投奔莫斯科去拿盧布。我剛結結巴巴為自己辯護了幾句，馬上就有少數幾個同學對我進行“圍剿”，包括那位曾經在憲兵團當過號兵的已二十多歲的班長，他們當場揭發我何時何地還講了些什麼，寫了些什麼，畫了些什麼，總之都是別有用心，並非年少無知。我隻能以沉默表示抗議，其餘的同學則成為“沉默的多數”。幸好批判者隻寥寥數人，而且除班長外都缺乏慷慨激昂的情態。“俾斯馬凱”仿佛怒氣漸消，吩咐我重新坐下聽課。我的頭腦亂哄哄，根本不知道他後來講些什麼，隻聽見“Beismarkai”的名字不斷在遠處呼叫……
就在這學期結束時我被勒令退學，此後從一個難民學生變成孤苦伶仃的流浪兒……
50多年已經過去了，往事如煙，歲月早已化解了昔日的恩怨，我不知道“俾斯馬凱”先生是否仍還健在？是否還記得當年我這個孟浪少年。我真想聽您再說一聲“Beismarkai”，老師！
開卷有益
我從小愛讀書，又幸而有書可讀，但卻談不上什麼家學淵源，更沒有什麼讀書計劃。
父親很忙，每天早出晚歸，子女又多，除對作為長房長子的大哥略予教誨外，對我們這些“二等後裔”基本上是放任自流。但是他的書櫥中卻不乏有趣的書，其中有些顯然是為孩子們買的，如開明書店《小朋友》之類的書刊。豐子愷的畫和冰心的散文，使我浸潤於美與愛的世界。書櫥中更多的是大人看的書，我有時也偷偷翻閱。除魯迅的《故事新編》《朝花夕拾》外，較吸引我的是林紓譯述的西方小說，如《茶花女》《三劍客》之類；雖然是不大看得懂的文言文，但基本上可以了解故事情節和主要人物性格，為以後閱讀西方文學作品提供若幹方便。
大哥單獨住在祖父那幢樓上，他有自己的書櫥並且有錢買自己喜愛的書。我在課餘常去翻閱，他有時也慷慨地把書借給我帶回來看。除《西遊記》《封神榜》等神話小說外，我最愛看的是武俠小說，如《彭公案》《施公案》《七劍十三俠》等，常常看得如癡如醉，連吃飯都忘記了。由於是大家庭，小孩一大堆，長輩們根本不知道我看的是什麼書，還以為我是勤奮好學，親昵地謔稱為“書呆子”。
這些令人癡迷的武俠小說常使我流於荒誕，譬如整夜含一顆橄欖核“練功”，幻想成為隨一道白光隱遁的劍仙；或是把鉛筆頭鋸碎咽下“煉丹”，指望能產生什麼特異功能。但是這些書都促使我養成愛讀書的習慣，同時也豐富了我的想象力，並且或多或少增添了若幹陽剛俠氣。我的老家在江南一個縣城的近郊，高高的院牆把我與外在的世界隔絕。課餘生活很單調，沒有電影可看，更沒有現今業已普及的電視和遊戲機，唯有讀書豐富了我的童年生活，增添了不少情趣和色彩。
但是好景不長，抗日戰爭的爆發迫使我們隨著難民潮逃到四川。父親由於工資低，養不活這麼多子女，便采取化整為零的方法，把我們分別送到幾處可以享受政府“貸金”的學校。我很幸運地進入條件較好的江津國立九中，從初一讀到高三。那裏不僅有一位學者型的校長——曾在法國攻讀哲學的鄧季宣教授；有許多優秀的老師，其中有些曾在安徽大學任教；還有比較完善的圖書館和實驗設備，那是由西遷複校未成的安徽大學借用的。學校設在偏僻的鄉村，教室和宿舍大多是聊避風雨的簡陋竹泥棚屋，晚上隻有用桐油燈草照明。夥食更談不上什麼營養，吃的是黴爛且混雜稻殼、稗子、沙石、米蟲之類的所謂“八寶飯”，而且經常難以填飽肚皮。但是，精彩的課堂教學與豐富的圖書卻為我們提供了足夠的精神營養，使我們淡化了離鄉背井與生活困苦帶來的悲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