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你的腦力精神一齊放在你願意做的工作上，你就不會輕易發揮感傷主義，你就不會無病呻吟，你隻要盡力去工作，什麼問題都沒有了。
這話初聽倒是又生辣又幹脆的，本來末，有什麼問題，做你的工好了，何必自尋煩惱？但是你仔細一想的時候，這明白曉暢的福音還是有漏洞的。固然這時代很多的呻吟隻是懶鬼的裝病，或是虛幻的想象，但我們因此就能說這時代本來是健全的，所謂病痛所謂煩惱無非是心理作用了嗎？固然當初德國有一個大詩人，他的偉大的天才使他在什麼心智的活動中都找到趣味，他在科學實驗室裏工作得厭倦了，他就跑出來帶住一個女性就發迷，西洋人說的“跌進了戀愛”；回頭他又厭倦了或是失戀了，隻一感到煩惱，或悲哀的壓迫，他又趕快飛進了他的實驗室，關上了門，也關上了他自己的感情的門，又潛心他的科學研究去了。在他，所謂工作確是一種救濟，一種關欄，一種調劑，但我們怎能比得？我們一班青年感情和理智還不能分清的時候，如何能有這樣偉大的克製的工夫？所以我們還得來研究我們自身的病痛，想法可能的補救。
並且這工作論是實際上不可能的。因為假如社會的組織，果然能容得我們各人從各人的心願選定各人的工作並且有機會繼續從事這部分的工作，那還不是一個黃金時代？“民各其業，安其生”。還有什麼問題可談的？現代是這樣一個時候嗎？商人能安心做他的生意，學生能安心讀他的書，文學家能安心做他的文學嗎？正因為。這時代從思想起，什麼事情都顛倒了，混亂了，所以才會發生這普通的煩悶病，所以才有問題，否則認真吃飽了飯沒有事做，大家甘心自尋煩惱不成。
我們來看看我們的病症。
第一個顯明的症候是混亂。一個人群社會的存在與進行是有條件的。這條件是種種體力與智力的活動的和諧的合作，在這諸種活動中的總線索，總指揮，是無形跡可尋的思想，我們簡直可以說哲理的思想，它順著時代或領著時代規定人類努力的方麵，並且在可能時給它一種解釋，一種價值的估定與意義的發見。思想是一個使命，是引導人類從非意識的以至無意識的活動進化到有意識的活動，這點子意識性的認識與覺悟，是人類文化史上最光榮的一種勝利，也是最透徹的一種快樂。果然是這部分哲理的思想，統轄得往這人群社會全體的活動，這社會就上了正軌；反麵說，這部分思想要是失去了它那總指揮的地位，那就壞了，種種體力和智力的活動，就隨時隨地有發生衝突的可能，這重心的抽去是種種不平衡現象主要的原因。
現在的中國就吃虧在沒有了這個重心，結果什麼都豁了邊，都不合式了。我們這老大國家，說也可慘，在這百年來，根本就沒有思想可說。從安逸到寬鬆，從怠惰到著忙，從著忙到瞎闖，從瞎闖到混亂，這幾個形容詞我想可以概括近百年來中國的思想史，——簡單說，它完全放棄了總指揮的地位，沒有了統係，沒有了目標，沒有了和諧，結果是現代的中國：一團混亂。
混亂，混亂，哪兒都是的。因為思想的無能，所以引起種種混亂的現象，這是一步。再從這種種的混亂，更影響到思想本體，使它也傳染了這混亂。好比一個人因為身體軟弱才受外感，得了種種的病，這病的蔓延又回過來銷蝕病人有限的精力，使他變成更軟弱了，這是第二步。經濟，政治，社會，哪兒不是蹊蹺，哪兒不是混亂？這影響到個人方麵是理智與感情的不平衡，感情不受理智的節製就是意氣，意氣永遠是浮的，淺的，無結果的；因為意氣占了上風，結果是錯誤的活動。為了不曾辨認清楚的目標，我們的文人變成了政客，研究科學的，做了非科學的官，學生拋棄了學問的尋求，工人做了野心家的犧牲。這種種混亂現象影響到我們青年是造成煩悶心理的原因的一個。
這一個征候——混亂——又過渡到第二個征候——變態。
什麼是人群社會的常態？人群是感情的結合。雖則盡有好奇的思想家告訴我們人是互殺互害的，或是人的團結是基本於怕懼的本能，雖則就在有秩序上軌道的社會裏，我們也看得見惡性的表現，我們還是相信社會的紀綱是靠著積極的感情來維係的。
這是說在一常態社會天平上，愛情的分量一定超過仇恨的分量，互助的精神一定超過互害互殺的現象。但在一個社會沒有了負有指導使命的思想的中心的情形之下，種種離奇的變態的現象，都是可能的產生了。
一個社會不能供給正常的職業時，它即使有嚴厲的法令，也不能禁止盜匪的橫行。一個社會不能保障安全，獎勵恒業恒心，結果原來正當的商人，都變成了拿妻子生命財產來做買空賣空的投機家。我們隻要翻開我們的日報：就可以知道這現代的社會是常態是變態。攏統一點說，他們現在隻有兩個階級可分，一個是執行恐怖的主體，強盜、軍隊、土匪、綁匪、政客、野心的政治家，所有得勢的投機家都是的，他們實行的，不論明的暗的，直接間接都是一種恐怖主義。還有一個是被恐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