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中的這些局部地貌又處處提示著關於世界和時代的總體狀況——戰爭、鐵幕、流亡、人性……當然，對於一部小說來說，重要的從來不是主題本身，而是小說呈現主題的那種特定方式及其呈現程度。在“惡童三部曲”中，正是憑借眾多迂回曲折的敘述路徑，這些更大的主題才有了籠罩一切的黑暗般的體量——陰鬱的曆史之霧，幽暗的意義之源的幻影。
對於路卡斯和科勞斯而言，意義源於相互尋找。小時候，科勞斯有段時間住在K鎮，在窗口，他偶爾看到一個跛腳男孩穿過廣場，吹著口琴走進酒吧；午夜，又吹著口琴離去。如果科勞斯的敘述可信，這該是兄弟倆在五十年漫長時間中的唯一一次交集。這則故事中，男孩路卡斯來了又走，作為隱喻，它既暗示了路卡斯的人生軌跡，也道破了兄弟間等待、尋找而不得的宿命。之後的全部努力，都可視為兄弟二人對命運的抵抗。路卡斯通過“謊言”固執的與兄弟呆在一起：第一部中，他以“我們”的視角書寫，對“我們”的想象使他熬過一個人的孤獨和艱辛；第二部中，他與“克勞斯”（科勞斯）互為鏡像，在各自的內部觀察、建構一個虛幻的對方。與此同時，科勞斯則在夜晚首都的舊街道和花園裏尋找兄弟的影子；後來，他在母親對“路卡斯”的訴說中感知到了對方的缺席存在。
但是，如果換個角度看，這也可能是命運玩的一個翻轉遊戲，骰子一擲未必取消了必然性。路卡斯想象中的“我們”更像是“我”的複數幻覺，與其說“我們”是兩個人，不如說是一個人對自己的雙倍放大。“克勞斯”也隻是他的另一個位格，“克勞斯”設想路卡斯的K鎮生活，其實是自我虛構，同時也是一種自我安慰——故鄉和童年對他實現了想像性挽留。而在科勞斯那裏，母親的念叨也未必能縮短兄弟間的距離，倒是更醒目地突出了兩者的差異。這樣一來，他們各自完成的這些故事，導向的不是兄弟見麵，而是見麵的延宕。
路卡斯從D國返回，首先去了S市和K鎮，而不是更有可能找到兄弟的首都，從那時起，逃避就已經開始了。逃避什麼？路卡斯曾對文具店女老板說，書上的悲慘故事總比不上生活中的悲慘。他要逃避的正是真相的恐懼——家庭變故的實情、現實中的兄弟、可能瓦解他的虛構世界的一切東西，當然，還有死亡。之後，路卡斯對世界的完整構想已不再可能，剩下的隻是一個又一個噩夢的碎片，直到他自己也被那股神秘的力量撕毀。
如果死亡最終使尋找變得徒勞，那麼路卡斯的寫作意義何在？隻為了稍稍遮擋一下生活的悲慘？當一切結束，科勞斯為何仍要續完兄弟的那本書？小說中，維多說：“我深信全人類都是生而為了寫一本書……什麼都不寫的人就是個迷失生命的人”。這使人想起馬拉美的“世界的存在是為了成就一部完美之書”，或者福樓拜理想中的那本“烏有之書”；而路卡斯和科勞斯的理解更幹脆：謊言。粗略說，寫作的謊言有兩種，一種是科勞斯在印刷廠看到的：我們的報紙新聞每天將“我們擁有自由”、“我們生活在富足、幸福的日子裏”這樣的句子印刷上百次，而我們眼見的生活卻恰恰相反；另一種就是文學的虛構：文字喚醒記憶，將路卡斯重新帶回童年的小鎮，把他們兄弟二人牢牢聯係在一起。前一種謊言是自由的對立麵，後一種則釋放出微弱的自由之光。
命運像水流衝散了兄弟二人，但他們合作書寫這一行為本身最終使他們合二為一。現在，沒有什麼能再次拆開他們，就像無法將一本烏有之書或一個謊言一分為二那樣。如果把孿生兄弟視為一個人，那麼，一本完整的書也許還是自我完成的象征——盡管它通常也是死亡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