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人意識到了他的真正使命，那麼隻有宗教、科學和藝術才會滿足他的需求。”
一
六七年前，我住在某省某縣一個鄉村莊園。地主別洛庫羅夫是個年輕人，每天很早起床，穿一件農夫束腰外衣，晚上喝啤酒，老是抱怨任何人都不支持他。他住花園門房。我的臥室是老宅一個大房間，裏麵有幾根圓柱，除了睡覺用的大沙發和一張牌桌外，什麼家具也沒有。即使沒有風，舊爐子也總是嗡嗡作響。遇到雷雨交加的天氣，整個房子都在顫動，似乎隨時都會土崩瓦解。尤其是晚上，如果閃電突然照亮十扇大窗戶，那才讓人毛骨悚然呢！
我這人生來懶散，索性啥也不管。我經常幾個小時待在房間裏。望著窗外的天空、鳥兒和林蔭道，翻閱書報雜誌，或者蒙頭大睡。有時我也出去遊蕩，很晚才回來。
有一天，我在返回的路上，無意中走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夕陽西下，黑麥揚花，漸漸沉入一片暮色。兩排茂密的古樅巍然聳立，像兩堵牆。林蔭道很幽暗，如詩如畫。我輕輕跨過籬笆，沿著林蔭道漫步，地上鋪著厚厚的針葉，走起來有點打滑。裏麵很安靜，樅樹梢閃耀著金色光芒，蜘蛛網搖曳著七色彩虹。樹脂的芳香十分濃烈，讓人透不過氣來。我拐進一條長長的椴樹林蔭道，這裏很荒涼，很滄桑。去年的樹葉已經腐爛，踩在腳下，讓人有點傷感；黃昏時分，暮色透過樹叢，影影綽綽、朦朦朧朧。右邊是一個老果園，有隻金黃鸝在鳴叫，懶洋洋的，聲音很微弱，想必它也上了年紀。終於走到了椴樹林蔭路的盡頭。迎麵是一棟白色老屋，兩層樓，帶露台。走過去，突然出現一個院子，前麵是大池塘，旁邊是淋浴房，柳樹成蔭，池塘對岸有一個村莊。鍾樓又高又窄，在夕陽的照耀下，十字架閃閃發光。
眼前的景象是那麼熟悉、那麼親切，頓時喚醒我童年的記憶。
小院大門用白色石頭砌成，既古樸，又牢固。兩邊有一對獅子。門口站著兩姐妹。姐姐身材苗條，一襲濃密的栗色長發，臉色蒼白，櫻桃小嘴，很漂亮，很倔強，表情嚴肅，對我似乎不屑一顧。妹妹最多十七八歲，同樣身材苗條、臉色蒼白，卻不是櫻桃小嘴。我經過時，她那雙大眼睛驚訝地看著我，說了句英文，有點害羞。兩個姑娘十分迷人，似曾相識、神交已久。我呢，仿佛南柯一夢，然後回到了住處。
此後不久的一個中午，我和別洛庫羅夫在外麵散步，忽然聽見草地上沙沙作響，一輛馬車駛進了院子，車上坐著那位姐姐。她來為遭受火災的幾位村民募捐。她認真詳細地告訴我們西亞諾沃村燒了多少房子，多少男人、女人和兒童無家可歸，救災委員會初步建議采取哪些措施，但沒有看我們。她是救災委員會的一名成員。她讓我們在認捐表上簽字，然後收好準備告辭。
“您把我們全忘了，彼得·彼得羅維奇，”她和別洛庫羅夫一邊握手，一邊對我說，“來吧，如果願意認識您的崇拜者，願意來看我們，我和媽媽會很高興的。”
我鞠躬致謝。
她離開後，彼得給我講起了她的情況。他說這一家子都是好人，她叫利季婭·沃爾恰尼諾夫娜，住在池塘對岸那個叫謝爾科夫卡的村子裏。她父親當年在莫斯科身居高位，去世前還是三品文官。她們雖然很有錢，但是一直住在這裏。利季婭在本村小學任教，每月領取二十五盧布薪水。她靠這筆收入維持生活，能夠自食其力，為此她很自豪。
“這家人很有趣，”別洛庫羅夫說，“我們哪天去看一看，她們會很高興的。”
一個節日的下午，我們想起了沃爾恰尼諾夫娜一家人，於是去謝爾科夫卡村看望她們。母女三人都在家。母親葉卡捷琳娜·帕夫洛夫娜，年輕時肯定很漂亮，現在有哮喘病，神情憂鬱，心不在焉，身體很虛弱，似乎與實際年齡不太相符。為了融洽氣氛，她盡量和我談論繪畫。女兒告訴她我可能會來謝爾科夫卡，於是她想起在莫斯科畫展見過我的幾幅風景畫。她問我這些畫究竟表達了什麼思想。利季婭，大家都叫她莉達，大部分時間在和別洛庫羅夫交談，和我說得不多。她很嚴肅，不苟言笑，問別洛庫羅夫為什麼不到地方自治會任職，為什麼不參加地方自治會的任何會議。
“這樣不對，彼得，”她責備道，“這樣不對。太不好了。”
“說得對，莉達，說得對，”母親附和道，“這樣不好。”
“我們全縣都掌握在巴拉金手裏，”莉達轉身對我說道，“他是地方自治會執行委員會主席，他把所有職位都派給了自己的侄兒和女婿。他為所欲為，我們應當起來鬥爭。青年人應當建立一個強有力的組織，可是您看看我們這兒的青年人。很慚愧，彼得！”
大家在談論地方自治會的時候，妹妹格尼婭一言不發。嚴肅話題，她向來不插嘴。在家人眼裏，她還未成年。大家把她當作小孩，叫她米修斯(1)，因為她小時候就是這樣稱呼她的英語老師的。她一直好奇地看著我。在我翻看相冊時，她指著照片說：“這是叔叔，這是教父……”她像孩子一樣，肩頭靠著我。我仔細打量她：漂亮的辮子，纖細的肩膀，胸部很平坦，尚未發育，身材瘦小，腰帶束得很緊。
我們玩槌球，打網球，在花園裏散步，喝茶，晚餐吃了很長時間。房子雖然不大，卻很舒適，牆上沒有石板畫，仆人待客彬彬有禮，讓人感覺賓至如歸。有了莉達和米修斯，什麼都覺得年輕、純潔，氣氛也很優雅。晚餐時，莉達又和別洛庫羅夫聊起地方自治會、巴拉金和學校圖書館。她是一個真誠、有主見、充滿朝氣的姑娘。聽她講話很有趣，雖然是長篇大論，但聲音洪亮，或許因為她是教師，習慣了滔滔不絕的緣故。可是彼得每個話題都要爭論一番，學生時代就養成了這個習慣。他講話很枯燥，既乏味，又囉唆，總想急於表現自己很聰明、很進步。他的袖子不小心弄翻了油碟，留下一攤油漬，除了我，似乎大家都沒有注意到。
我們離開時，天已黑了，外麵靜悄悄的。
“不弄翻油碟，並不是有教養的表現；有教養的人，即使你弄翻了油碟，他也視而不見，”別洛庫羅夫說完，歎了一口氣，“是的，她們很有教養。我疏遠了這些高尚的人。我脫離了這個圈子，真是太糟糕了。成天忙碌，不知道在忙些什麼！”
他說，如果想成為農業勞動模範，就必須付出艱辛勞動。我倒覺得他這人太嚴肅，但同時又太懶散！一說起正經事，他就使出吃奶的力氣，一個字一個字地說道“哎呀”。但是做起事來和說話一樣，慢吞吞的，總是拖拖拉拉。我以前托他寄信，他揣在口袋裏，幾個禮拜都沒有寄出去。所以，我對他的辦事能力表示懷疑。
“最難的，”他和我一邊走，一邊嘀咕道，“最難的是，你辛苦工作，卻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完全沒有！”
二
此後，我經常去看望沃爾恰尼諾夫娜一家人。我習慣坐在她們的露台上。我對自己很不滿，內心很苦悶。一想到自己年歲漸長，人生卻平淡無奇，就感到十分羞愧。我的心情很沉重，就像要把我撕裂一樣。露台上，要麼聽見有人說話，要麼聽見裙子發出的沙沙聲，要麼聽見翻書的聲音，真是聲聲入耳。莉達白天接診病人，分發書本，經常打傘進村，從不戴帽子；晚上談論地方自治會和學校的事情。很快，我就習慣了這一切。這個苗條漂亮的姑娘，櫻桃小嘴、輪廓分明，神態永遠那麼嚴肅。隻要談到嚴肅話題，她總是冷冷地對我說：
“這個您不感興趣。”
她對我沒有什麼好感，因為我是風景畫家，我的作品沒有反映農民的困苦。她認為，我對她獻身的事業漠不關心。記得有一次我經過貝加爾湖畔，看見一個布裏亞特族(2)姑娘，她騎在馬上，穿著藍布襯衣和褲子。我問她能否把她的煙鬥賣給我。她一邊說話，一邊輕蔑地看著我這張歐洲人的臉，還有我的歐式帽子。過一會兒，她就不想繼續說下去了，然後一聲嗬斥，絕塵而去。莉達也是這樣，似乎把我視為異類。當然，她從未表現出對我的不滿，但我能感覺到。我坐在露台上，很是煩惱，自言自語道：“不是醫生卻給農民看病，那不是在欺騙嗎？如果有兩千公頃土地，做慈善還有困難嗎？”
她的妹妹米修斯倒是無憂無慮，和我一樣，過得很自在。早上起床後，她立即拿起一本書走到露台上，躺在圈椅裏讀起來，兩隻腳幾乎不落地。有時她帶著書躲進椴樹林蔭道，或者走進田野。她整天都在聚精會神地看書。看著她眼睛疲倦、一臉茫然、極度蒼白的樣子，你能想象持續閱讀，大腦有多麼疲勞。
每次我到她家，她看見我就會臉紅，於是放下書，兩隻大眼睛看著我的臉，急著給我講新聞：下房煙囪起火了，雇工在池塘裏捉到了一條大魚。平時，她總是穿著淺色上衣和深藍裙子。我們一起散步，摘櫻桃做果醬，或者劃船。她跳起來摘櫻桃，在船裏劃槳時，透過袖口，就能看見她那瘦弱的胳膊。有時我寫生，她會站在旁邊，歡呼雀躍。
七月末的一個星期天上午，大約九點鍾，我去沃爾恰尼諾夫娜家。在公園裏，離房子還有很遠距離，我一邊散步，一邊找白蘑菇。那年夏天長了很多這種蘑菇。我記好蘑菇的位置，方便下次和格尼婭一起采摘。暖風吹拂，我看見格尼婭和她母親走出教堂，她倆都穿著淺色連衣裙，格尼婭用手壓著帽子，生怕被風吹跑。過了一會兒，我聽見她們在露台上喝茶。
我這人無牽無掛，總想為自己的懶散找點理由。所以在我看來，夏天的清晨，在鄉村度假總有一種特殊的魅力。綠油油的花園到處都是露水，濕漉漉的，在陽光下閃閃發光；房子周圍彌漫著木犀草和夾竹桃的清香；年輕人剛從教堂回來，在花園裏吃早飯；大家穿著入時，心情舒暢。如果知道他們身體健康、衣食無憂，整天悠閑自在，你就會希望自己一輩子都這樣就好了。我也是如此，在花園裏漫步，準備整天、一個夏季都這樣到處轉悠，漫無目的，飽食終日。
格尼婭提著籃子出來了。看得出，她似乎知道或預感到我在花園裏。我們一塊兒采蘑菇、聊天。如果她問我問題，就會走到前麵看著我。
“昨天，村裏發生了奇跡，”她說，“瘸腿女人佩拉格婭病了一年，什麼醫生、什麼藥都不管用，可是昨天有個老太婆在她麵前悄悄地說了些什麼，她的病就好了。”
“這不算什麼，”我說，“發生奇跡肯定不限於病人和老婦人。健康本身不就是奇跡嗎？生命本身呢？凡是不可理解的，都是奇跡。”
“那些不可理解的東西，您不害怕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