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在我妻子活著的時候，我曾和她談起過我的家事，談起過日本人對交河的占領，談起過如歸旅店，當然我說的都是隻言片語，缺少脈絡和秩序。她是那種小女人，年齡也小，她對戰爭對日本人的記憶和我則有著不同。她記得的是，日本兵騎在高大的馬上，很雄壯的樣子，對她也和善，有時看到她，就“由西由西”地喊個不停，還給過她糖，在那個年代，那可是種不小的奢侈。也記得殺人，那時她太小，家裏人不允許她去看，隻是回來後說給她聽，也不是說給她，而是幾個人談，她在旁邊聽到記下的，似乎也沒什麼特別可怖。不過，對土匪倒是懼怕的，他們時常來，搶劫殺人，連小孩子也不放過，每次有匪來搶劫，母親都會把她藏在一個小水缸裏，大氣也不敢出，直到母親重新把她從水裏提出來。她的風濕也許是那時種下的，後來，手上的關節都相當粗大，讓她始終無法並攏手指。據說蜂毒對風濕有一定療效，於是我們家養過一陣蜜蜂，在窗外的屋簷下掛一個蜂箱，這種方法，是我從交河帶過來的。她天天要抓兩隻蜜蜂，這個小女人，我永遠記得她抓蜜蜂時的痛苦表情。蜇過人的蜜蜂必然死亡。妻子把它們放在窗台邊上，它們翻過身子，嗡嗡嗡嗡地在窗台上轉，不一會兒就停止了，變成了屍體。妻子把它們再次抓起，整齊地放入到一個小盒子裏。她的風濕沒被治好，但小盒子裏的蜜蜂卻滿了。我們養過些雞，妻子卻不肯將這些已成為屍體的蜜蜂喂給它們，她最終是如何處理這些蜜蜂的至今我也不知道。但我想，她一定給它們安排了一個她以為的好去處。記得我母親說過，我奶奶也有風濕，也曾使用過這樣的方法，讓蜂蜇的滋味很不好受，奶奶一邊咒罵一邊把丟了蜇針的蜜蜂甩在腳下，用力踩碎，不留痕跡……
當兵的時候，我們有個連長姓郝，東北人，對日本兵真可算是恨之入骨，但極其佩服日本軍隊的訓練方法，他說，要戰勝日本，就必須要用日本人的方法來訓練，於是……他的辦法隻用了半個月（當然，他的辦法也未必是從日本人那裏學來的，可能有許多完全是他的猜測和道聽途說）。不少戰士開了小差，還有人聯合起來打他的小報告。而他，最後被整個罪名關了禁閉，就再沒見到他，據說是調走了。
我記得還多。我記得我們連抓到過兩個日本俘虜，那真是個意外，要知道，一場仗打下來，無論打得如何慘烈，我們都很少能抓到活著的日本人，包括他們的慰安婦。我們命令：跪下，然後是拳打，腳踢，其中副連長表現得最為激烈。（說句公道話，我們的這個當過軍械學院學生的副連長雖然時常會生出些恐懼，有點兒貪生怕死，可是真在戰場上他還是英勇的，至少沒掉過隊。他的恐懼，他的貪生怕死都是在事後，在安靜下來隊伍休整的時候開始的，我們連長雖然對他的貪生怕死常有鄙視，但也抓不到他的把柄。）最後，我們拔光了其中一個人的頭發，讓他的頭變成了一個滿是鮮血的瓜。副連長把另一個俘虜按倒在地，用一把小鏟，敲掉了那個人全部的牙。這一事件在當時挺轟動，我們連隊每個人，都有了一個記過處分——但我們連長，一直把它當成是我們的光榮，甚至在全連大會上不止一次地表揚過受處分最重的副連長。他的母親和妹妹，都是被日本人給殺死的。
這都是後來的事了。
日本兵衝進我們旅店的那天晚上，他們就在店裏住下來。我們一家人，舉著手，被逼在一個角落裏，有一個士兵負責看住我們，其他的則去各屋搜查——我們能聽見一些盆盆罐罐的響，每響一聲，父親就皺一下眉頭。又有一個士兵走過來，他衝著我大哥大聲叫嚷，大哥抱著頭，趴在地上——我們不知道他說出的是什麼，但猜測，可能是讓大哥趴下。前麵的日本兵用槍上的刺刀挑起大哥的下巴，另一個士兵則蹲下去，盯著大哥的眼睛……那時候，我的感覺是，眩暈，麻木，所有的知覺都處在一個暫時停止的狀態，除了自己的心跳——我不知道後麵會是怎樣的發生，雖然是第一次接觸到日本人，但有關他們的話可是聽得太多了，太多了。大哥肯定凶多吉少，他自己一定也是這麼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