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住進了醫院，四叔帶回的消息是，醫生正在治療，應當會好起來的，二哥也留在了泊頭。他們兄弟，說了很長時間的話，兩個人在院子裏一直站到太陽西下，父親支著他的掃帚，就像支著一支拐杖。陽光把他們的臉塗得很紅。在四叔把我母親送到泊頭醫院去的時候，父親對我們說，等你四叔回來，讓他來我們旅店幹吧，算是合夥，我們給他分紅。本來就是一家人啊。父親說得很鄭重，是的，他下這個決心並不容易。可那天，四叔來了，他們說了那麼長時間的話，父親也沒提讓四叔合夥旅店的事。他們說的是別的，扯得遠了，就把這事給忘了。
四叔回來的第二天，母親和二哥也回來了，母親說她實在受不了西醫，還說，經過這一路的折騰，她的病也好多了。二哥埋怨，母親是心疼錢，人家還讓住的。二哥說，日本人帶著維持會的人常去醫院，到處搜查，凡是外傷的都給拉走了，據說沒一個活著回來的。他說，有次他也差點被拉走，不過他倒也鎮定，向那些人說四叔的名字，說他在維持會裏，雖然那些人好像都沒聽說過四叔，但最後還是放過了二哥。（大哥不信。他認定，二哥絕對鎮定不起來，他肯定大聲求饒，像一隻發賴的蟲子，人家看他可憐才放過了他。二哥臉紅了一下，卻堅決否認，還舉了醫院的一個例子：一個中年男人，在自家房上幹活不小心掉下來摔斷了腿，維持會的人來了，說他有嫌疑，非要拉走，那個男人的老婆跑過去求饒，人家不聽，後來這個斷腿的中年人也跪了下來：他的腿是斷的，跪下去有多疼啊！可那些人也不敢做主，就把他給架走了。所以，無論你怎麼去求也是沒用的，不如鎮定起來更好。可大哥還是不信。）二哥說，泊頭火車站，日本人把守著，平常人根本進不去，可每天都有許許多多的人趕到那裏，從遠處看，就看到一片黑壓壓的頭，擠得像一堆綠頭蒼蠅。有個放羊的老頭看得直樂，說要是有這麼多的羊該多好。二哥還看見過日本兵殺人，是一個女人，也就是二十幾歲的樣子，兩個日本人拉著她的頭發，把她在地上拖著走，地上被拉出一條血和泥的印跡。那個女人從表情上看很痛苦，可她不哭不鬧，兩隻手拽著自己的頭發，臉上口裏全是血——路上，有人砸了日本兵一磚頭，他們立刻停下來，而周圍的人群則以更快的速度立刻向四處奔逃……等他接了母親從醫院出來，那個女人已經死了。就死在路邊上，如同一塊被人丟棄的破布。
二哥的訴說也引起了大哥的興致，他也有我們所不知道的經曆：和父親一起在賀莊子修炮樓。和二哥不同，大哥講得幹巴，無趣，同樣的事，如果讓二哥來講，讓他進來補充，就豐富多了，跌宕多了。大哥並不認同我的看法，他說二哥有許多故事都是編的，不可信，而他的所說起碼不假。瞎編誰不會。
把這些閑話打住，想起來，不管是大哥還是二哥的講述，都包含了太多想象、杜撰和以訛傳訛。我也無法保證我的所說，時間太久了，許多記憶都變得模糊，我在恢複它們的時候進行了些許的虛構，為的是，建起敘述的橋梁。記憶，對我這樣年齡的人來說常常是些紛亂的碎片，它們既無次序也缺少關聯，隻有經曆著的人才可以分辨。當然，我自己也會將它們弄亂，把子時的發生放在卯的身上，把大哥的所做安給了四叔，等等等等。有時，所謂順序就是情緒，我的悲喜，它們放射出磁性，生出吸附的力量，把那些相關的事件吸在一起……
如歸旅店的修繕再次開始了，在父親的主持下。我們兄弟三人，不，是我們一家人，全部都投入到旅店的維護和修繕中，我們從未有如此整齊的熱心，從未有如此整齊的合力，包括病著的母親。她支撐著，讓我們將她抬到院子裏，她要看著我們，她說，她就是死，也要看著我們把旅店收拾好，至少是像個樣子。母親的舉動竟讓我的心裏生出了許多的悲壯來。雖然，我們對重建一個新的、更好的如歸旅店並不抱太大的希望。
我們希望，病中的母親看得到我們的合作，我們對父親的，他的幻想的合作。
我們希望，她對我們兄弟三個，不致有太強烈的失望。
我們也希望，我們的旅店能夠撐得過這場戰爭和可能的、無法預見的災難，它撐過了，我們也就撐過了，我們會好起來的。
父親當然更這樣認為。他說，現在是難些，但日本人一走，我們的旅店就會好起來，一定會的。就是日本人不走，他們也得讓老百姓活，也得讓老百姓過得好些。隻是不再亂下去就行。
父親說，日本人其實還是不錯的，隻要你不去惹他。打仗總要死人，這沒辦法，就是奉天軍隊和直隸的軍隊打，也一樣，最好是離他們遠遠的，要糧就給些糧，要錢就送些錢，他們要你做什麼你就去做，至少可以活下來。活下來，就有以後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