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才能做到用人之長，容人之短呢？
用人應先問：“他能做什麼”。身為領導者，要敢用能人，尤其要敢用強於自己的人。
容人之短是指不計前嫌， 不以短作為用與不用的標準，而不是容許犯錯誤。對工作有危害的短處仍須時時告誡，不能放縱，更不能容許居功驕傲，鑄成大錯。
讓工作去適應人。 日本著名企業家土光敏夫說：“誰拿起100斤就交給誰120斤的擔子。”這種挑戰性的用人觀念，更能把所有的長處都顯露出來。 日本索尼公司與其他公司在用人上最大的區別在於，索尼公司樂於雇用喜歡標新立異和具有不同經曆的人，而從不雇用一名能勝任某一具體職位的人。它從每個人的現在和將來著眼，提出的口號是，“要讓工作去適應人，而不是讓人去適應工作”。因此，“讓工作去適應人”應該成為用人之長的發展方向。
10善於傾聽，善解人意
管理者工作績效的評價不僅取決於管理下屬，還取決於與員工的有效溝通，這時，善於傾聽，善解人意注定成為你實現有效溝通的重要方式。要知道，作為主管，別人對你了解越少越好，而你對別人了解越多越好，於是你要記住：盡可能少地透露自己的情況，聚精會神地傾聽及提問。
當你召開會議時，固然要安排下一步的工作，評價以前工作的成績，但更要注意傾聽下屬的意見，尤其要注意以下幾方麵內容：
員工對福利的進一步要求；員工對工作安排的想法與看法；員工對公司未來發展提出的建議，員工對你辦事方式的建議。
這時，傾聽比交談更重要，而且千萬不要加入你自己的看法，這樣就會使溝通無法無拘無束地繼續下去，大家談論的傾向會自然地向你靠攏，即使他們已經有了自己的看法或意見，但礙於你的情麵，也會緘口不說或順著你的意思說，使你形成一種錯覺，更加肯定你自己原先的想法。
傾聽的結果是接受或不接受，但你的表達一定要委婉，無論接受與否，都應當用肯定的語氣加以表示。
會議的情況與個人私下交談有許多不同，倘若你與員工進行個別私下交談時，一定要學會“接話頭”，用簡短的話語調動談話的氣氛，並將談話內容進一步引向深入。常見的“話頭”有以下一些。
那他又怎樣了呢？
這事能辦成嗎？
他會出差錯嗎？
嗯，不錯，那接著又怎樣了呢？
一些話頭話語雖少，但卻有著豐富的含義，會讓員工覺得你在認真地傾聽他的講話，並且給予了充分的理解。話語要少而精，這樣不會使他覺得你在有意探聽隱私，談話會顯得更加流暢自然。下麵我們不妨用一個例子來說明。
主管：你最近怎麼啦?
員工：家裏出了點兒事。
主管：需要幫忙嗎?
員工：沒事，我自己能解決。
主管：嗯，不過你自己一定要注意啊。
員工：不瞞您說，我和愛人離婚了。
主管：你別太難過，這沒什麼?
整個談話顯得很自然，剛開始員工明顯不願意說自己的隱私，但主管既表示了自己的關切與熱心，又不是很好奇地打探此事，使員工很放心地對其傾訴。在主管了解情況之後，可以通過各種方式加以勸慰、引導，促使其情緒改變。
現在，你體會了傾聽對主管的重要性，也學了“善解人意”的幾招，最後我們要向你提出幾點忠告。
傾聽的目的是為了提高員工的積極性。
傾聽最重要的是耐心與熱心。
傾聽的後續行為要明確，以達到效果。
傾聽後要為員工保留隱私，不可張揚。
傾聽的中心應放在員工身上。
有效傾聽一定會為你和你的員工創造一個良好的、融洽的工作環境。
11隱藏好惡，洞燭真情
許多時候，領導者需要隱藏自己的好惡、情感及立場，才能讓信息得到真實的反饋，讓諂媚者無處下手。所以，韓非子說君主應該“循名責實”，製定客觀的法律，讓下屬看到的隻是客觀法律，而不是領導本人的意願，讓諂媚者無處下手。
領導者往往對下屬的升職加薪有一錘定音的作用。趨利避禍乃人之本性，為了讓自己的利益盡可能的最大化，下屬揣摩上司的心思，並按上司意願行事，一切都變得極其自然了。所以，下屬會順應領導的好惡意向，順水推舟，見風使舵。
基於這樣的原因，法家代表人物韓非子強調君主要隱藏好惡，不作自我表現。君主一旦自我有了表現，向人透露了他的喜怒好惡，下麵的臣子為了他們自己的私利，就會用各種方法去包圍他，逢迎他，欺騙他和坑害他。因此，君主必須“循名責實”，製定客觀的法律，令臣下看到的隻是代表君主的客觀的法律，而不是君主本人。
“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的癖好給後人帶來了諸多的啟示。
齊桓公對服飾有自己的偏好，他喜歡穿紫色的衣服，上朝或會客常穿紫色的衣服。大臣們察覺到齊桓公這一愛好後，為討好逢迎桓公，便也紛紛穿上紫衣，這樣，不多久全國上下就到處變成了一片紫色。
由於當時紫衣造價較高，一匹紫布價格差不多是素布的5倍，全國都穿紫衣，過於奢侈，因此，齊桓公便想製止這一風氣的蔓延，可是一直苦於沒有良策。管仲看出齊桓公的想法與自己不謀而合，於是瞅準了機會對齊桓公說：“大王，隻要您明天朝見群臣時，故意表現出對穿紫衣的人十分討厭就行了。”齊桓公很奇怪，不明白管仲的用意何在，但他決定依管仲之言而行。
第二天，齊桓公上了朝，看見幾個穿紫衣朝服的大臣們正在孤芳自賞，煞是得意，於是就皺起眉頭說：“你們天天穿紫衣煩不煩啊，你們穿不膩，我可看膩了，離我遠點兒！”從此，朝中再也沒人穿紫衣了，民間紫衣之風也漸漸散去。至此，齊桓公才明白事情原委，是大臣對自己的逢迎。
無獨有偶，齊靈公原來喜歡讓宮女穿男人的服飾，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全國上下的女子都穿起男裝。後來他根據晏子的建議，隱藏起自己的愛好，在全國禁止女子穿男裝，從而恢複了社會的正常風氣。
雖然曆史已行至21世紀，但人人都有自私的一麵，都會為自己打算。所以，下屬依然在揣摩著上司的心思，依然在找機會討好上司，韓非子“去好去惡”的方法仍然值得領導者們借鑒。
比如，當領導者在聽下屬彙報時就要十分謹慎。當涉及到有關的人和事時，如果輕易地外露自己的好惡意向，那麼，下屬就會按領導者的意向亂說一通，將真實情況掩蓋起來，這樣，領導者便失去了了解真實情況的依據。“人主欲見，則群臣之情態得其資也。”領導者要實行“無為”之術，隱藏自己的好惡，凡事裝做若無其事的樣子，看見也像沒看見一樣，知道也像不知道一樣，不表現出任何主觀好惡，防止別人順著自己的好惡去辦事。如此，下屬就無從揣測領導者的想法，在不知道領導者思路的條件下，便隻得如實彙報，道出實情了。
12淡化權威，尊重個體
老子說：“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德國戲劇家布萊希特在《伽利略傳》中借伽利略之口說：“需要英雄的國家才是不幸的國家。”是的，在一個規範化的組織裏，需要的是領導者專注投入，熱情參與高標管事，低調管人，權威的樹立並不是最重要的。
我們看到過無數悲劇的產生都緣於人們對權威的熱衷。
明朝的最後一位皇帝是崇禎帝。與一些曆史上傳統的昏庸君主比起來，明朝崇禎帝的作為並非如曆史上以往的亡國之君那麼昏庸荒淫，也沒有坐視國事日非而不顧及。他“即位之初，沈機獨斷，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命王承恩賜死魏忠賢於鳳陽，而後通過一係列的舉措，雷厲風行地清除了魏忠賢及其黨羽的勢力，使閹黨之禍逐漸澄清。朝野上下精神為之一振，時人歡欣鼓舞，仿佛看到了明朝的希望。
崇禎勤政律己，麵對危難時局，一心勵精圖治，要做中興之主。他“不邇聲色，憂勸惕勵，殫心治理。”在位17年間，動輒下《罪已詔》來安撫民心，所用之言都極盡自責之能事。
既然崇禎是一個勤於政事的勤勉皇帝，為何卻亡在了流寇與清兵的鐵蹄下呢？
崇禎帝極其注重個人權威，他事必躬親，動輒督責臣屬，兢兢業業，大臣稍有疏忽，便大加訓斥。這樣的後果就是，大小臣工們對於朝政中的一切事務就緘口不言。皇帝督責越嚴，臣下越不敢擔當；皇帝操勞越勤，臣下就越偷安怠慢。
此中有名的例子是陳奇瑜。陳奇瑜是1616年進士，曾在陝西北部大勝農民軍。崇禎七年即1634年初，被崇禎委任總督河南、山西、陝西、四川、湖廣五省軍務，專辦“流賊”。陳奇瑜果然不辱使命，不出數月，就在河南西部靠近陝西邊界的車廂峽誘殲了數千名農民軍。農民軍首領李自成被逼無奈，佯裝投降。陳奇瑜欣然地接受了李自成的投降，還派人將李自成和他的部下遣送回陝北。但李自成隨即殺掉護送的明軍，突襲了駐紮在渭水的明軍。得知消息的崇禎帝惱羞成怒，於是陳奇瑜被逮捕入獄。
晚明著名的學者劉宗周在批評崇禎帝的奏疏中這樣寫道：“求治之心操之過急，不免釀為功利；功利之不已，轉為刑名；刑名之不已，流為猜忌；猜忌之不已，積為壅蔽。”
在個人權威的極度膨脹中，明朝本已衰敗的政局更是雪上加霜。最終，崇禎帝隻得自縊結束自己的生命。崇禎帝臨死前都在哀歎“諸臣誤朕也”，這是曆史的大悲劇，也是崇禎個人的大悲劇。
現代社會，人們依然崇拜英雄，渴望做能人，將能人和英雄樹立成“神”並寄予厚望。這種現象在管理學裏被稱為“光暈效應”。但大量的事實證明：從政治家到企業家，失敗常緣於被眾人的期待架空。
權利和威信的集中和過於強調固然有利於調動全體的力量做事，但如果過於集中在一個人的手中，很可能會造成獨斷專製的後果，同時還會壓製所有下屬的個人創造力，限製更出色的決策、建議的采納。
任何組織的發展壯大都需要所有組織成員的努力，領導者過分強調權威會導致下屬消極懈怠。掌有大權的權力者之所以會鶴立雞群，其實是因為自身過於強勢，使得眾人都跪倒的緣故。
當強勢領導專斷專行時，被統率的“大多數”就會把一切責任都推諉到少數擁有權力的人身上。他們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鍾，對上司唯唯諾諾，被動服從，不敢也不願承擔責任，變得越來越懶惰，越來越沒有自信，隻想維持現狀，不被開除就好，自然不會主動熱情地開發自己的潛力為組織服務。
13做事高標準，欲望低要求
在某種意義上說，“低調管人”就是要求領導者不把自己看得太重要、太高明。倘若自認為處處勝人一籌，高人一等，那麼必然會在欲望上表現得多貪多占，並視之為理所當然，這在旁人看來卻是狂傲之舉。所以，領導者在任何情勢下，都應該放下自己的架子，嚴格要求自己。對事高標準要求，充分表現自己的專業精神；對人則需低調處理，表現自己的謙遜之態，這才是領導者最智慧的平衡藝術。
清代名臣張英、張廷玉父子就極擅此道。
康熙時的文華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張英在京做官，鄰居吳氏欲侵占他家的宅邊地，家人連忙寫信到北京，原想壓一壓吳氏氣焰。誰知張英卻回詩一首曰：“一紙書來隻為牆，讓他三尺又何妨。長城萬裏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意思很明白：退讓。家人得詩，主動退讓三尺。吳氏得知事情原委，受到震動也後撤三尺。這就是安徽桐城有名的“六尺巷”的由來。
張英之子張廷玉也秉承其父的謙謙君子之風，做人低調謙遜。
張廷玉是康熙時進士，官至保和殿大學士、軍機大臣。雍正設軍機處，其規章製度均由他擬定，是雍正的重臣。
張廷玉之長子張若靄在經過鄉試、會試之後，於雍正十一年三月參加殿試。諸大臣閱卷後，將密封的試卷進呈雍正帝親覽定奪。雍正帝在閱至第五本時，被策中“善則相勸，過則相規，無詐無虞，必誠必信，則同官一體也，內外亦一體也”數語吸引，認為此論“頗得古大臣之風”，故將此本定為一甲三名。後拆開卷子，得知此卷正是張若靄所作。雍正帝很高興，說：“大臣子弟能知忠君愛國之心，異日必能為國家抒誠宣力。”認為此事“非獨家瑞，亦國之慶也”。為了讓張廷玉盡快得到這個喜訊，雍正帝立即派人告知張廷玉。
金榜題名可謂是讀書人最大的奮鬥目標，按常理，兒子高中一甲，父親定是欣喜無比，大肆慶祝。但張廷玉卻並沒有這樣做。他非但沒有將此喜訊通知家人，反而立即麵見雍正帝，跪求換人，認為自己已身為朝廷重臣，兒子又中一甲，實有不妥。
雍正帝不允，說：“朕選才公允，此前並不知是大臣之子。”張廷玉聽罷，依舊懇辭，說：“普天之下，人才眾多，三年一次殿試，都望登鼎甲之榜。臣已居高位，今若子又登一甲三名，擠天下寒士進階之位，心實不安。”
在清朝的科舉製度中，一甲僅限三名，二甲、三甲則各取若幹。一甲的第一名叫狀元，一甲的第二名叫榜眼，一甲的第三名叫探花；而“三甲”，實際上是殿試的末等，待遇與一、二甲是完全不同的。
雍正帝深受感動，最終“不得不勉從其請”，將其子降為三甲第一名。
常言道“伴君如伴虎”，無論多麼英明的皇帝終免不了以個人喜怒為核心，而清朝又加上了滿漢隔閡，皇帝提防漢人作亂，大興文字獄，稍有不慎，就會招禍。但張家卻幾代高官，特別是張廷玉，曆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能夠在官場上揮灑自如，50年官場不倒，恐怕不無秘笈。今天，我們綜觀其一生，可以肯定地說這秘笈一是嚴謹勤勉，二是做事高標準，欲望低要求，萬事謙讓，不與人爭。
正是平凡孕育了不平凡，唯有了解平凡、力行平凡，才能做到不凡。一個自認不凡的領導者永遠都無法獲得團隊內部的信任與認可。現代社會物質極度發達，各種誘惑也更多了，但領導者必須用理智控製自己的各種欲望，甘於平凡的生活，高標準管事，低欲望生活，隻有這樣才能使自己達到成功領導者的佳境。14以無為應有為，以低調應變化的細節
老子說“太上，不知有之”，認為領導水平的最高境界是民眾都不知道這個領導的存在。低調管人法所遵循的也是這條原則，就是讓下屬有充分的自主權，並為自己做的事擔負全部的責任。
西漢有兩個值得大家注意的皇帝，一個是漢文帝，一個是漢武帝。漢文帝劉桓登基之前，因為漢高祖劉邦的皇後呂雉亂政，弄得天下一片混亂、危機四伏。
漢文帝麵對著這個千瘡百孔的王國，實行了無為而治，相當於現在所說的自由主義政策。低稅收，少幹預，自由開放。漢景帝劉啟延續漢文帝的政策，也實行無為而治，節儉愛民，使漢朝經濟得到進一步複蘇。“文景之治”期間，“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這就是說，國家統一，各地關卡取消了，開發山澤自然資源的禁令取消了，所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商品交換沒有不通的，大家都得其所欲。政府在煮鹽、冶鐵等領域全麵開放，私人得以自由經營。甚至在冶銅鑄幣這樣的貨幣發行領域，也都向私人開放，私人可以從事鑄幣業務。經濟上的自由放任到了極至，民營工商業得到很大發展。
不久之後就實現了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太平盛世。那時候，吏治清明，民風淳樸，社會繁榮穩定。據說，經過漢文帝和他的兒子漢景帝兩代人的治理，糧食豐收得連全國的倉庫都裝不下了，隻能在院子裏露天堆放；金庫裏也是長期堆滿了錢幣，以致於連串錢的皮繩子都朽壞了。然而，這麼多的財富卻被他們的繼承者漢武帝揮霍一空，並導致西漢的衰落。
曆史學家們總是醉心於漢武帝的雄才大略和開疆拓土的精明“有為”上，卻往往有意無意地忽略了這位皇帝的窮奢極欲和凶殘暴虐。
漢武帝征伐過度。漢武帝在位54年，戰爭持續了43年，武功極盛。其用兵少則數萬人，多則30萬人，軍費動輒數十億，軍功賞賜黃金一次達數十萬斤；連年勞民興役，如築朔方城沿邊屯田，“衣食皆仰給於縣官”。他即位之初，本來“人給家足”，府藏皆滿，但連續征戰之後，變成“海內虛耗”。漢武帝的窮奢極欲，大興土木，同樣給民眾帶來嚴重的災難。漢武帝征發大量農民修建上林苑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專門設為皇家遊獵的上林苑，把終南山和原來皇家林苑之間的全部土地都劃進去。上林苑建成後，周長400餘裏，周圍有圍牆環繞，苑中山林巧布，草木蔥蘢，湖泊清澈，麋鹿成群，70多座宮殿錯落有致。苑中有21觀、10池，名果異卉種類繁多，南方的龍眼、檳榔、橄欖等，也都移植於苑中。所以，北宋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論漢武帝謂：“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資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把漢武帝與秦始皇的殘暴並列。
當然，“無為”，不是無所作為，而是有所為、有所不為，在不為中實現有為。英國著名科學史家李約瑟曾指出：“所有的翻譯家和評注家都把‘為’字原原本本地譯成‘行動’（action），於是道家最大的口號‘無為’就變成了‘沒有行動’，我相信大部分的漢學家在這一點上都錯了。無為在最初原始科學的道家思想中，是指‘避免反自然的行動’，即避免拂逆事物之天性，凡不合適的事不強而行之，勢必失敗的事不勉強去做，而應委婉以導之或因勢而成之。”李約瑟對“無為”的理解，深得“無為”要領。“清靜為天下正”，用現代的管理觀點說，清靜無為的管理就是管理對象的自我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