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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功敗垂成之具體分析
胡雪岩，名光墉，字雪岩。1823年出生於徽州績溪。徽州多商，徽商遍布各地。受經商之風的影響，胡雪岩在父死家貧的窘境中，12歲那年，便告別寡母，隻身去杭州市信和錢莊當起了學徒。
錢莊也稱錢鋪,錢店,是中國封建社會金融業的主要組成部分，鴉片戰爭以前，適應商品經濟發展的需要，全國各地就有了錢莊，鴉片戰爭以後，隨著開埠通商，錢莊擴大了經營活動，通過調撥資金，起著商品流通的作用，錢莊內部的分工大體有內場、外場、信房、庫房，等級森嚴，職員視上一級職司有無出缺而定升遷。
胡雪岩進錢莊學生意，從最苦、最髒、最累的掃地，打水，倒尿壺等雜役幹起。由於他平時吃苦肯學，誠心待人；加之能言善辯，出手大方，自己又注意為人處世方麵的修養；且有一對四麵八方都照顧到的眼睛，一張常開常笑的口，一付勤快的腿腳，因此，他博得了上上下下的喜愛。正是這些因素，三年師滿，就立櫃台，成了這家錢莊正式的夥計（營業員）。時隔不久，又得到東家和“大夥”（相當於經理）的器重，分管“外場”（外場俗稱跑街，主要從事聯絡客戶，放款和兜攬存款的業務）。在此期間，胡雪岩次次都小心謹慎，認真辦理，深得東家賞識。並且腿勤口勤，待人誠懇，重信守義，辦事嚴謹，所以，對內，東家交辦的事從未出現過紕漏。對外，又人緣極好，獲得了較好的信譽，為他以後成為“紅頂商人”奠定了基礎。
眾所周知,胡雪岩的輝煌曆程就是從幫助王有齡捐官開始的。也正是“捐官”這一舉措造就了一代“紅頂商人”，為胡雪岩的成名初始營造了契機，他資助王有齡，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知其不可賭而賭之，結果王有齡成為他實現夢想的階梯。
隨之，胡雪岩依靠官方這棵大樹，開設錢莊，當鋪，廣攬財富。太平天國運動興起，他適逢亂世風雲，通過攀緣權貴顯耀，納栗助賑，為朝廷效犬馬之勞；左宗棠出關西征，平定新疆叛亂，他籌洋款，供糧械，克濟軍需。結果是朝中有人好做事，左宗棠使他的事業更加如日中天。洋務運動展開，他延洋匠，引設備，睜眼看世界，頗有功績；此間，他周旋於政府勢力，漕幫首領，外商買辦之間，真可謂八麵玲瓏，手腕奇高，其慧眼識人，用人之術，商戰韜略，可謂空前絕後，博大精深。幾經周折，他終於從一個錢莊的小夥計成為富可敵國，顯赫一時的“紅頂商人”。此後，他斡旋於黃馬褂，洋買辦，生意經之間構築了以錢莊，當鋪為依托的金融網。又以博愛為宗旨開設了國藥號“慶餘堂”，廣施丹藥接濟世人，乃至軍旅，獲得了“仁義商神”的美譽。
晚年，他外受洋商聯合排擠，內遭權貴落井下石，終至落魄。
胡雪岩作為19世紀下半葉的風雲人物，從“身無分文”到“富可敵國”，最後至“一無所有”。縱觀他經商的一生，其成功之處可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麵：
首先是胡雪岩的“心”——修合雖無人見，存心自有天知。
胡雪岩認為，如果錢隻集存在富人手中，市麵就活不起來；況且，過富必遭人妒忌。貧的越貧，富人越危險，饑民四起的情況下，富人是沒有安寧日子過的。
商人並不天然有義務而來關心社會問題，如果他們這麼做了，精神層麵上，表明了依靠商人如滴水般滲漏財富，而支撐的社會是一個健康穩定的社會。
胡雪岩當初創辦慶餘堂，並沒有打算賺錢，後來因為藥材地道、成藥靈驗、營業鼎盛，大為賺錢。但盈餘除了轉為資本，擴大規模以外，平時對貧民施衣，曆次水旱災荒、時疫流行，捐出大批成藥，亦全由盈餘上開支，胡雪岩從來沒有用過慶餘堂的一文錢。慶餘堂的夥計們都有一致的議論：胡雪岩種下了善因，必會結得善果，他一時垮下去了，但早晚會再爬起來。所以，所有店員們都一如既往，正常去店裏上班，維持店裏的正常運行。
商人致富後，多“富好行其德”。表現有二：一是富後周濟貧民。陶朱公棄政從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西漢商人卜式曾捐款二十萬，賑濟徒民。司馬遷頌揚道：“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二是商人致富後，能正確處理自己與國家之間的關係。特別是表現在保家衛國的反侵略鬥爭中，遵循祖國利益高於一切的原則。《史記》中載：春秋時期秦師襲鄭，軍隊走到滑國，鄭國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十二牛犒勞秦師。秦師驚而還，滅滑而去”。西漢時，國家常受到北方遊牧民族匈奴的騷擾，商人卜式提出願以自己的一半家產奉獻國家作防務費用，當人問他為何這樣做時，卜式回答道：“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匈奴可滅也。”明代倭寇入侵，在抗倭鬥爭中，商人頗多盡力。《倭寇考略》載：“商人文士有資者，捐金助餉以備倭，如陸鐫，上海人，捐金十萬助倭餉”。《祁門縣誌》載：商人徐正，“商於淮泗，時東南倭寇未靖，兵役往來，夜當充要，正捐金八百以佑述費”。
有了這一層考慮，胡雪岩曆年在幫朝廷平定天下和幫社會賑濟災荒中，做出了大量貢獻。我們不否認其中有一部分行動摻有商業上的考慮，不過憑心而論，胡雪岩的確盡其所能地，為社會做出一個商人能夠做到的事。至於說像此番義舉是否為商人“應該”做，在我看來，肯定不存在這種“應該”，因為從社會本位角度考慮，這些事完全可以與他無幹。正像販牛的弦高遇到秦師，完全可以避而遁之，反正自己的生意是有地方做的，財是有地方發的。
胡雪岩正是有這種利人濟世的天性，加上他的超凡的悟性，使他的這種天性更是發揮得淋漓盡致，從而在官商兩道如魚得水。
其次，胡雪岩的處世方式——圓而神。
水往低處流，人卻往高處走的。人的性格本來和自然萬物有所不同，總不是肥水取下泄之勢，人也隨其自然，不求向上和前進。事情都是人做出來的，不通之處，總要想辦法讓它通暢才是。
不管是對搶了軍火生意的龔氏父子，還是對刁鑽霸道的蘇州永興盛錢莊，乃至已經實際損害了自己利益的代辦朱福年，胡雪岩對他們的回擊都很幹脆。但有一條原則是恪守不渝，那就是：總要給對方留個台階，留條後路。
胡雪岩的行為處世，可以這樣來看，可以概括為三個字：圓而神。
圓就是圓通、圓活、圓融、圓滿，圓繞著這一個“圓”字，做足了通、活、融、滿，一個喜氣洋洋的大善人型富商大賈的形象便躍然而出了。
胡雪岩原本就不是讀書出身的。因而能像孟郊那樣“萬俗皆走圓，一生猶學方”的心態誌向，胡雪岩是絕對不會有，不能有，也不敢有。作為一個學徒的他，假如還有這種高逸的誌向，十之八九是要先大吃幾年苦頭了。
他惟一能行得通的，便是那萬俗皆走的一個“圓”字。大家怎麼說，大家怎麼做，我就怎麼做。體察了人心的喜怒哀樂，順隨了人們的愛憎善惡。做到了這兩點，萬事無不可遂，人心無不可得。
胡雪岩圓而神的處世哲學，深得中國傳統儒家為人處世之個中三昧，因而在複雜的社會及商務活動中左右逢源。因此，胡雪岩的飛黃騰達便不難理解了。
都道是方正之士為人稱羨，其實世俗人早有了計較。方正之士的品德風範令人肅然起敬，但在敬的行為之後便是“遠之”。
這裏邊自有許多道理，非“俗”與“雅”兩個字的判別能交待清楚。不過，方正便會不通，這倒是千真萬確的。
拿那個嵇鶴齡來說，本是一個能言善道、足智多謀的人才，卻落得了“恃才傲物”，方正不屈，不肯哭窮，不談錢。說起來也的確是一個既有本事又有骨氣的人。好在遇到了胡雪岩。經不住胡雪岩的上門吊喪，收還典當，安排妻室這一串撫慰。心有所感，知恩圖報，幫助王有齡出麵解了地方農民聚眾鬧事之圍。
此外，還有更重要的一點，就是胡雪岩對時事有一特殊之敏感，其應對也正合了時勢之理，從而能為他的商業活動開辟一條新的領域。
這裏倒不是說胡雪岩有異於常人的眼光，事先就有了一個特殊的籌劃。和當時所有的中國人一樣，胡雪岩對各種紛亂局勢的認識也是逐步漸進的。當他剛接觸洋人時，他心目中的洋人同樣非常神秘、新奇。
但是隨著交往的增多，他逐漸領悟到洋人也不過利之所趨，所以隻可使由之，不可放縱之。到後來發展到互惠互利，其間的過程是一步一步變化的。
但胡雪岩的確有一天然優勢，就是對整個時事有先人一步的了解和把握，所以能先於別人籌劃出應對措施。有了這一先機，胡雪岩就能開風氣、占地利、享天時，逐一己之利。
當我們說胡雪岩對時事有一特殊駕馭時，我們的意思正是，胡雪岩因為占了先機，故能夠先人一著，從容應對。一旦和紛亂時事中茫然無措的人們相比照，胡雪岩的優勢便顯現出來了。
很快大亂子來了，洋人憑船堅炮利讓中國人吃盡了苦頭。
這一突然變故，在封建官僚階層引起分化。麵對西方的衝擊，官僚階層起初采取強硬措施，一致要維護帝國之尊嚴。隨後，由於與西方接觸層次的不同，引起了看法上的分歧，一部分人看到了西方在勢力上的強大，主張對外一律以安撫為主。務必處處討好，讓洋人找不到生事的借口。這一想法固然可愛，但又可憐可悲。因為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以為一味地安撫就可以籠住洋人，無非是隔了一層的主觀願望。當然這些人用心良苦，不願以雞蛋碰石頭，避免一般平民受大損傷。
另一部分人堅持以理持家，對洋人采取強勢態度。認為一個國家斷不可有退縮怯讓之心，以免洋人得寸進尺。但在實際事情上仍然難以行通，因為中西實力差別太大，凡逢交戰，吃虧的盡是老百姓。
這兩路人都是站在帝國的立場上看洋人，所以可以說都是“隔”了一層的做法。
還有一部分人，因為和洋人打交道日多，逐漸與洋人和為一家，一方麵借了洋人討一己私利，一方麵借了洋人為中國做上一點好事。這一部分人就是早期的通事、買辦商人以及與洋人交涉較多的沿海地區官僚。
與胡雪岩有關的，在早期，薛煥、何桂清、王有齡見解接近。利用洋人的態度，這與曾國藩等的反感態度相對，形成兩派在許多問題上的摩擦。利用洋人，這是薛和王的態度，表示擔憂和反對，這是曾國藩的態度。胡雪岩因為投身王有齡門下，自己也深知洋人之船堅炮利，所以一直是薛何王立場的策劃者、參與者，更是受惠者。
對於洋人的衝擊，下層百姓的反應大多是被動的。真正與洋人打交道者，均是從謀私財入手的，因而對大局影響不大。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下層的代表，在經過長期的打交道後，逐漸形成了一支穩固的力量，為中西交流起到了溝通的作用。
胡雪岩對時勢的看法，可作如下之分析，以見其對時事把握的特殊之點。
清廷舊製既受衝擊，朝廷自身惶惑，一般老百姓更是不解。胡雪岩從商業經驗出發，認為一個社會要想存在，必然需要有一個穩定的秩序。
關於這一認識，當洪楊軍興起時，胡雪岩並不認為這是一個可以乘機撈一把的好機會。在他看來，趁這時渾水摸魚，隻因為魚是混亂的，才讓人僥幸有所收獲。倒過來想，胡雪岩認為首先應該替官府維護秩序，秩序建立起來了，你自己也有一個從事商業的好環境，官府感謝，也會給你提供很多便利。
故而胡雪岩提出，他的當務之急是幫助官府，而不是今天從“長毛”那裏撈一把，明天從官府那時撈一把。因為這樣的話，你在兩邊都麵臨信任的危機，“長毛”懷疑你與官府有勾結，官府懷疑你替“長毛”著想。經商最重要的是信用，信用沒了，你的生意就做不大。因為老主顧知道你並不敢保證自己是一心為他的，所以他可以和你打一兩次交道，但是絕對不會三次四次地長久下去。那你就隻好不斷地換主顧。這樣就無異於你每一次都要重新搭房建屋，成本大大提高，積累的機遇就大大減少了。
出於同樣考慮，當清政府發行官鈔時，胡雪岩做出了與錢業同行不同的選擇。同行們都認為，洪楊變亂在眼前，政府是否可信大成問題。如果今天我接了這官鈔，明天沒有人要，兌換不出去，那就爛在手上，白白損失。胡雪岩有自己的看法。按他的分析，朝廷畢竟大勢還在，盡管朝廷遇到了許多麻煩，不過社會要想運轉，還非得靠現在這個朝廷不可。況且朝廷的信用是大家做出來的，人人出來維護，他的信用自然就好。所以別人不理這官鈔，胡雪岩卻要接。不但自己接，還動員別人接，並且以自己的信用來擔保。
幫官府打“長毛”，這既是一種風險，也是一種投資。投進去的是眼光。胡雪岩這種看法，符合商業的一般原則。任何一個商人都要求穩定。商人可以麵臨紛亂的局麵不顧生死去求取利潤，但這種紛亂局麵卻不是商人的願望。任何一個商人都希望在一種平靜的氣氛下進行風險最小的投資，以求得最大利潤。更何況當時的清政府，基本結構健在，所受的隻是猛然一擊。但卻並非致命一擊。
基於這種考慮，胡雪岩才緊緊依靠官府。從王有齡開始，運漕糧、辦團練、收厘金、購軍火、到薛煥、何桂清籌劃中外聯合剿殺太平軍，最後，還說動左宗棠，設置上海轉運局，幫助他西北平叛成功。由於幫助官府有功，才使胡雪岩的生意從南方做到北方，從錢莊做到藥品，從杭州做到外國。官府承認了胡雪岩的選擇和功績，也為胡雪岩提供了他從事商業所必須具有的自由選擇權。假如沒有官府的層層信任和保護，在這樣一個封建帝國，胡雪岩必然處處受滯阻，他的商業投入也必然過大，而且由於投入過大和損耗太大，他的商業也不可能形成這麼大的一個規模。
對於清政府舊製，胡雪岩還有另外一個看法。更多的人隻是畏懼官府，沒想到駕馭官府。胡雪岩起初倒也不會有駕馭官府之想。但是在他所幫助的王有齡升官之後，他逐漸發現自己借王有齡獲得的便利甚多。首先是資金周轉便利，因為有了官府之流轉金作依托；其次發現官府的很多事自己卻可以以商業活動完成，即減少了官僚辦事的低效，自己也賺取了利潤；第三是自己借了官府之名，能做到許多以商人身份很難涉足的事情。
所以後來胡雪岩對於利用舊製有了信心。開始他並不願捐官，認為生意人和做官的人在一起別扭。後來想法變了，既然官府與生意有千絲萬縷的聯係，那就不妨捐官，涉入官場。這樣做其實也是以最小的投入，完成最大的產出。
胡雪岩在人們心目中，其最大特點就是“官商”，也就是人們所說的“紅頂商人”。這“紅頂”很具有象征意義，因為它是朝廷賞發的。戴上它，意味著胡雪岩受到了皇帝的恩寵。事實上，它意味著皇帝肯定了胡雪岩所從事的商業活動的合法性。既然皇帝是至高無上的，皇帝所保護的人自然也不應受到掣肘。從另一個角度看，皇帝的至高無上也保證了被保護人的信譽。所以王公大臣才能很放心地把大把銀子存入阜康錢莊。
胡雪岩一麵獲得了信用，另一方麵也掃清了在封建時代無所不在的對商人的幹預，所以才能讓他如同一個真正的商人那樣從事商業活動。
對於太平天國，胡雪岩又用另一種辦法來對待。
前邊講到，有許多商人，當洪楊起義之時，他們抱了投機的心理，想乘機撈上一把。所以他們就沒一條準則，一條理念，隻知一時的利潤。這樣做無異於自毀信譽。到頭來，“長毛”也不信任他了，因為他是依順官府的；官府也不信任他了，因為他曾想暗通“長毛”。
胡雪岩的原則很明確，“長毛”的口號不得人心，總是長久不了的。所以必須幫助官府打“長毛”，以維持一個大秩序。
不過胡雪岩對於太平天國卻有另一層同情的看法。
在胡雪岩看來，“長毛”起事，有很多老百姓都是被迫卷入這場紛亂中的。比如周八俊，不堪別人的欺負犯了事，隻得投靠了“長毛”。又比如蔣營官，“長毛”打到了家門口，男耕女織的平安日子過不下去了，隻好投了軍，出來與“長毛”作戰。
他們都是不得已而卷入。所以他們對大時局並無太多看法，他們隻希望老老實實大其中一邊做事。人隻要勤勉，不論在哪一邊總是會越過越好的。
就是投奔了“長毛”做了小頭目的，或是因為“長毛”壓過來了，投順了“長毛”的富戶，也大都有難言之隱，不得不這樣。你可以說他們糊塗。不過大凡平民百姓，有幾個是不糊塗的。他們又不是有所圖。隻是東風來了，他們不得不往西倒，西風來了，他們又不得不往東倒。
有了這種同情的認識，胡雪岩對他們也就不那麼苛刻了。特別是在遇到像周八俊這樣的人存銀子時，他能以同情的心對待，願意以自己的商業活動，給他們一個再生之希望。當然也可以說胡雪岩這裏邊有商業的動機在。不過，如果不是有這種同情的了解，胡雪岩就不會看得那麼深，他對這些人手頭的銀子也就會避之都唯恐不及。因為很顯然，這些人是與“長毛”有染的。
可胡雪岩不這麼看。與“長毛”有染，沒錯。不過要看是什麼原因，什麼姿態。這些人都是些老實的小民。你不吸收他們的存款，他們就不得不把它們給“長毛”用，或者被無理的官差劫掠走。這樣於秩序無益，反倒有害。
而且這還牽涉到對商人和官府的關係如何看。是商人也都得從官府的角度看問題，還是商人有商人的原則，官府有官府的目標。假如商人都從官府角度看，效果會好嗎？肯定不好。因為士農工商，各有各的位置，各遵從各的原則。亂了位置，變換了原則，就是亂名。
照胡雪岩的看法，就是商人對客戶講信用，官府對朝廷講良心。商人隻管自己是否說了話算數，是對自己的服務對象——客戶——來講的。官府隻管自己做事是否對得起朝廷。兩者對象不同，原則不同，假如各行其是，各司其職，整個社會便會井然有序。否則就隻會增加混亂，而於事無補。
胡雪岩這是超前一層的想法。因為封建化的社會是各業不分，各行的職業原則也沒有一個並列與獨立。士處於社會的最核心層，一旦做官，便有了淩駕於農工商之上的特權。這個時候，他便會經常以他的特權來強製要求其它階層。社會表麵上有了秩序，但這種秩序是一種縱的服從性的秩序，而不是一種橫的平等平衡的秩序。農工商業地這種秩序下必然陷於上述的管製中，不能有一客觀的地位。商人在這種秩序下，更是費力，更是提心吊膽了。
各業分工意味著各業遵從原則的相互獨立。各業在一定抽象的原則之下平安相處，相安無事。若依這種原則，官府就無權幹預商人的正常活動。上述吸納存款也就有了一個客觀的依據和保證。胡雪岩的這種思路，保證了他對所有可能有受官府嚴格控製的私人財產的吸納。文煜願意存款於阜康，除了上述的信用好以外，就是看中了胡雪岩在經營錢莊時，堅持錢莊隻管吸款，不問款項來源的原則。款項來源的正當與否，是款項持有人和官府之間的事。在現代，是財產持有人和法院間的事，而不是財產持有人和銀行之間的事。胡雪岩之過人之處，就在於不怕官府，以至於敢按自己的思路經營，理清思路，放手去做。
對於洋人和洋務，我們在上邊已經有所交待。胡雪岩因為身處沿海，最先看到洋人的堅船利炮，最先與洋人打交道，所以一開始就主張用洋人、洋槍打“長毛”。當然，這裏邊也有利益的考慮而且自始至終，胡雪岩商業利潤中很大一部分，都來源於他從購買軍火、購買外國機器、籌借洋款的活動中。他依附官府，維持社會大秩序，最終開拓出一個經營好環境。
與洋人打交道，他感受最深的一點就是洋人的政府與清朝政府不一樣。清朝的政府商人稍有贏利，他就想來分沾你的好處，恨不得一口把你吞下去。一旦好處得不到，他便處處給商人使絆，你不得安全，直到讓你破產。
洋人的政府，幫助洋人做生意。你沒錢他放款給你，你越洋做生意它派了軍艦保護你。一旦中國人欠了錢，他就把槍炮對準中國的城市，甚至自己的商人無理，他還處處袒護。
因為有了這種對比，胡雪岩對封建官僚體製商業活動，就有了更切身的體會。不比不知道，一比就能看出來，自己的人費了好大的勁兒，要在那時創造一個好的經營氛圍。因為整個體製所限，商人還隻能單個兒地為自己一個人開拓商業地域。如有不慎，這種經營特權就會被收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