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定下神來，考慮如何盡快實現主要的目標。
其實，對這一點我已經胸有成竹。
我把想法向漢英作了彙報，漢英聽了連連點頭：“師傅，你想得對，就這麼辦吧，我全力支持你。”
我對漢英彙報的想法是：打黑，必先治警。
怎麼治警？
首先要明確，我們的隊伍中存在什麼問題。
問題很多，但是，最嚴重、最關鍵的有三點：
第一是隊伍不純。在我們的警察隊伍裏，確實混跡著一些不良之徒，他們和黑惡勢力有著說不清道不明的關係，一旦我們有什麼動作，黑惡勢力都會在第一時間知道，從而采取應對手段。在辦案過程中，他們還會起到很多、很大的破壞作用，使我們的打擊落空或者達不到預期目標。
第二是戰鬥力不強。要打黑，不但要有決心，還得有攻堅能力，這樣，才能掌握犯罪線索和證據，從而將其打掉。因此，這就要求我們公安民警有較高的思想覺悟，較強的業務能力，說起來，也就是要有較高的素質。
第三就是服務作風問題了。服務作風不端，會損害公安機關的形象，引發人民群眾的不滿，這樣，他們就不會支持我們，而沒有群眾的支持，打黑除惡也很難取得好效果。
所以，要整治隊伍，必須解決這三方麵的問題。
那麼，怎麼入手？
好辦法有，上世紀的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公安機關搞過一次“三查一清”活動，當時我就在華安公安局，全局一次性就清除不合格民警二十多人，產生很大的震懾作用，也確實一定程度地起到了純潔隊伍、增強戰鬥力的作用。
可是，這種做法如果沒有上級精神，顯然不能采用，何況，今天和當時的社會情況、隊伍情況有了很大不同。別看我是公安局長，要想把誰清出去，還真不是件容易事，根據我掌握的目前華安公安隊伍狀況，絕不是清除一個兩個的問題，要是清除一批，我能辦到嗎？我能說了算嗎？別說往外清人，就是提拔使用幹部，還不知有多少人幹預呢！
所以說，這不是一個切實可行的辦法。
那麼，還有什麼辦法？近些年，也搞過多次隊伍整頓了，譬如前些年的“三項教育”等等，每次都是學習教育階段、查擺問題階段、整章建製階段，心得筆記決心書一遝子一遝子的，可都是雷聲大雨點稀，基本上沒發揮什麼作用，久而久之還把人整油了，每次再搞這類活動，民警們都是想：又是老一套。後來，學習筆記心得體會之類的東西也不寫了，而是到網上去摘，改幾個字，就成自己的了。這也不怪民警，學習筆記心得體會寫得再好有啥用，還不就是個形式。
所以說，如今再搞這樣的整頓，肯定沒用，頂多也就是嚇唬嚇唬膽小的，對那些真正該整頓的東西，連汗毛都動不了一根。真的，任何時候，教育的作用都是相對的，絕不可估計過高，別說教育成年人，就是當爹娘的教育兒女，有幾個效果顯著的？要想效果好，必須從小時候開始，而且要保持始終。我們公安民警都是成年人了，在社會的大染缸裏摸爬滾打了多少年，已經練得刀槍不入，什麼樣的教育能對他們有成效？
顯然，我不能搞這樣的整頓。我這個整頓要達到的目的是，讓那些優秀的民警冒出來，把他們安排到重要崗位上，讓那些素質差的、品質差的人，滾出華安公安局這支隊伍。
要達到這樣的目的，一般的整頓方法顯然不行。
行之有效的辦法有，好的製度使壞人變好，壞的製度使好人變壞。所以，我們要真正提高人的素質，讓好人冒尖，讓壞人下去，關鍵在於建立這樣一種製度。
可是，這是個很複雜的問題，沒有上級的精神，靠我一個公安局長，實在做不到這些。
既然不能靠製度，那就得靠人。靠誰？首先要靠領導，靠主要領導。主要領導如果是個好人，能人，相信他一定能發現好人和能人，從而把他們提拔上來。譬如我吧，我覺得我就是個正派的領導，全局也就六百來人，我要是下工夫考查一下，還是能分出個三六九等，是能夠把好人能人任用上來的，把壞人、差人清除出去的。
可是，我不能這麼幹。別說我沒有這麼大的權力，就是有我也不會這麼幹。利益格局早已形成，壞人、差人已經占據了相對滿意的位置，這些人或者是有相當背景，或者是下了大本錢上來的，我要整他們，他們肯定會結成死黨跟我拚命，恐怕，還沒等我達到目的，已經被他們整得遍體鱗傷、奄奄一息了，這種壓力我也承受不了。問題還不僅僅是我不能承受壓力，還在於，我就是真這麼做，也不會成功。
所以，必須講究策略，采取妥善的辦法。
十全十美的辦法是沒有的，可是，找一個相對穩妥的、能減輕壓力的、讓我少得罪一點人的辦法，還是能找到的。
其實，我心中已經有了譜，那就是——“改革”。
改革這個名詞今天已經不新鮮了，早在二十多年前，小平同誌就作出了改革開放的決策，一舉改變了我們國家的麵貌，之後，改革延伸到各個領域。這些年，公安機關內部也在不停地改革，特別在用人機製上，提出了雙向選擇、競爭上崗的措施，指導思想很明確：通過公平、公正的競爭，使那些能人、好人走上重要領導崗位，把那些平庸的、素質差的人從台上趕下去。
應該說，改革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具體落實起來，問題卻很多。
對廣大公安民警來說，這不是什麼新舉措，據我所知，很多基層公安機關、包括省一級的公安機關近些年在用人時都使用過這個辦法，那就是，設定領導崗位後，要求有意競爭的民警報名，然後采取考試、考核、演講打分及黨委研究的辦法來決定。
這個辦法表麵上優點很多：你看，讓你公平競爭，還要給你打分，分高的上，分低的下，多公正啊？其實，誰要真的相信這一點就大錯特錯了。考試這條我就不說了，因為，在所有競爭的項目中，隻有考試是最公平的，同樣的一張卷發下來，你答得好壞，得多少分，就看自己的本事了。但是，這裏也有不公正之處，難道，文化水平高就等於工作能力強嗎？在這一點上，剛剛走出校門的青年民警肯定要比工作多年的老民警占優勢。同樣，業務熟練，法條背得滾瓜爛熟，要是不負責任，也不等於工作成績就好。可是，話又說回來了，這畢竟是個標準，試想，連基本文化水平都不具備、基本法條都不掌握的人，能當好警察嗎？所以說，在所有項目中，文化業務考試這一條，是最公平、最講理的。所以，有一條我在方案中寫得很明確，這次文化考試，考的是小學的語文、政治和曆史地理，如果不及格，就失去了進入下一輪的資格，自動淘汰出公安局。讀者說，這條我定得不高吧，你連小學的文化水平都沒有，還當什麼警察？
接著是考核，就是讓參加競爭領導崗位的民警進行演講，也就是表功、吹牛，然後讓大家按照德能勤績幾項給打分。在這一點上，問題可就多了。大家想想，基層公安機關，大的也就是刑警大隊、巡警大隊、交警大隊，剩下的單位大的十幾人，小的也就三兩個人。就是上邊說的幾個人多的大隊，下邊還要分成若幹中隊，每個中隊人數也不多，你平時要是光顧悶頭工作，肯定群眾關係一般，你要是再認真點兒，難免跟別人發生矛盾，這樣的人，群眾關係能好得起來嗎？考核的分能高嗎？所以說，這一條是有問題的。何況，這種考核還會給一個單位造成分裂，平時都是挺好的哥們兒，可是，兩個人都盯住了一個崗位，那就得競爭，就不得不去做傷害對方的事情，等競爭結束，兩個好朋友往往形同路人。
所以說，對這樣的競爭方式我是持保留態度的。
對，剩下的就是黨委意見了。說實在的，這一點，出入最大。為啥？一、我覺得，黨委意見所占的比重太大。你看，每次競爭上崗時，製訂的方案中都會規定，考試考核後，黨委意見的得分占百分之五十以上，有的地方甚至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這也就是說，你考試、考核得再好，黨委認為你不行，把你的分一壓，另一個人的分一抬，那個人就把你頂下去了。所以，說一千道一萬，還是換湯不換藥。說一千道一萬，關鍵還是看黨委的權力掌握在什麼人手中，要是黨委正派，就能發揮好的作用，把壞人、差人研究下去，要是不正派就相反，研究下去的就是好人、能人了。其實，說來說去，跟過去黨委管幹部沒啥大區別。
不過，這樣做有一個好處。那就是，領導可以推卸責任，說最終的競爭結果是群眾的意見，這樣，就減輕了黨委書記、公安局長，也就是我的壓力。
聽明白了吧。
我要通過這個辦法，把一批不合格的警察清出去，讓一批德才兼備的優秀警察冒出來，提拔起來，而且不需要承擔太大的壓力，也不怎麼得罪人。
我跟梁文斌提出這個想法後，梁文斌很是讚成：“這樣好，免得我們太得罪人。可是，後備幹部們怎麼辦？”
這是個實質問題。因為，按照組織部門規定，要提拔幹部，必須從後備幹部中選擇，而且還有名次排列順序。可是，實施競聘，肯定會打亂這種次序，這也是沒辦法的事，因為我們的方案中寫得清楚，就是要不拘一格選人才嘛，就是要人才脫穎而出嘛！
所以我回答說：“這也是對我們後備幹部隊伍的一次檢驗，是騾子是馬拉出來遛遛。按理，後備幹部應該是民警中的優秀分子，那他就應該有競爭力，如果在競爭中失敗，說明他本身就不符合後備幹部的條件。”
梁文斌聽了我的回答，怔了怔歎口氣說：“可是，他們會有想法的呀，這也是一批人哪！”
我讓他把後備幹部名單拿出來，我看看都有誰。
他早就準備好了，名單就在抽屜裏，我拿過來一看，第一名就是尉軍，心裏的火頓時就上來了。就這樣的人，還排在後備幹部的第一名？別人還用看嗎？
所以，我態度堅決地否了這個意見，梁文斌也就不再說什麼了。
可是，當我把想法報到縣委，征求領導意見時，霍世原又提出了同樣的問題：後備幹部怎麼辦？
我把對梁文斌說過的理由說了，霍世原皺著眉頭說：“嚴局，你說得有道理，可是，對後備幹部這支隊伍，我們總得有個交代吧，像排在前麵這幾個，應該特殊對待嘛。對了，排在第一位的是尉軍吧，據我所知，他是副局長的後備人選哪！”
不可能，有我當局長，這絕對不行。
所以，我旗幟鮮明地堅持自己的意見，所有人都要在改革中進行平等競爭。最後，還是漢英表了態，他支持我的意見。但是，待霍世原離開後，他歎息一聲跟我說：“師傅，你是把咱倆發財的機會放過了。”我笑了：“怎麼，已經有人找你了？”他說：“那當然，你們局的尉軍，轉彎抹角給我送過來二十萬，可有你當局長，我敢收嗎？你這麼一改革，不但我收不著啥，你自己恐怕也是兩手空空啊！”我說：“那咋辦？要不，咱倆就收，收完了就進去？”漢英樂了：“師傅，跟你開玩笑，就依你說的辦吧，需要我支持就說話。”然後告訴我，自從我們局要改革的風聲傳出後，不止一個人跟他打過招呼，說某某人應該照顧，某某人可以到哪個崗位，特別是尉軍，說話的人更多，而且很多來自上邊，有人直接跟他說，尉軍可以當副局長。
我聽了這些更來了氣，說，越是這樣的人，我越不重用他。
你真得佩服尉軍這種人，確實有神通，就在這天晚上，我的手機響了，是兒子打來的，他先關心地打聽了一下我的身體情況，然後就轉到了我的工作上，問到我即將進行的改革上。因為有過徐濤的事，所以我馬上意識到他要給誰說話，果然沒猜錯，他說能不能在改革前把尉軍提拔起來，我明白，這是他母親也就是魏蘭的意思。我聽著氣不打一處來，對兒子說：“跟你媽說，少幹我的政！”然後就把電話摔了。
尉軍活動得確實過分，但是也不能全怪他，現在的風氣就這樣。有時，一個縣公安局要提個小小的股級幹部，甚至還有市裏、省裏的領導說話呢，所以說，尉軍這麼活動也可以理解。對，除了他，局內還有好多同誌或者直接、或者通過他人向我表達意願，準備競爭哪個崗位，我對所有人的回答都是：“一切看競爭結果。”
不過，對辦公室主任耿才的要求，我倒產生了很大的興趣。
耿才四十五六歲了，人長得很老成，無論是從表現上還是從氣質上，他都不太像辦公室主任。一般的辦公室主任都是圍著領導轉，眼睛好使，會來事，可他卻不這樣。他雖然是主任，卻隻管政務這一塊，也就是文字材料什麼的，把有點小權的後勤、事務都交給了副主任，平時也不刻意跟我靠近。那天，他把一份材料送給我之後，磨磨蹭蹭地不走，我就問他是不是有什麼事，他這才吐口說：“嚴局，這次改革競聘，我想回治安大隊，你看行不行？”我一愣：“你在治安大隊幹過？”他說：“是啊，我當過治安大隊長，因為跟屠局整不到一塊兒，被他趕了出來。”
噢，原來如此……
我問，他因為什麼跟屠龍飛整不到一塊兒，他說：“我的工作他挑不出毛病來，主要是在錢上，他總認為我們治安大隊有權，所以總是想法從我們手中整錢，可是，我哪有那麼多錢哪，就是有，也不能可著他花呀，出了事誰負責？再說，我也不是勒大脖子那種人！”
明白了。
我又跟他聊了幾句治安業務，然後說：“你能不能當上治安大隊長，我不能保證，不過呢，我支持你去競爭！”他一下樂了：“真的，嚴局，那我就準備去了。嚴局，我不是不願意在你身邊工作，可是，我還是想搞業務。你放心，我要真競爭成功了，保證全力支持你工作！”說完，樂顛顛地走了。
我意識到，改革的風聲一旦傳出，就會人心浮動，拖時間長了對工作不利，所以，在我的思路得到縣委的同意後，立刻成立競聘領導小組和競聘辦公室，製訂競聘改革方案，準備盡快實施。然而這時又發生一件事，極大地分散了我的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