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從哪個環節上看，申明君都是一個正常的人，甚至精明的人，可是，就這樣一個人，卻被硬生生鑒定出有精神病，從而在殺人後不負任何法律責任，逍遙法外。
我真的實在控製不住憤怒，真的控製不住，可是，周波提醒我，這不是個小事，要我好好思考一下，然後就離去了。於是，我就開始在辦公室內打轉。
怎麼辦？
這個事管不管？管，難度太大了，首先要得罪屠龍飛，更別說他哥哥，現任省委副書記了，當然還有莊為民，他們都是一夥的，他們聯合起來，力量可是難以估量啊。就算拋開這些，難度也相當大，最起碼，要對申明君重新進行司法鑒定，要推翻六年前專家們已經做出的鑒定結論，這可不是件容易事。目前，我國精神鑒定的情況非常混亂而且弊病叢生，一方麵，精神鑒定本身就有相當難度，它不像別的病，通過醫生的診斷或者儀器的檢驗，可以明確地發現病灶所在，確認患者到底有沒有病，是什麼病。另一方麵，精神病醫生也是人，在利益的誘惑下，他們也不是個頂個的能保證職業良心，所以，在權勢的壓力和金錢的誘惑下，被收買而做出有違良知的鑒定也是正常的。所以，我們公安機關在偵查辦案中，類似情況時有發生，隻是還沒有像申明君這樣殘忍的殺人犯，在這麼明顯的情況下，做出這樣的結論。我研究過外國這方麵的情況，像在美國、英國等主流發達國家，他們也允許任何有資質的精神醫生進行鑒定，但是，行為人、受害人雙方都可以聘請自己的人鑒定，而且，雙方鑒定的醫生都要上法庭，在法官和陪審團麵前進行辯論，最後由陪審團作出裁定。哪像我們，專家做出鑒定就沒事了，即便當事人一方不服，再找到更高層的精神專家做出相反的鑒定，原來鑒定的專家也不負任何責任，沒有人也沒有法律規定去追究他們，所以，他們可以有恃無恐。
說遠了，還是回到申明君這起案件吧。目前看，這個案子還有一個特殊的難處，那就是，事情已經過去六年了，即便我們找到更權威的、沒有被他們收買的精神專家重新鑒定，可是，怎麼能鑒定出，六年前申明君殺人是否有精神病呢？
何況，如果要管的話，我必然要承受極大的壓力，除了屠氏兄弟，甚至莊為民、賈氏兄弟都要搗亂，肯定會占用我大量精力和時間，那樣，就會影響偵辦賈氏兄弟的犯罪和其他工作。
當然，我可以不接，推出去，理由有很多，甚至很充分，譬如，時過境遷，已經很難查清當年的真相了。幹擾太多，縣公安局難以頂住壓力，讓她們向上級公安政法機關反映等等。可是這樣做，無疑是把她們推向絕望。那個精神病母親呆滯的眼神在我眼前晃動，難道，我還要把她的另一個女兒、為姐姐伸冤的妹妹也逼成這個樣子嗎？對她們來說，我已經成了最後的希望，我怎能忍心辜負她們？再說，如果我真的把她們推出去，恐怕一直到死，我的良心也沒有一刻安寧的時候……
不行，我要管。
怎麼管？
不打無準備之仗，管之前，我先做了必要的調查，申明君當年是在本省做的精神鑒定，所以，我繞開他們，暗中聯係了上海的一位權威精神鑒定專家，並通過互聯網進行了交流，我把大致案情向他做了介紹，然後問他的看法。權威聽了氣憤地說，根據我說的這個情況，他可以斷言裏邊有問題，還說，現在在精神鑒定領域裏確實存在很多問題，有些所謂的專家良心都讓狗吃了。他說，為一個人做出精神異常的鑒定結論，既需要專家本身有豐富的經驗，還需要必要的程序，像申明君這種情況，就需要結合他作案的過程進行分析，像他這種作案前精心設計，作案後又逃避打擊的情況，怎麼會是精神病患者的行為呢？對，還要對其進行社會調查，一是查他有沒有精神病史，二是查他的家庭，也就是父母和近親屬中有沒有精神病，這些對於確定被鑒定人是否有精神病也是不可或缺的環節。權威還說，如果想對這個人重新進行鑒定，他願意親自參加。
權威的這些話使我有了點信心。又找來周波，了解當年是否對申明君做過調查。周波說他當年沒有參與這個案子，不過他看過案卷，好像是調查過，似乎有人證實，申明君上中學的時候曾經犯過精神病，他的原籍鄉親還證實，他死去的爺爺有精神病史。
從程序上看，似乎沒有問題，不過這種假誰都可以造，我決定對這個調查再進行一次反調查，如果能查明這個調查有問題，那麼就打開了突破口。可是，怎麼調查呢？隻要我們一行動，就會打草驚蛇。我思考後，讓燕子秘密地找出當年的案卷副卷，很快發現，證實申明君上中學時犯精神病的是他當年的一位老師和一位同學，證明他爺爺有精神病史的是他父母的兩個老鄰居。
必須對這幾個證人進行調查，可是，由於擔心打草驚蛇，我一時想不出好辦法來。就在這時，上訪人再次來到我的辦公室，這回是袁雪一個人來的，問我是不是看了她們的信，有什麼想法，我指出了症結所在。想不到她說了一個讓我驚喜的情況，原來，她所以時隔六年之後重新為姐姐的事上訪，還有另一個動因，那就是，當年的一個證人也就是申明君父母的老鄉之一找過她，說當年公安機關對她進行調查之前，申明君的父母先找了她，讓她證明申明君死去的爺爺得過精神病，而實際上，申明君的爺爺從來就沒有什麼精神病。
我聽了大為振奮，既然這個證人現在是這種態度，那麼，獲得真實的證據應該不是難事。於是我又請袁雪私下再調查一下別的證人，如果也能證明事前申明君家人找過他們，那麼，此案就有昭雪的可能。袁雪答應後立刻離開了。我覺得這個辦法很好，當事人自己進行調查，即使申明君受到了驚動，也不會懷疑到公安機關介入了。
打定主意後，我又來到縣委，向漢英彙報了一下。因為申明君不是一般人物，牽扯到屠龍飛甚至屠副省長，必須讓他知道。漢英聽了以後先是憤怒，又馬上冷靜下來，進而表示了擔心，擔心得罪到屠龍飛，更擔心得罪了屠副書記，也擔心分散我對賈氏兄弟的關注，同時也會帶來很多壓力和幹擾。不過最後他說，既然是這種情況，不管真的說不過去，不過，你應該爭取上級公安機關的支持。我聽了深以為然，給省廳刑偵總隊的施總打了電話，他聽了以後先是很憤怒，可聽到是屠副書記的親屬，馬上吸了口冷氣，說他支持我重新調查此案，不過難度太大了，一定要注意保密，要講究策略，萬一有什麼問題，他盡量給我幫助，這給我很大的鼓舞。
袁雪又來了，她說，她已經暗中調查了申明君另外的幾個中學同學，他們都證明，他們從沒發現過申明君精神異常，也不知道他因精神病請過假，還表示需要的時候可以站出來證明。這就間接證明當年那個老師和同學的證明有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我決定采取行動了，問她是否知道申明君現在的住址和情況，袁雪說了一句讓我吃驚的話：“這我也打聽到了，他在一個叫做新海的城市辦了一個製衣廠……”
我猛地一震：“你說什麼？新海？”
袁雪說是，申明君就在新海，他辦的工廠叫誌新製衣廠。
他媽的，怎麼會這樣？
新海就是我家呀……不，是我家所在的那個海濱城市啊，原來這個殺人犯躲在那兒發財？是巧合，還是緣分，還是冥冥中預示著什麼……
這個巧合堅定了我的決心：這事我必須管，而且要一管到底。我問袁雪還掌握什麼情況。她說，她還對申明君當年的情人進行過調查，申明君殺害袁春，就是因為跟這個情人勾搭成奸，可是，這個情人已經跟申明君走了。
我開始行動。
因為事情牽扯到屠龍飛，所以在出發前我做了周密部署，一是為了預防萬一，多帶了幾個人；二是高度保密，出發前，我先派周波帶幾個弟兄以辦別的案件名義，去了新海附近的一個城市，然後我再帶幾個人，也以辦別的案件的名義前往，和周波會合，然後再奔新海。這件事我沒跟任何人說，甚至對參與行動的刑警們也沒有說明，隻告訴他們，具體情況到地方後再告訴他們。
出發前，我在猶豫一番後，給老伴兒打了電話，先問她最近身體怎麼樣，兒子怎麼樣。她抱怨說都不怎麼樣，兒子成天成夜地忙，隻有她一個人在家，意思是心情不怎麼爽快。我就向她透露說，我最近要外出開會，路過新海，能不能跟她見一麵。她說見一麵有啥意思？我肯定是辦案，忙得要死，案子一辦完就走了，還是把她一個人扔下。我一聽沒門兒，隻好歎息一聲放下電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