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從骨子裏說，所有的藝術家都是一種理想主義者。或者說理想才是藝術的本質。但危險的是，他把另一個同樣極有個性的畫家——高更，當做了自己理想的支柱。
在去往阿爾的路上，我們被糊裏糊塗的當地人指東指西地誤導，待找到拉馬丁廣場，已經完全天黑。這廣場很大，圓形的，外邊是環形街道，再外邊是一圈矮矮的小房子。黑黑的，但全都亮著燈。幾個開闊的路口，通往四外各處。我們四個人下去打聽拉丁馬廣場二號——梵高的那個黃色的小樓。但這裏的人好像還是一百年前的阿爾人，全都說不清那個叫什麼梵高的人的房子究竟在哪裏。最後問到一個老人，那老人苦笑一下，指了指遠處一個路口便走了。
我們跑到那裏，空蕩蕩一無所有。仔細找了找，卻見一個牌子立著。呀，上邊竟然印著梵高的那幅名作《在阿爾的房子》——正是那座黃色的小樓！然而牌子上的文字卻說這座小樓早在二戰期間毀於戰火。我們腳下的土地就是黃色小樓的遺址。這一瞬，我感到一陣空茫。我腦子裏迅速掠過1888年冬天這裏發生過的事——高更終於來到這裏。但現實總是破壞理想的。把兩個個性極強的藝術家放在一起，就像把兩匹烈馬放在一起。兩人很快就意見相左；跟著從生活方式到思想見解全麵發生矛盾；於是天天爭吵，時時醞釀著衝突，並發展到水火不容的境地。於是理想崩潰了。那個夢幻般的“未來畫室”徹底破滅。潛藏在梵高身上的精神病終於發作。他要殺高更。在無法自製的狂亂中，他割下自己的耳朵。隨後是高更返回巴黎，梵高陷入精神病中無以自拔。他的世界就像現在我眼前的阿爾，一片深黑與陌生。
我同來的朋友問：“還去看聖雷米修道院裏的那個精神病院嗎？不過現在太黑，去了恐怕什麼也看不見。”
我說：“不去了。”我已經知道，那座將梵高像囚徒般關閉了一年的醫院，究竟是什麼氣息了。
在梵高一生寫給弟弟迪奧的八百封信件裏，使我讀起來感到最難受的內容，便是他與迪奧談錢。迪奧是他唯一的知音和支持者。他十年的無望的繪畫生涯全靠著迪奧在經濟上的支撐。迪奧是個小畫商，手頭並不寬裕，盡管每月給梵高的錢非常有限，卻始終不棄地來做這位用生命祭奠藝術的兄長的後援。這就使梵高終生被一種歉疚折磨著。他在信中總是不停地向迪奧講述自己怎樣花錢和怎樣節省。解釋生活中哪些開支必不可少。報告他口袋裏可憐巴巴的錢數。他還不斷地做出保證，決不會輕易糟蹋掉迪奧用辛苦換來的每一個法郎。如果迪奧寄給他的錢遲了，他會非常為難地訴說自己的窘境。說自己怎樣在用一杯又一杯的咖啡，灌滿一連空了幾天的肚子；說自己連一尺畫布也沒有了，隻能用紙來畫速寫或水彩。當他被貧困逼到絕境的時候，他會懇求地說：“我的好兄弟，快寄錢來吧！”
但每每這個時候，他總要告訴迪奧，盡管他還沒有成功，眼下他的畫還毫不值錢，但將來一定有一天，他的畫可以賣到二百法郎一幅。他說那時“我就不會對吃喝感到過分恥辱，好像有吃喝的權利了”。
他向迪奧保證他會愈畫愈好。他不斷地把新作寄給迪奧來作為一種“抵債”。他說將來這些畫可以使迪奧獲得一萬法郎。他用這些話鼓舞弟弟，他害怕失去支持；當然他也在給自己打氣。因為整個世界沒有一個人看上他的畫。但今天——特別是商業化的今天，為什麼梵高每一個紙片反倒成了“全人類的財富”？難道商業社會對於文化不是充滿了無知與虛偽嗎？
故此在他心中，苦苦煎熬著的是一種自我的懷疑。他對自己“去世之後，作品能否被後人欣賞”毫無把握。他甚至否認成功的價值乃至繪畫的意義。好像隻有否定成功的意義，才能使失落的自己獲得一點虛幻的平衡。自我懷疑，乃是一切沒有成功的藝術家最深刻的痛苦。他承認自己“曾經給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挫敗過”。在這種時候，他便對迪奧說：“我寧願放棄畫畫，不願看著你為我賺錢而傷害自己的身體！”
他一直這樣承受著精神與物質的雙重的摧殘。
可是，在他“麵對自然的時候，畫畫的欲望就會油然而生”。在陽光的照耀下，世界煥發出美麗而顫動的色彩，全都湧入他的眼睛；天地萬物勃發的生命激情，令他震動不已。這時他會不顧一切地投入繪畫，直至擠盡每一支鋁管裏的油彩。
當他在繪畫裏，會充滿自信，忘乎所以，為所欲為；當他走出繪畫回到了現實，就立刻感到茫然，自我懷疑，自我否定。他終日在這兩個世界中來來回回地往返。所以他的情緒大起大落。他在這起落中大喜大悲，忽喜忽悲。
從他這大量的“心靈的信件”中，我讀到——
他最願意相信的話是福樓拜說的：“天才就是長期的忍耐。”
他最想喊叫出來的一句話是：“我要作畫的權利！”
他最現實的呼聲是：“如果我能喝到很濃的肉湯，我的身體馬上會好起來！當然，我知道，這種想法很荒唐。”
如果著意地去尋找，會發現這些呼喊如今依舊還在梵高的畫裏。
梵高於1888年12月23日發病後，病情時好時壞，時重時輕，一次次住進醫院。這期間他會忽然懷疑有人要毒死他，或者在同人聊天時，端起調顏色的鬆節油要喝下去，後來他發展到在作畫的過程中瘋病突然發作。1889年5月他被送進離阿爾一公裏的聖雷米精神病院，成了徹頭徹尾的精神病人。但就在這時，奇跡出現了。梵高的繪畫竟然突飛猛進。風格迅速形成。然而這奇跡的代價卻是一個靈魂的自焚。
他的大腦彌漫著黑色的迷霧。時而露出清明，時而一片混沌。他病態的神經日趨脆弱；亂作一團的神經剛剛出現一點頭緒，忽然整個神經係統全部爆裂，亂絲碎絮般漫天狂舞。在貧困、饑餓、孤獨和失落之外，他又多了一個惡魔般的敵人——神經分裂。這個敵人巨大，無形，桀驁，驕橫，來無影去無蹤，更難於對付。他隻有抓住每一次發病後的“平靜期”來作畫。
在他生命最後一年多的時間，他被這種精神錯亂折磨得痛不欲生，沒有人能夠理解他。因為真正的理解隻能來自自身的體驗。癲癇、憂鬱、幻覺、狂亂，還有垮掉了一般的深深的疲憊。他幾次在“灰心到極點”時都想到了自殺。同時又一直否定自己真正有病來平定自己。後來他發現隻有集中精力，在畫布上解決種種藝術的問題時，他的精神才會舒服一些。他就拚命並專注地作畫。他在阿爾患病期間作畫的數量大得驚人。一年多，他畫了二百多幅作品。但後來愈來愈頻繁的發病，時時中斷了他的工作。他在給迪奧的信中描述過：他在畫杏花時發病了，但是病好轉之後，杏花已經落光。神經病患者最大的痛苦是在清醒過來之後。他害怕再一次發作，害怕即將發作的那種感覺，更害怕失去作畫的能力。他努力控製自己“不把狂亂的東西畫進畫中”。他還說，他已經感受到“生之恐怖”！這“生之恐怖”便是他心靈最早發出的自殺的信號！
然而與之相對的，卻是他對藝術的愛！在麵對不可遏止的疾病的焦灼中，他說：“繪畫到底有沒有美，有沒有用處，這實在令人懷疑。但是怎麼辦呢？有些人即使精神失常了，卻仍然熱愛著自然與生活，因為他是畫家！”“麵對一種把我毀掉的、使我害怕的病。我的信仰仍然不會動搖！”
這便是一個神經錯亂者最清醒的話。他甚至比我們健康人更清醒和更自覺。
梵高的最後一年，他的精神的世界已經完全破碎。一如大海，風暴時起，顛簸傾覆，沒有多少平穩的陸地了。特別是他出現幻覺的症狀之後（1889年2月），眼中的物象開始扭曲，遊走，變形。他的畫變化得厲害。一種布滿畫麵蜷曲的線條，都是天地萬物運動不已的輪廓。飛舞的天雲與樹木，全是他內心的狂飆。這種獨來獨往的精神放縱，使他的畫顯示出強大的主觀性；一下子，他就從印象派畫家馬奈、莫奈、德加、畢沙羅等所受的客觀的和視覺的約束中解放出來。但這不是理性的自覺，而恰恰是精神病發作之所致。奇怪的是，精神病帶來的改變竟是一場藝術上的革命；印象主義一下子跨進它光芒四射的後期。這位精神病患者的畫非但沒有任何病態，反而迸發出巨大的生命熱情與健康的力量。
梵高這位來自社會底層的畫家，他一生都在對米勒崇拜備至。米勒對大地耕耘者純樸的頌歌，唱徹了梵高整個藝術生涯。他無數次地去畫米勒《播種者》那個題材。因為這個題材最本質地揭示著大地生命的起源。故此，燃起他藝術激情的事物，一直都是陽光裏的大自然，樸素的風景，長滿莊稼的田地，燦爛的野花，村舍，以及身邊尋常和勤苦的百姓們。他一直呼吸著這生活的元氣，並將自己的生命與這世界上最根本的生命元素融為一體。
當患病的梵高的精神陷入極度的亢奮中，這些生命便在他眼前熊熊燃燒起來，飛騰起來，鮮豔奪目，咄咄逼人。這期間使他癡迷並一畫再畫的絲杉，多麼像是一種從大地冒出來的巨大的生命火焰！這不正是他內心一種生命情感的象征麼？精神病非但沒有毀掉梵高的藝術，反而將他心中全部能量一起爆發出來。
或者說，精神病毀掉了梵高本人，卻成就了他的藝術。這究竟是一種幸運，還是殘酷的毀滅？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這種精神病的程度“恰到好處”。他在神智上雖然顛三倒四，但色彩的法則卻一點不亂。他對色彩的感覺甚至都是精確至極。這簡直不可思議！就像雙耳全聾的貝多芬，反而創作出博大、繁複、嚴謹、壯麗的《第九交響樂》。是誰創造了這種藝術史的奇跡和生命的奇跡？
倘若他病得再重一些，全部陷入瘋狂，根本無法作畫，美術史便絕不會誕生出梵高來。倘若他病得輕一些，再清醒和理智一些呢？當然，也不會有現在這個在畫布上電閃雷鳴的梵高了。
它叫我們想起，大地震中心孤零零豎立的一根電杆，核爆炸廢墟中唯一矗立的一幢房子。當他整個神經係統損毀了，唯有那根藝術的神經卻依然故我。
這一切，到底是生命與藝術共同的偶然，還是天才的必然？
1890年5月梵高到達巴黎北郊的奧維爾。在他生命最後的兩個月裏，他貧病交加，一步步走向徹底的混亂與絕望。他這期間所畫的《奧維爾的教堂》《有杉樹的道路》《蒙塞爾的茅屋》等等，已經完全是神經病患者眼中的世界。一切都在裂變、躁動、飛旋與不寧。但這種聽憑病魔的放肆，卻使他的繪畫達到絕對的主觀和任性。我們健康人的思維總要受客觀製約，神經病患者的思維則完全是主觀的。於是他絕世的才華，剛勁與烈性的性格，藝術的天性，得到了最極致的宣泄。一切先賢偶像、藝術典範、慣性經驗，全都不複存在。人類的一切創造都是對自己的約束。但現在沒有了！麵對畫布，隻有一個徹底的自由與本性的自己。看看《奧維爾鄉村街道》的天空上那些藍色的短促的筆觸，還有《藍天白雲》那些濃烈的、厚厚的、揮霍著的油彩，就會知道，梵高最後塗抹在畫布上的全是生命的血肉。唯其如此，才能具有這樣永恒的震撼。
這是一個真正的瘋子的作品，也是曠古罕見的天才的傑作。
除了他，沒有任何一個神經病患者能夠這樣健康地作畫；除了他，沒有任何一個藝術家能夠擁有這樣絕對的非常態的自由。
我們從他最後一幅油畫《麥田群鴉》裏，已經看到他的絕境。大地烏雲的傾壓下，恐懼、壓抑、驚栗，預示著災難的風暴即將來臨。三條道路伸往三個方向，道路的盡頭全是一片迷茫與陰森。這是他生命中最後一幅逼真而可怕的寫照。也是他留給世人一份刺目的圖像的遺書。他給弟弟迪奧的最後一封信中說：“我以生命為賭注作畫。為了它，我已經喪失了正常人的理智。”在精疲力竭之後，他終於向狂亂的病魔垂下頭來，放下了畫筆。
1890年7月27日他站在麥田中開槍自殺。被槍聲驚起的“撲喇喇”的鴉群，就是他幾天前畫《麥田群鴉》時見過的那些黑黑的烏鴉。
隨後，他在奧維爾的旅店內流血與疼痛，忍受了整整兩天。7月29日死去。離開了這個他瘋狂熱愛卻無情拋棄了他的冷冰冰的世界。冰冷而空白的世界。
我先看了看他在奧維爾的那間住房。這是當年奧維爾最廉價的客房，每天租金隻有三點五法郎。大約七平方米。牆上的裂縫，鏽蝕的門環，沉黯的漆牆，依然述說著當年的境況。從坡頂上的一扇天窗隻能看到一塊半張報紙大小的天空。但我忽然想到《哈姆雷特》中的一句台詞：“即使把我放在火柴盒裏，我也是無限空間的主宰者。”
從這小旅舍走出，向南經過奧維爾教堂，再走五百米，便是他的墓地。這片墓地在一片開闊的原野上。使我想到梵高畫了一生的那種渾厚而浩瀚的大地。他至死仍舊守望著這一切生命的本土。墓地外隻圈了一道很矮的圍牆。三百年來，當奧維爾人的靈魂去往天國之時，都把軀體留在這裏。梵高的墳塋就在北牆的牆根。弟弟迪奧的墳墓與他並排。大小相同，墓碑也完全一樣，都是一塊方形的灰色的石板，頂端拱為半圓。上邊極其簡單地刻著他們的姓名與生卒年月，沒有任何雕飾，一如生命本身。迪奧是在梵高去世後的半年死去的。他生前身後一直陪伴這個兄長。他一定是擔心他的兄長在天國也難於被理解，才匆匆跟隨而去。
一片濃綠的常春藤像一塊厚厚的毯子，把他倆的墳墓嚴嚴實實遮蓋著。歲月已久，兩塊墓碑全都苔痕斑駁。唯一不同的是梵高的碑前總會有一束麥子，或幾朵鮮黃的向日葵。那是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獻上去的。但沒有人會捧來豔麗而名貴的花朵。梵高的敬仰者們都知道他生命的特殊而非凡的含義。他生命的本質及其色彩。
梵高的一生，充滿世俗意義上的“失敗”。它名利皆空，情愛亦無，貧困交加，受盡冷遇與摧殘。在生命最後的兩年，他與強大而暴戾的病魔苦苦搏鬥，拚死為人間換來了藝術的崇高與輝煌。
如果說梵高的奇跡，是天才加上精神病；那麼，梵高至高無上的價值，是他無與倫比的藝術和為藝術而殉道的偉大的一生。
真正的偉大的藝術，都是作品加上創作者全部的生命。
中年雜感
\/穆時英
晚上，坐在露台上，對著半海親切的漁火，靜聽山草間的蟲聲，中年的感覺便固執地，悠然地，不肯休止地飄浮上來。
對於秋花秋月，是太年青，對於春花春月，卻太蒼老，我也許的確已經到達了屏除絲竹的年齡了吧。二十二年少爺，二年浪蕩子，一年貧士，兩年異鄉遠客，當年豪興，剝蝕殆盡，現在也漸漸懂得珍惜自己的歡樂和自己的太息了。
對於天邊淡黃的大月亮，我消失了低唱Drigo的小夜曲的心情；對於夜航的郵船，也不再遐想遼遠的城市和遼遠的花園；對於陌生的小姐，也不再傾注戀思……在我眼前的，已經不是一個夢幻的，多樂的宇宙，而是像莫泊桑所說一樣：並不像我們想像那樣的好，也不像我們想像那樣的壞。
世界是平淡得像一幅褪了色的印花布，而在這黯淡陳舊的花紋裏邊，卻隱藏著眼淚和歡笑，血和汗，幸福和痛苦。
靈魂沉靜而心髒麻痹，可是這沉靜的靈魂和麻痹的心髒時常會在最平凡的瑣事上，感到更深切的痛苦，受到更劇烈的震動，這恐怕正是所謂中年吧？並且，我還時常眷戀著自己的記憶！
人生七十古來稀，如果人類的壽命平均隻有五十年的話，留在我後麵的歲月實在也並不怎樣悠長了。想起來總覺得十分茫然的。二十七年終於很快很快地蹉跎了過去，剩下來的二十三年怕也會像夢境樣，不知不覺地流過去吧。
人生四十開始：這句話如果是指一個人的事業和成就而言，那我實在還是個剛誕生的嬰孩，或者隻是個未成形的胎兒。尼采所謂人性三變形，先變成駱駝，從駱駝變獅子，從獅子變嬰孩，大概變了嬰孩以後才是開始幹事業的時候。二十七八歲的人，雖然是憂患餘生，最多也不過是剛變成駱駝——在這短促的十二三年中間，真的能變成獅子，再變成嬰孩嗎？的確是寒心得很。
三十到五十中間，至少還有五年是消費在驅逐民族敵人上麵，有五年是消費在建築被炸毀了的城市和焚燒了的鄉村上麵，生活剛開始，死亡便跟著來了。國泰民安，五穀豐登，上邦風光，天朝盛事，我們大概不會有分；輝煌的明日屬於明日的一代。我們的命運隻是革命，饑餓，窮困，戰爭，流亡。原是犧牲了的一代啊！
也許這樣的感慨有些自私，有些沒出息，然而，人類的福利，生活的目的究竟是指的什麼，這廣漠的世界上，究竟有沒有一個天下為公的家夥，我實在是有一點懷疑。見不平事，拔刀而起，望到些微的光明，蹈火以赴，這樣的氣概，這樣的熱情，現在全不知道消逝向何方，對於一切事，自作聰明，隻想安定，隻想躲避，這大概正是中年人的氣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