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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或規則既為人訂，就別指望它一定沒有問題。無法無天的地方已經很少，但窮到活不下去的卻大有人在。比如有病沒錢治的。比如老了沒人養的。比如，設若資本至尊無敵，那連本錢都湊不足的人可怎麼起步？比如我，一定要跟劉易斯站在一條起跑線上，不等著做“凍死骨”才怪。所以有了殘奧會。殘奧會什麼意思？那是說：愛願高於規則，神命高於人訂。換言之：規則是要跟隨愛願的，人訂是要仰仗神命的。但殘奧會也要有規則，其規則仍不擔保結果，這再次表明：神命並不寵愛平均，隻關愛平等。殘奧會的聖火並不由次神點燃，故其一樣是始於平等，終於平等。電視上有個定期的智力比賽，這節目曾為殘疾人開過一期專場，參賽者有肢殘人，有聾啞人，有盲人，並無弱智者，可這一期的賽題不僅明顯容易，而且有更多的求助於他人的機會，結果是全部參賽者都得了滿分。我的感受是：次神出麵了。次神是人扮的，向愛之心雖在，卻又糊塗到家，把平等聽成了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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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了，我就想說說尿毒症病人“透析”的事。三年前我雙腎失靈，不得不以血液透析維持生命，但透析的費用之高是很少有人能自力承擔的，幸而我得到了多方支援，否則不堪設想。否則會怎樣？一是慢慢憋死（有點兒錢），二是快快憋死（沒錢）。但憋死的過程是一樣的殘酷——身體漸漸地腫脹，呼吸漸漸地艱難，意識怪模怪樣地仿佛在別處，四周的一切都仿佛浸泡在毒液裏漸漸地僵冷。但這並不是最壞的感覺，最壞的感覺是：你的親人在一旁眼睜睜地看著你，看著這樣的過程，束手無策。但這仍不見得是最壞的感覺，最壞的感覺是：人類已經發明了一種有效的療法，隻要有錢，你就能健康如初，你就能是一個歡跳的兒子，一個漂亮的女兒，一個能幹的丈夫或是一個溫存的妻子，一個可靠的父親或是一個慈祥的母親，但現在你沒錢，你就隻好撕碎了親人的心，在幾個月的時間裏一分一秒地撕，用你日趨衰弱的呼吸撕，用你忍不住的呻吟和盼望活下去的目光撕，最後，再用別人已經康複的事實給他們永久的折磨。誰經得住這樣的折磨？是母親還是父親？是兒子還是女兒？是親情還是那宏博的愛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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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過這樣的經曆，幸而經曆到一半時得到了救援。因而我知道剩下的一半是什麼。我活過來了，但是有不得不去走那另一半的人呀。我閉上眼睛不去看他們，但你沒法也閉上心哪。我見過一個借錢給兒子透析的母親，她站在透析室門外，空望著對麵的牆壁，大夫跟她說什麼她好像都已經聽不懂了。我聽說過一對曾經有點兒錢的父母，一天一天賣盡了家產，還是不能救活他們未成年的孩子。看見和聽見，這多麼簡單，但那後麵，是怎樣由希望和焦慮終於積累成的絕望啊！
我聽有位護士說過：“看著那些沒錢透析的人，覺得真還不如壓根兒就沒發明這透析呢，幹脆要死都死，反正人早晚都得死。”這話不讓我害怕，反讓我感動。是呀，你走進透析室你才發現（我不是說其他時候就不能發現）最可怕的是什麼：人類走到今天，怎麼連生的平等權利都有了疑問呢？有錢和沒錢，怎麼竟成了生與死的界線？這是怎麼了？人類出了什麼事？
如果你再走進另一些病房，走到植物人床前，走到身患絕症者的床前，你就更覺荒誕：這些我們的親人，這些曾經瀟灑漂亮的人，這些曾經都是多麼看重尊嚴的人，如今渾身插滿了各種管子，吃喝拉撒全靠它們，呼吸和心跳也全靠它們，他們或終日痛苦地呻吟，或一無知覺地躺著，或心裏祈盼著結束，或任憑病魔擺布。首先，這能算是人道嗎？其次，當社會為此而投入無數資財的同時，卻有另一些人得了並不難治的病，卻因為付不起醫療費就耽誤了。這又是怎麼了？人類到底出了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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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什麼事？比如說，高科技在飛速發展，隨之，要想使一個身患絕症的人僅僅保持住呼吸和心跳，將越來越不是一件難事了，但它的代價是越來越多的資金投入。一方麵，新的醫療手段和設備肯定是昂貴的，其發展的無止境意味著資金投入的無止境。另一方麵，人最終都要麵對死亡，如果人的生存權利平等，如果僅僅保持住心跳和呼吸也算生存，那麼這種高科技、高資金的投入就更是無止境。兩個無止境加起來，就會出現這樣一種局麵：有限的社會財富，將越來越多地用於延長身患絕症者的痛苦，而對其他患者的治療投入就難免捉襟見肘了。
絕沒有反對科學發展的意思。但是，隨著高科技的發展，醫學必然或者已經提出一些哲學問題了。醫學已不再隻是一門救死扶傷的技術，而是也要像文學和哲學那樣問一下生命的意義了，問一下什麼是生？什麼是死？生的意義如何？以及，“安樂死”是否正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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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久前的《實話實說》節目中，聽到一位法律專家陳述他反對“安樂死”的理由，他說得零亂，總結下來大致是兩點。其一：“安樂死”從實行（即立法和執法）的角度看，困難很多，因此他認為是不應該的。這可真叫邏輯混亂。一事之應不應該實行，並不取決於其實行是否有困難，而是取決於其實行是否正當。倘不正當，實行已失前提，還談什麼困不困難？倘其正當，那正是要克服困難的理由（以及正是表明法律專家並不白吃飯的時候），否則倒是默允或縱容了不正當。這樣看，無論“安樂死”應不應該實行，都與困難無關，那專家說了半天等於什麼都沒說。
當然，應不應該，並不等於能不能夠。見報紙上有文章說，從中國目前的條件看，“安樂死”還不能夠很快實行。這我同意。但這又不等於說，我們不應該從現在就開始探討它的正當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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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過很多回醫院，見過很多身患絕症的人，見過他們對平安歸去的祈盼，見過因這祈盼不得回應而給他們帶來的折磨，生理的和精神的折磨，分分秒秒不得間歇。我真是想不通這到底是為了什麼。似乎隻是為了一種貌似人道的習俗。這樣的時候，你既看不到人的尊嚴，也看不到人的愛願，當然也就看不出任何一點人道；那好像隻是一次刑罰——一個堂堂正正的人，被病魔百般戲弄，失盡了尊嚴和自由，而另一些他的同類呢，要麼冷漠地視而不見，要麼愛莫能助，唯暗自祈禱著自己的歸程萬勿這般殘忍。這簡直是對所有人的一次侮辱，其辱不在死，人人都是要死的；其辱在於，曆來自尊的人類在死亡麵前竟是如此慌張和無所作為。刑罰所以比死更可怕，就在於人眼睜睜地喪失了把握命運的能力。我想，創造刑罰的人一定是深諳這一點的。可我們為什麼要讓那必來的“歸去”成為刑罰呢？為什麼不能讓它成為人生之旅的光明磊落的結束，坦然而且心懷敬意地送走我們所愛的人呢？
當有人（以及每一個人都可能）受此酷刑的折磨與侮辱之時，法律和法律之上的愛願，隻擺出幾項改變它必然要遇到的困難，就可以溜之大吉並且心安理得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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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法律專家反對“安樂死”的另一個理由是：“人沒有死的權利。”但是為什麼呢？他未提供有力的說明。他除了說得有些蠻橫，還說得有些含糊：“死是自然而然的事。”但自然而然的事就一定正當嗎？真若這樣，要你法律專家幹嗎？不過，這一回的問題好像真的不太簡單。
人沒有死的權利——第一，這話可以翻譯成：個人沒有死的權利。比如“文革”中，一個終於受不住摧殘與屈辱的人，要是自殺了，必落一個“自絕於人民自絕於黨”的罪名；憑此罪名，你生前的一切就都被否定，你的親朋好友就都可能受到株連。這是什麼意思？這是說：你必須老老實實忍受屈辱，無權反抗，連以死抗爭的權利都沒有。當然，你已經自殺了說明你可以自殺，任何罪名對你都已毫無作用，但其實，那罪名是說給生者聽的，是對一切生者的威嚇，那是要取消所有人抗議邪惡勢力的最後權利。還說“人沒有死的權利”嗎？一個人若連以死抗爭的權利都被剝奪，可想而知，他還會有怎樣的生的權利。
\/二十二\/
人沒有死的權利——第二，此言也可作如下想：生的權利既為天賦，人便無權取消它；死既為天命之必然，故隻可順其自然。話說到這兒，真像是有些道理了。
但是未必。且不論生死之界定尚屬懸案，隻說：真這樣順其自然，醫學又是幹什麼用的？醫學，不是在抗拒死亡嗎？倘若順其自然，那麼不僅醫學，一切學、一切人的作為就都要取消。那樣的話可真是順其自然了——人將跑成一群漫山遍野地覓食、交配、繁衍，然後聽天由命的物類了。理想也無，愛願也無，前途嘛，不過是地平線以內四季的安排。有人說了：這樣不好嗎？可更多的人說：這樣不好！說好的人就這樣去好吧。說不好的人就有麻煩：為什麼不好？以及，怎樣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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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熱愛自然，但料必沒人會說人等同於自然。人既是自然的一部分，又是從自然中升華出來的異質，是異於自然的情感，異於物質的精神，異於其他物種的魂遊夢尋，是上帝之另一種美麗的創造。上帝是要“乘物以遊心”吧？他在創造了天地萬物之後又做了一點手腳（比如抽取了亞當的一條肋骨，比如給了女媧一團泥巴），為的是看看那冷漠的天地間能否開放出一種熱情，看看那熱情能否張揚得精彩紛呈，再看看那精彩紛呈能否終於皈依他的愛願。人熱愛自然正如人珍重自己的身體，人不能等同於自然正如人要記住上帝的期待，否則自然無思無欲無夢無語，有了大熊貓等等也就足夠，人來幹嗎？
依我淺見——絕非謙虛，我甚至有點兒不敢說但還是說吧：中國文化的興趣，更多地是對自然之妙構的思問，比如人體是如何包含了天地之全息，比如生死是如何地像四季一樣輪回，比如對天地厚德、人性本善的強調。這類思問玄妙高深精彩絕倫，竟令幾千年後的現代物理學大為讚歎！所以中國人特別地喜歡順其自然，淡泊無為，視自然為心性的依歸。但那異於自然的情感呢，就比較地抑製；異於自然的精神呢，就比較地枯疏。所以中國人的養身之道特別發達，對生命意義的追問就不大頑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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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安樂死”，看身患絕症者飽受折磨與屈辱而聽之任之，大約都是因為不大過問生命的意義。人不是苟活苟死的物類，不是以過程的漫長為自豪，而是以過程的精彩、尊貴和獨具愛願為驕傲的。醫學其實終不能抗拒死亡，人到底是要死的這誰都明白，那麼醫學（以及種種學）到底是幹什麼用的呢？其實，醫學說到底仍隻是一份愛願，是上帝倡導愛願的一項措施，是由之而對人間愛願的一次期待。當有人身患絕症，生命唯飽受折磨而無任何意義之時，其他人卻以順其自然為由而袖手一旁，人間愛願豈非自尋其辱？上帝的期待豈不就要落空？
“安樂死”還是不應該嗎？還是要“自然而然”地任那絕症對人暴施折磨和侮辱嗎？難道還有誰看不出“安樂死”並不是要取消人之生的權利，而是要解除那殘酷的刑罰，是在那疑難的一刻仍要信奉神命、行其愛願嗎？神命難違，神不單給了人生的權利，還給了人自由的權利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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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命不可違。可我心裏一直都有個疑問：神是誰？神在哪兒？其實，哪一份神命不由人傳？哪一種神性不由人來認信？哪一位先知或布道者不是人呢？如此，神還有什麼超凡獨具？還有什麼絕對權威？誰不能造一個乃至若幹個神出來，然後挾神祇以令眾生？神豈不又是任人打扮了嗎？
除非神親臨做證。除非神跡昭然——比如刹那間使饑餓的流民獲得食品，轉眼間使病殘者康複如初。除非神於此刻親宣其命，眾目皆見，眾耳皆聞。但是第一，真正見過神跡的人很少，通常都是人傳，你可以信也可以不信。第二，因上述神跡而皈依信仰者，信的未必是神命，多半是看重了神的饋贈，這就難免又發展成對實利的膜拜，和對愛願的淡忘。
那麼，可有並非人傳，而是眾目皆見眾耳皆聞的神跡嗎？有啊，有啊！我們頭上腳下的這個氣象萬千的星球不是嗎？約伯終於對之說“是”的一切，不是嗎？為什麼把一根木棍變成蛇算得神跡，滄海桑田、日走星移倒不算？為什麼點石成泉算得神跡，時時處處的“山重水複”和“柳暗花明”倒不算？為什麼天地之種種慷慨的饋贈算，而世間之種種嚴酷的困阻就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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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命不可違，神命就得是一種絕對的價值要求，隻可被人領悟，不能由人設定。故，那樣的價值要求必得是始於（而非終於）天賦的事實（比如說“第一推動”），是人智不能篡改而非不許篡改的。不許，仍是人智所為；不能，才為人力不逮。那是什麼呢？那正是神跡呀！這天之深遠，地之遼闊，萬物之生生不息，人之尋求不止的欲望和人之終於有限的智力，從中人看見了困境的永恒，聽見了神命的絕對，領悟了：唯宏博的愛願是人可以期求的拯救。
為什麼單單是愛願呢？恨不可以嗎？以及獨享福樂，不可以嗎？恨與享樂，不過是順從著人之並不清潔善美的本性，那是任何物種都有的自然傾向，因而那仍不過是順其自然，並未看見人智之有限，並未聽懂那天深地遠之中的無聲天啟。那樣的話，仍是隻要有著大熊貓等等就夠了，這冷漠的世界仍難升華出美麗的精神。所以，終於（而非出於）自然的拯救算不上拯救；斷滅一切欲望以達無苦無憂的極樂之地，那是人的臆想，既非天賦事實，又非天啟智慧，那才是出於人之妄念，終於人之無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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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哪種文化也不是“第一推動”，哪種宗教也都不是“絕對的開端”，它們都是後果，或聞天啟而從神命，或視人性本善為其圭臬。“第一推動”或“絕對的開端”，隻能是你與生俱來的、躲不開也逃不脫的麵對。唯在此後（無論是對於個人，還是對於人類）才有了生命的艱難，精神的迷惘，才有了文化和信仰，理性和啟示，或也才有了妄念與無明。倘不是從這根本的處境出發，隻從寺廟或教堂開始，料必聽到的隻是人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