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是１９９６年發表在《大學生》雜誌上的《社會轉型和人文精神：兩方麵問題》。當時的背景是，自從鄧小平在南方巡視和發表一係列講話後，以市場經濟為指向的改革再次啟動，社會心理急劇變化，大眾的俗文化壓倒高雅文化，對金錢的追求超過對人文精神的追求。文化界對中國問題的診斷形成尖銳對立的兩派意見，一方認為總體傾向是向金錢屈服、精神墮落，問題屬於資本主義性質，原因出自市場經濟；另一方認為市場經濟和文化的大眾化代表的總體傾向是曆史性進步，被拋棄和消解的是舊意識形態和偽理想、偽崇高，需要警惕的是“反右運動”之類的左的危害。我在此文中認為，需要注意的問題不是單一的，而是有兩個方麵，左的思想和做法是社會轉型期的主要問題，複舊開倒車是主要危險，但我們不能簡單地斷定，由於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是一種進步，因此這個過程出現的任何現象都是精神和道德方麵的進步。在社會轉型期，貧富懸殊、國有資產流失等問題必須警惕和解決。
第三篇是１９９８年發表於《粵港信息日報》上的《要什麼樣的現代化》，其中，用黑體字排出的核心內容提示是：“我認為，真正為當前中國現代化轉型過程敲響警鍾的是：在化公為私的浪潮中踐踏社會公正原則，權錢交易、貪汙腐化。”所以，我當時表明的觀點是：與８０年代不同，問題已經不是“要不要改革和現代化”，而是“要什麼樣的改革和現代化”。其實，在１９９７年的文章中，我就批判了“走火入魔到把腐敗當成建立市場經濟的潤滑劑，把侵吞國有資產，以權力化公為私當作最有效率的市場化手段”的認識。
我所以在這裏提到這點，是因為像甘陽這樣的新左派後來刻毒地宣揚所謂“中國知識界的集體道德敗壞症”，說中國知識界喪失了最基本的道義感和正義感，其集體信仰隻是市場的自由，即富人、強人、知識分子的自由，而漠視平民的權利。我指出，這是無視事實的攻擊，隻要讀一讀何清漣、朱學勤、秦暉和我以及其他許多人的論著就可以清楚這一點。相反，除了在放肆攻擊論敵時，很難在甘陽等人的文章中找到批判腐敗、不公正等現象和為弱勢群體利益伸張的說法。
回顧我三十年的思想和文字曆程，其中有一個轉折點，從專業研究興趣上說，從語言哲學轉向了政治哲學；從社會文化立場的表述上說，從為改革開放搖旗呐喊變為既支持、又反思，在表示應當堅持改革的同時，更為注重改革中社會公正和人民利益的內涵。其中，不變的則是始終要求思想解放，繼承和發揚“五四”新文化運動倡導的啟蒙、民主、科學、理性。
三十年，我不敢談成就的大小，但我敢於保證自己的自覺和真誠。
２００９年３月５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