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二十二歲時，被吸收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並出席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青年創作會議，成為一個出版了短篇小說集的作家，似乎難以從父母身上找到藝術基因的遺傳作用。因為我外祖父是個清末“武舉”，我記憶最清楚的是頂門用的那口幾十斤重的“青龍偃月刀”，兒時見他舞槍弄棒，彎弓射雁，雖覺得挺有趣的，但當他擰著我的一隻耳朵，叫我早上起來陪他一塊兒去練功時，我還是沒能從命。因而我姥爺說我會成為一個沒出息的書蟲，成不了什麼大器——他是很鄙視文秀才我的祖父的。那勁頭頗有點京劇《將相和》中廉頗蔑視藺相如的感覺，但沒有京劇收尾中的和好。
因而從血統探源上尋覓，我有三個源頭：一文二武三理工。使我始終不解的是，我自幼沒有理工科細胞，盡管我父親是理工學科中的尖子，如果他不遭厄運、在二十八歲過早逝於南國的話，會成為鼎鼎盛名的發明家，但我身上卻難找到他的影子；與之相反，我從在城關上小學時算術就常常不及格，爺爺常以我父親為例進行訓導，但無效果。我躲在柴火垛後邊和大缸中，看的盡是些似懂非懂的小說，如《石頭記》以及武俠小說中的《青城十九俠》《蜀山劍俠傳》《鷹爪王》《十二金錢鏢》《雍正劍俠圖》之類。幾年前，我小姑從台灣來故裏探親，還談起一個她目睹的細節：有一次到了吃午飯的時候，到處找不到我，最後我拿著一本《三俠劍》從結滿蛛網的糧缸中鑽出來，為此我母親用笤帚疙瘩打過我的屁股。這細節我已無記憶，但是迷戀雜書並到沒人的地方去看，我倒是記得十分清楚的。這被我姥爺言中了。
我是個沒有用的小書蟲。
初次約會，我竟帶了同班同學去會姑娘……
當代醫學中有一種隔代遺傳學說，大概我天賦秉性的形成，可以歸納為受我祖父潛移默化之影響。爺爺生性寬厚豁達，不拘小節，酒喝多了便發酒瘋，東搖西晃地像打醉拳。我也是個小馬大哈，到北平來求學時，插班於西四北小學六年級（現名為“大紅羅廠小學”）。當時每節課之前，學生都要排隊入教室，有一次我站在前排，後排男女同學忽然哄笑聲四起，然後是掩麵而笑。之後，我才知道我早上從玉皇閣夾道背著書包上學時，外褲中沒穿內褲，外褲不知何時被劃破一個三角洞口，因而露了屁股，前排同學看不見，後排同學卻能看得一清二楚。本來我這個光葫蘆頭的農村娃子走進北平學堂，已然被看成是小土包子，加上那褲子後的洞洞，便引發了這場笑劇。我用手一摸，發現了自己的破綻所在，立刻麵紅耳赤，這時，一個名叫劉惠雲的女同學，突然對嘲笑我的同班同學喊了一聲：
“嚴肅點，別嘲笑農村來的從維熙同學，你們油頭粉麵的，就自認為好看？呸——”如果說我在北平的小學上學，留下了什麼深刻印象的話，這是唯一的印象；如果說同班同學誰使我難忘的話，就是這位劉惠雲。她家在大紅羅廠，粉麵蛾眉、前額開闊、膚色白皙、家中富有，據說她父親是國民黨金融界中的一個要員。十分湊巧的是，後來我混跡北平二中讀初中，學校去頤和園遊園時，正逢劉惠雲所在的女三中也來遊園，我與她在頤和園後山不期而遇。我佩戴著二中領章，她則戴著女三中的胸徽，由於她對我褲子破洞的打抱不平之舉，使我和她萌動了少年少女情懷。她把她家的電話號碼給我，我卻膽怯得不敢去撥打電話（當時北平二中傳達室隻有一台老式搖把電話機），倒是她先給我來了一封短函，要我去西單蟾宮電影院看一部美國的《絕代佳人》電影，算作我和她的初約。
是怯懦？有這個成分。是缺乏嚴密條理？這正是少年“維特”之缺陷。我在這場初次約會中，竟然帶了同班同學譚霈生同往（解放後的著名戲劇評論家，曾任中央戲劇學院戲劇文學係主任），這個愕然之舉，一下挫傷了這位公主的情致與自尊，導致初約即是幕閉的結局。但我一直記住了她在小學時仗義執言之舉，一直尋覓她的信息，反饋回來的消息是：她和她的全家，在北平解放前夕飛往台灣。因而，在1988年春節前夕，台灣《聯合報》副刊向我約稿時，我塗抹了《寄夢》一文，發表於該刊春節專號上；文中除問候我在台灣的小姑平安、祝賀我的組合式長篇《鹿回頭》在台灣麵世之外，夢是寄給她的。文中我重憶北平少年時代的舊事，祝福她闔家幸福，並希望她不要變成白先勇小說中的平庸的主婦“尹雪豔”，而是青春永駐、心靈永遠年輕的劉惠雲！當我步入人生之冬季，在這多雪的冬天，重溫我少年時期，它是一個淩亂而混沌的夢。那不是初戀，是朦朧青春的蘇醒，是兒女情愫第一次撞擊心扉。但是這一切都由於我欠缺理性思維，而自我扼殺了。
在北平二中讀書時，我成了全年級絕無僅有的留級生。
少年時代，我的智能是畸形的。讓自己引為恥辱的“褲子洞洞”隻是其中之一件。第二個帶有自戕色彩的事，是我考取了平民中學，當公榜貼出錄取名單時，我竟然漏看了自己的名字。為此，在北平以當保姆謀生並供我上學的母親十分傷心，連連長歎我不如我爸爸的小指甲蓋。殊不知是我馬大哈成性所導致的後果；待我知道我被錄取時，又因沒能及時報到，名額已被後門考生取代（這不僅刺傷了母親的心，還失去了與王蒙同窗之機緣，王蒙亦於當年考入平民中學），沒有辦法，我在北平朝陽大學讀書的老姨找了在北平市政府任職的親戚，經過他疏通關係，我走進了北平二中的課堂。解放前的北平二中與解放後的北京二中一樣，都屬於一流的重點中學，對於我這個厭惡數理化的學子來說，無疑是個災難。代數中的公式所嬗變出來的各種數學方程式，使我苦惱萬分；並非我不想知曉其中的奧妙，但就是沒長著那樣的一顆腦袋，死活進入不了阿拉伯數字的海洋，解不開那些數字之謎。由於資質和稟賦之故，在期末的代數考試中，我在同級幾十位同學中成了絕無僅有的一個——我得了零分，吃了鴨蛋，成為該班不準升到初中二年級的留級生，創造了我少年時代的恥辱之最。也許上帝創造人類時，就賦予人以下幾種類型：理性思維型、感性思維型、感性與理性交織型與笨傻的癡呆型。我自認為屬於第二種類型，即是感性思維豐腴、理性思維枯萎的少年。在兒童時期，我躲到糧缸裏看武俠小說，而又沒有去少林或武當成為武林高手的夢想，因為在我爺爺和姥爺之間，我崇敬爺爺的滿腹文采，而不崇敬我姥爺能舞關雲長式的青龍偃月大刀。到了北平之後，我看到了笑天主編的一本《太平洋月刊》，我把它翻了又翻，讀了又讀，竟然有了寫文章的夢。
假如尋找我的處女作的話，應當算是“褲子漏洞洞”——我在西四北小學上六年級時的那篇習作。當時，我的一雙童眸目睹了國民黨南逃之前的腐敗與混亂，一麵是“朱門酒肉臭”，一麵是“路有凍死骨”，基於少年義氣，我寫了一篇題為《大紅門裏的笑聲》的東西（非小說，亦非散文，算是“四不像”的文章），寄往了《太平洋月刊》。可想而知，它如石沉大海，杳無回音。
進了二中，我讀了許多小說。除去日偽時期的一些作家作品之外，我把李紫尼先生描寫抗日戰爭中兒女濃情的小說《青青河畔草》讀得滾瓜爛熟（此部小說後來改編成電影，女主角由王丹鳳飾演）。二中教代數的老師姓藍，記得有一次他突然提問我說：“我剛才講的什麼？”我站起來，茫然無知，引得全班同學哄堂大笑。藍老師說：“你有什麼病？你不看黑板，兩眼總朝窗戶看什麼，那兒又沒有金鳳凰！”我的同桌同學叫李玉成，他的數、理、化比我強不了多少，屬於班內倒數第二。下課之後，他同情地對我說：“我知道你在想什麼，你正在想《青青河畔草》中男主人公被炸彈傷及了雙眼，在醫院裏和女主人公的邂逅呢，那情節使人難忘，對嗎？”真算是知己知彼，一語中的。因為我讀《青青河畔草》時掉過淚，書頁上留下我心河滴在上麵的一圈圈淚水的漣漪。時隔多年之後的80年代尾聲，我接到鞍鋼總工程師焦玉書的一封來信，他說他讀我的小說時想起了我，他當時正從北歐訪問歸來路過北京，因時間緊迫不及會麵。我給鞍鋼焦總複信說：“同窗之時，你是班裏的理工科尖子，成為國家棟梁之材，理所當然。我自小屬歪牆斜木，歪嘴和尚難與釋迦牟尼媲美，當時隻因機緣，使我誤入二中這所學府聖殿，使我們成為同窗。為此，解放後的二中曾幾次要來家拍我的錄像，作為學校資料存檔。我一直婉拒，因為我這個留級生，生怕誤人子弟，玷汙北京二中的名聲……”
母親為我的留級神傷至極。當時，她正在內務部街北平二中的斜對門為一個祖孫三代之家當保姆。母親怕我難堪，不許我在同學們之間張揚，更不允許我帶同學來主人家打擾。土地改革年代，從氏家族在鄉土雖無惡跡，爸爸又是被國民黨關押至死的知識分子，因家庭階級成分隸屬小土地主，亦不能逃脫時代變革的洗禮。畢業於輔仁大學國文係的家叔，便成了維係全家生活的頂梁支柱。當時，他先在北平萬慈中學當語文教師，後去通縣男師及男師附中，擔任教導主任。我爺爺、奶奶及我另一個家叔和嬸母的生活負擔，都背在當教師的叔叔背上。他本來就是駝背羅鍋，因時代巨變，他身上的負荷變得更為沉重，我母親生性好強，一不想寄居於我舅舅家（他當時是財務局的財稅科長），二不願再增加我家叔背上的負擔，便毅然走進這個三世同堂之家，為供我上學而當上了用人。
我每次避開同學，悄悄溜進那扇紅門之家，心中便頓生悲涼。常常見到的一個畫麵則是，她在一個大鐵盆裏為三代人洗著一堆衣裳。她身子前仰後合地用力把衣裳在搓板上搓來搓去，肥皂泡沫沾滿她的手臂。她勤奮而無休止地勞動，全然是為了我這個沒有出息的兒子。
留級一事，曾使我久久徘徊於門側。我深知這對失去丈夫的寡母，將如尖刀剜心，思考再三，還是拐彎兒比較妥當。我先找了我在北平師範學校讀三年級的小姑（後來，國民黨南逃之前，曾在北平招聘一批到台灣從事國語教學的人員，我小姑報考被錄取，於1948年去台灣當了教師，她生性樂觀豁達，是爺爺和母親之外最喜歡我的人），聽了我尷尬的陳述之後，小姑反而開導我說：“我看得出來，你大了不是搞理工科的材料，幹脆去通縣師範附中吧，省得在二中自找罪受。”我求之不得，便求小姑動員我母親鬆口，允許我離開北平二中。
記憶中我的離校問題是頗費了一番周折的。我母親受我父親的影響極深，雖然她並無文化，卻從父親那兒學來了這樣一句口頭禪：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而雇用我母親勞作的家庭主人，是銀行裏的高級職員，也反對我離開二中，要我寧可留級，不要離開二中，因為二中是多少孩子想入而不能入的名牌中學。後來之所以我能去通縣，還要感謝解放戰爭東北戰役的不斷勝利。我母親服務的那個家庭，盡管並非國民黨官僚，但也患上了“恐共症”，準備於1947年底去台灣。這從根本上解決了我離開二中的糾葛，因為我母親難以在兵荒馬亂的北平城，找到另一個勞動場所。
“真是我的命運不濟。”母親說。“是我不好，要是你爸爸活著你就不會降級了。”母親又說。
我也應著聲，但心裏並不服氣。心裏想：要全是我父親那樣的人，不都是發明家和工程師一類的人了？誰去寫《石頭記》以及《青青河畔草》之類的小說。世界將會變得太嚴肅了、太條理化了。
由於母親不情願去通縣，致使我在留級的新班裏又讀了兩個月的書，最後才和母親一塊兒去我通縣教書的叔叔家，到通師附中插班到初中二年級。如果把先天的血統的隔代遺傳論拋開，而專談後天對人的塑造，在通縣上學是我生活的一個轉折點。到了通縣不到半年光景，首先是爆發了家庭矛盾，而這矛盾的焦點，是一個“窮”字所致。
當時我在學校住宿。爺爺、奶奶、兩個叔嬸以及他們各自的孩子，一共老少八口，擠在西門內東北後街的兩間房子裏，再加上我母親，九口人把兩間房子住成一個過堂間（做飯用的過堂間，擺滿鍋碗及灶具等），擠得如同蜂窩。焦點問題是我母親和我是沒有依靠的孤兒寡母，於是在一個星期日，我從學校回家看望母親和爺爺時，便目睹了一場我嬸母搶我母親手中粥碗之斷腸戲劇。那年我十六歲，已然混沌初醒，略知了一點人間的世態炎涼：
“你滾——”嬸母一邊奪著母親手中那碗稀稀的玉米麵粥，一邊對我母親下逐客令，“他叔（指我當教導主任的叔叔）沒錢養活這麼多的閑人！”我母親本來就個性倔強，立刻反唇相譏道：“我又沒吃你的飯，是他叔同意我們母子倆來的；維熙上學又沒花你的錢，是我把婚嫁的首飾賣了，交的學宿費。”聽見兩個兒媳為一碗玉米粥爭吵，爺爺在裏屋老淚縱橫。
爺爺得了腦血栓，不僅成了癱子，還由於語言障礙而成了啞巴。
但他神誌並沒有因栓塞而變得糊塗，他拉起我的一隻手不停地揉搓，表示祖父對此事的無可奈何，那一滴滴眼淚是為我們母子而流，因我父親過早地去世而演繹出這樣的悲劇。滾燙的粥灑在我母親的衣襟上，我母親把粥碗用力往桌上一蹾，突然說：“我走——我走——”我掙脫爺爺的手掌，跪到母親身邊，不知說什麼話才好，隻是淚眼巴巴地望著母親。我知道母親是個言必行、行必果的人，一旦做出決定絕不更改。但是她能去哪兒呢？去北平的舅舅家？這不太可能，因為她看不上舅舅的行徑。舅舅身為稅務科長，屬於貪官汙吏之類，賞姐姐一口飯吃雖不成問題，但是母親一直輕蔑舅舅行為的浪蕩不羈：他出入於舞廳，浪跡於花街柳巷。他一米八以上的個兒，一副瀟灑的公子哥兒氣派。他先後娶過五房妻室，最後一個妻子是當時北平花腔女高音馬怡庭。本來馬怡庭癡情於鋼琴聖手老誌成，可是我舅舅硬是憑借著風月情場之能，把馬怡庭從老誌成身邊挖了過來，成為轟動北平的桃色新聞，各小報紛紛刊載（到了80年代初期，我和老誌成同為北京市政協常委期間，我曾就此事問過這位已至耄耋之年的著名鋼琴家。老人表麵上似已淡忘了此事，但他那雙枯幹的眼睛裏卻閃爍出了淚光）。我母親不理解更不諒解我舅舅的浪子行為，因而絕不會去我舅舅家討食的，她最後的決定令我吃驚：“我要回老家河北玉田代官屯。”
我當時雖然年少無知，但隨著家境變遷對“地主”一詞也不是一無感知，我生怕母親還鄉會受到歧視，但十六歲的我又無計可施。教書的叔叔也出來勸阻嫂子說：“他嬸脾氣不好，嫂子你別在意，就在這兒湊合著過吧！讓你走了，我對不住死去的大哥！”母親執意不從，果敢地孑然一身還鄉了。記得那是一個冬季的早晨，我送母親去長途汽車站。天上飄著零星的雪花，我為母親提著一個小小包裹，走在她的身旁。在我生命的年輪史上，這是我第一次的付出，那小小包裹雖然不沉，可是它是我從母親手中奪過來，提在我手上的。
母親無淚。我流著淚。
母親用手撫去我頭上的雪花，並為我抹去臉上的淚：“你該像你爸爸那樣，好好用功。”此時母親的話字字千金。我應著聲：“媽的話我記住了。”“還有……要依靠自己。”母親叮嚀我說，“不要想依靠別人。”“我懂了。”“你回去吧，該誤你第一堂課了。”“不，我再送您一程。”我說，“長大了，我一定要把媽接出來，您要保重身子。”母親走了——走在嚴寒落雪的冬季。在這個冬天，我似乎一下長大了許多，我仿佛第一次感悟到了責任。我不僅僅是一個母乳的吸吮者，還應當給母親以乳汁；我不該僅僅是一個愛的容器，還應該有愛的付出。事隔多年，我把這一天視若我少年和青年分界的界河，十六歲的我提前進入了青年期，我再也不是嗷嗷待哺的幼鳥，我該是飛出樹巢獨立覓食的一隻鳥兒了。
20世紀80年代，一些文學評論家由文及人地對我進行評說時，常常隻提到二十年勞改生活對我進行過煉獄般的錘煉；而我少年時代即心揣磐石，卻一直罕為人知。這一段少年生活中的感傷，對我性格的鑄造十分重要。如果說我之所以能走過二十年勞改生活的淒迷驛路，沒有沉淪，沒有頹廢，沒有自殘，都能從我母親性格對我的影響和塑造上找到根源。新時期文學創作開始至今，我之所以有三十多部小說、散文集出版（包括港台及外文版），都是在勞改生活中精神的一種延伸。十幾年來，我惜時如命地婉拒過多少遊山玩水的邀請；作為一個老北京，至今我尚未去過天壇，我屬相為雞，實則是一頭牛，隻知在稿紙上耕耘播種，但我這頭牛是一頭帶犄角的牛，麵對文壇上形形色色的假麵舞會以及無恥鑽營、溜須拍馬，一律冷眼相待。1990年我拒文壇權勢人物於家中鐵門之外，則是我的性格表現之一。而這一切，都非我祖父隔代遺傳之功，而是社會以及我那苦命母親對我影響之結果……農民是善良的。特別是我故園那方水土，絕少刁民、無賴，多為勤勞百姓。河北玉田縣之縣名來源，曾有一個美麗傳說：晉時有陽伯庸者，在終南山種石成玉，故為玉田。我母親返故裏的代官屯亦為山村，與終南山脈係相連，故而人性溫厚憨實。母親回鄉之後，不僅沒有受到地主家庭之株連，反而因禍得福。據母親回憶，當時的村幹部見她獨自返鄉，立刻給她房子和土地不說，考慮到她是寡婦，又是兩隻小腳，把她安置到一個從氏堂弟家中去住。令人難以想象的是：幹部把乘土地改革之機濫砍我家昔日林木的盜伐者找來，令其交出林木之錢。當然，村幹部對我母親之所以如此優待，是基於祖父一家為書香世家，在村時沒有留下任何惡跡；至於村裏是否知道我父親在投奔延安時，被國民黨抓獲關押致死一事，無從考據。農民就是農民，沒有更大的宏觀鳥瞰，他們更多的是從人性和人情出發，給我返鄉的母親以溫暖。因此，我在通縣上學時，居然收到了母親彙寄給我的錢。寫此冬季憶事時，不能忘卻必須提到的一筆，是我從氏家庭中的堂妹從由芝，她出身貧農，卻心甘情願擔當起我母親生活上的助手；下地種田，挑水拾柴（筆者寫此篇憶事文章時，我這個堂妹正來我家，她是我委托豪門集團用小車特意接來北京的。我母親思念她，我感激她），幾年時間裏，她待我媽媽如同對待親生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