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師附中，我深藏於心扉的文學稟賦得到了誘發。
在這種生活境遇中求學，良知迫使我發憤圖強，以求盡快自立。在通師附中，學習環境比較寬鬆，這首先使我感到呼吸的自如。1949年1月底解放軍進入北平，北平改名為北京之後，學校處於冷暖更迭狀態，這給本來就不太注重數理化的師範附中，更增加了一些發展個人興趣的空間。這時，我有兩個誌趣得到了發展的契機：一、我進了學校的籃球代表隊；二、我兼任起初中牆報（當時叫壁報）的編撰工作。除了這兩個工作符合我身體素質和精神素質並使我的愛好得到了滿足之外，最為重要的是我深藏於心扉的文學稟賦得到誘發，這對於我在50年代能成為一個青年作家，起到了重大的啟蒙作用。一天，我去家叔家中閑坐，正逢家中無人（爺爺病故，奶奶和另一個叔叔去北京另謀生活），我翻我家叔一個小小書架，本意想找兩本小說看看，無意間竟然翻出我家叔的作品剪貼本。灰色的封麵，本子內白紙上貼著家叔發表於天津《大公報》的作品，其中有詩歌、小說、寓言、散文……
家叔筆名陸人，即將繁寫的從字分解成六個人字之意。家叔昔日沒跟我吐露過他曾有作品麵世，我從他平凡的相貌以及微駝的脊背上，也沒發現家叔有這樣的文學才情。這個發現，對我猶如一場精神地震，我如饑似渴地讀了家叔的寓言小說《阿拉伯數字的故事》和散文《獨白》。前者是描寫金錢數字與苦澀人生的，後者似為我的堂弟維雄而寫。詩歌則皆為工整的、仿莎士比亞和白朗寧夫人的十四行詩，詩寫得朦朧抽象，我一時還難讀懂這些詩作的含意。麵對家叔剪貼在筆記本中的這些作品，我怦然心動，一瞬間，低矮駝背的家叔的形象頓時在我心中拔高了許多。我想，家叔之所以從沒對我談及這些，一是因為經濟困頓的煎熬，他曾為七八口人活下去而奔忙勞作；二是因為家叔從不知曉我心底對文學蘊藏著地火岩漿，他隻知道我是因在二中留級而轉到他執教的學校來的低能兒。（時至1991年春節，我去文學前輩、翻譯家、詩人馮至家拜年，這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因為我這個從姓極少，竟然向我詢問起從陸人是我什麼人來了。我告知是我家叔。老先生感歎不已，說我家叔在輔仁大學時就是才子，隻是生不逢時，文才活活被生活葬埋了。老先生告訴我，他結識我家叔是在他主編《大公報·星期文藝》周刊的時候，他認為家叔的文學路夭折於生理上駝背，身體殘疾導致他在文學上失去堅韌不拔的筆耕之銳勇。我告知老先生當時的生活沉重負荷亦是他天才凋零之成因。我對老先生回敘當年我在通縣上學時，全家生活困頓寒窘之情景，後又告知老先生，家叔已死於“文革”折磨。老先生聽罷，唏噓不已。他說，家叔邁進作家門檻了，蕭乾、李廣田對他的名字都很熟知，連說：實在可惜！實在可惜！）使家叔對我印象改觀的，是當年通縣附中新來的一位初中語文教師。他叫田秀峰，當他為我們上第一堂語文課時，居然一反老夫子們的教學常態，在黑板上一連寫下三個人的名字——胡風、馮雪峰、田秀峰。然後狂放不羈地對同學們說：“中國有‘三峰’，乃胡風、馮雪峰、田秀峰。鄙人即為田秀峰！”聽慣了老八股講課的同學，對此情此景瞠目結舌，而我卻對這位老師之狂放神態，十分神往。
因為他上第一節課，就展示出了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熟知和反傳統的教學模式。第一堂作文課，他也與其他教師不同，他叫同學們自由命題。他的道理是：自由命題，思維可以任意奔馳，不受命題之約束。這位教師對我影響非常大。可以這麼說，我從家叔的剪貼作品中受到創作啟蒙；在田秀峰教師教學中得到了創作的激勵。記得，在那次自由命題的作文中，不知是受了李紫尼先生《青青河畔草》的影響，還是受通縣城郊景物的誘惑，我寫了一篇名叫《青青的河邊》的文章。文中除對夏時的城郊蘆葦塘進行了細膩描寫之外，還寫了一個家居白洋澱、水性十分好的陳景文同學，寫他在浪中擊水的自由自在，寫他在蘆葦中與同學們嬉戲時的幽默詼諧。沒有想到，這篇文章使自喻為“三峰”之一的田秀峰教師如同醉酒，他神采飛揚地朗讀了我這篇小文。尤其使我難忘的是，這位戴著銀絲眼鏡的老師還向全班預言說：“別看從維熙理科極差，文學必將有所造詣。不信的話，咱們走著瞧！”之後，他沒把這篇作文發還給我，而是拿去給我家叔過目，家叔在一天下午把我叫到學校教導處，詢問起有關這篇作文的事情：“是你寫的嗎？”我說：“是。”“不是抄來的？”我說：“我寫的是班裏的陳景文。”“投過稿嗎？”我告訴家叔還是在大紅羅廠小學讀六年級時，投過一回，但沒回音。家叔告訴我，幹寫作這一行當，不僅要有才情，還要有恒心。至此，家叔第一次對我的看法有了改觀——這是田秀峰老師在中間搭橋的結果。過去，我一直自卑，田秀峰老師給了我自信；從自卑到自信的心理轉軌，無疑對我生活道路的選擇起了很大的影響。探究起來，不過源於一篇小小的作文，它竟然對我的精神起了那麼大的催化和輻射作用。它像是一簇浪花，深藏著海的神韻；像是一滴水珠，折射出人生的朝陽。
我就是這樣開始自己的文學之路的。其實田秀峰老師本人，無法與胡風、馮雪峰相比，他隻出版過一本小冊子，書名為《一串念珠》。我讀過這本書，其文采都無法與我家叔之作相媲美，可是他是開掘烏拉爾金玉的開掘機——我就是被他發現的一棵文學礦苗。
（我曾在報刊上就文學教學發表過一篇文章，提及這位老師的教學特點，就是極大限度地誘發學生的形象思維。不曾料到，此文被田老師的一位友人讀到，便把報紙轉給了他。不久，我突然接到一封從天津財經學院寄來的信，來信者就是田秀峰老師。他在信中興奮異常，除告訴我他在該院任教之外，還提及他認為人生的最大快樂是在他教的學生中，出了我這樣一位作家。多年的粉筆、教鞭生涯，他已然忘記了我，過去讀我的小說時，有過似曾相識之朦朧印象，經我文章提示，他憶起了在通師附中的往事，還憶起我的家叔。他說讀過我的這篇文章後，他打開酒瓶，喝了個一醉方休。）
在那年多雷的冬季，我發表了我的處女作。
為了尋找屬於我的文學發展空間，在通師附中初中畢業後，我報考了北京師範學校（即我小姑昔日讀書所在的北平師範學校，簡稱“北師”），時值1950年秋，還是因數學考分過低之故，我考了個備取第七名。還算幸運，命運主宰我走進了這所以文、體、美聞名的古老學府，大作家老舍先生畢業於斯。校園內到處是青鬆翠柏，鋼琴聲在耳畔長鳴。解放前，我來校園找我小姑，就喜歡上這座校園，此時我成為這個校園的學生，簡直是如魚得水。電影《早春二月》的大部分鏡頭，皆取景於該校校園。可惜，後來北京拓寬官園馬路，將該校拆除了，至今我仍為此而感傷。學校有個幾百平方米的大圖書館，我成了圖書館裏的一個書蟲——那年我實齡十七歲。
那年冬季多雪，而這個多雪的冬天對我格外多情。該年爆發了抗美援朝戰爭，我以鐵血男兒之滿腔熱血，除了申請參加軍事幹校之外，該年年底我在《新民報》副刊上發表了《戰場上》的處女作。1951年初《光明日報》舉辦全國大、中學生征文，我以碧征為筆名寫出小小說《共同的仇恨》，出乎意料的是此文竟獲得征文的第一名。我終於看到我的鋼筆字變成了鉛字，那種激動和快樂無法用文字形容。記得，當時支付稿酬的辦法是以糧食中的小米斤價為折實單位，報社給了我九十個折實單位的稿費。我拿著錢與同班同學劉炳鑄、吳學恒，在南橫街的一家餃子館吃了一頓餃子。碧征之筆名，我隻用過這一次，之後便以自己之真實姓名發表小說於孫犁主持的《天津日報》的《文藝周刊》上。
《七月雨》《老菜子賣魚》《在河渡口》……1951年，我接到了家叔一封寄自通師的信，他說他在該校圖書館裏讀到了我的幾篇小說，深感自己往日眼拙，並稱道田秀峰老師是“識馬的伯樂”。他在信中以自身文學創作中途而廢為例，鼓勵我一鼓作氣，萬萬不可重蹈他的覆轍。
我激動。
我感奮。
我寄稿費給我仍在故園山村的母親，並寫信給母親說：
媽媽：您含辛茹苦地養育了我，您想把我教育成爸爸那樣的人，但是兒子不是那樣的坯子，無法成為工程師或科學家。我留級降班之事，曾刺傷了您的心，兒子今天用另一麵的成績，為您醫療昔日的傷口……
後來，我被調到《北京日報》文藝部工作，母親被我接回北京後，曾告訴我，村裏小學老師為她念這封信時，她流下了眼淚。當然，她流的是喜淚，她萬萬想不到她的兒子走了一條與父親截然相悖的道路。
可憐天下父母心，普天下的父母無一不盼望兒女成龍成鳳。仔細想來，父母實無必要過多匡正兒女的自我選擇，更無須煞費苦心為兒女設計這樣或那樣的道路。大路朝天，各走一邊，條條道路通羅馬。重要的是應有能力鑒別兒女們的資質和稟賦，並誘發這種天賦，使其產生光熱繼而成為閃電雷鳴。其實，過於看重時尚，是一種盲動和膚淺的表現；如果這種功利要求與個人氣質逆向，便會造成對人另一種潛能的扼殺。試想：如果當時有人強迫我必須學好數理化，那麼我內在的文學稟賦，就可能因為種種幹擾而毀滅消亡。
在“北師”三年的學生生活中，我活得輕鬆自在。除了是學校籃球代表隊的前鋒，善於閃、躲、騰、躍，在亂軍中切入上籃之外，一度我還迷戀鋼琴。可惜，父母沒有賜給我一雙大手，我的手指剛剛夠得到八個鍵盤，要想在鋼琴上有所發展，必須用刀子割開我的拇指和食指之間的虎口。這對我來說實在是殘酷了點，我舍不得為此去醫院挨上一刀，何況又有文學與我生命相伴，我的精神已有了棲息之巢。
到了1953年夏天，即將從北師畢業之前，學校教導主任王勝川找我個別談話，他告訴我校常委會已決議讓我破格深造，保送我去北大中文係。我隻回答了一個“好”字。因為在我看來，作家這個職業更多地在於自身的內在因素，而不在於外在的營養補充；如果非得汲取營養不可，社會大學是更好的課堂。因而當後來北京召開人代會，決定提高全市教師隊伍質量，學校要我服從大局去當一名小學教師時，我並沒有任何心理上的失落，我回答了一個“好”字之餘，還向學校提出：請把我分配到郊區去，我願教農村小學。
該年秋天，我和同級女同學王秀榮到海澱區教育局報到。主管分配的人事幹部還沒開口，我就主動提出：如果任教的學校有遠有近，我願意到遠離市區的小學，她是女同學，離市區近的好學校應該分配給她。結果，她留在海澱鎮教書，我被分配到了頤和園後邊的青龍橋小學——當時，北京市的發展剛剛起步，青龍橋已然算是遠郊了。
這所小學是由一所關帝廟改造的，十分破舊。但我很喜歡學校的幽靜，每當課畢之後，我在配殿改成的教師辦公室裏埋頭寫我的小說。學校教師多數不是青龍橋的本鄉人，我一進校，使得教師宿舍顯得擁擠，我對兩隻眼睛外突如玻璃球似的張校長說：“您別為難，我看鍋爐房隻住著燒鍋爐的一個勤雜工，還能再支開一張木板床，我就和他住在一起好了。”
張校長連連搖頭：“不行，你是教師。”我連連點頭：“行，我得向工人階級學習。”張校長執意不從：“鍋爐每天要掏灰，屋內髒得厲害。”我執意要去：“我不怕髒，您知道我是請求到農村來教學的。挨著鍋爐睡，便沒有冬天了。”張校長笑了：“這不太合適吧？”我說：“合適，不算您分配我住進鍋爐房，算我自願請求住進鍋爐房的，這總可以了吧？”張校長最後答應讓我暫住幾天，等姓朱的老教師調回市內後，我再頂他的窩兒。我就這樣在鍋爐房內住下來了。每天拍打被褥時，塵土飛起尺高，我著實不覺得有礙教師麵子，反而自得其樂。在這所小學，我任教的一個班有三十多個學生，是幾個班級裏挑出來的調皮搗蛋生。我想想我自己過去也不能算個好學生，因而在學生身上我投入了許多感情，注入了不少心血。“家有五鬥糧，不當孩子王”，這是自古流傳下來的社會對小學教師職業的鄙薄，我卻幹得蠻有興味。這引起了眨著一雙玻璃球一般的眼睛的張校長的注意，他在一次教師周會上說：“青年同誌就是有朝氣，不僅把這個班帶得不錯，業餘時間小從老師還發表了不少小說哩！同誌們看——”他舉起《天津日報》，《文藝周刊》以大半版的篇幅刊登了我的小說《遠離》，“隻是對小從老師這號人才，咱這關帝廟怕是太小，放不下這個神靈，終究有一天會被調走的！”這話被張校長言中了。我在鍋爐房與鍋爐工為伍半年後，1954年初春，北京市委宣傳部一紙調令就把我調到了《北京日報》。
那時，沒有“走後門”這個詞彙，是因為社會上沒有走後門的行為。據《北京日報》老詩人晏明事後告訴我，是他力薦把我調至報社文藝部的。為了證明我是貨真價實的文藝苗子，在報社資料室丟了刊登我作品的《天津日報》的情況下，老詩人晏明硬是偷偷撕下大街公共閱報欄上的一張刊登我作品的報紙，找到了當時擔任副社長、來自延安魯藝的周遊同誌。周遊同誌十分愛才，便有了我的這次調動。
是直線。
沒有曲線。
在學校教師送別我離開青龍橋時，有一個細節至今使我難忘。
小學有一個用舊風琴教音樂的王敦禮老師，彈奏了《魂斷藍橋》中的主題歌《一路平安》。而我則彈了一曲弘一法師留下的《送別》：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
我很怕離別，我掉淚了，這是我的感情表現之一；之二，我當然又很想去報社，編輯部的工作離文學更近（我調到報社不久，我教的那個班全體學生曾去報社看我，致使小小的接待室容納不下，我是在院子裏與孩子們交談的，足以見得我與青龍橋緣分之深）。從1953年至1957年三年多的光景，我先後出版了兩個短篇小說集子和一部長篇小說。正當我全力以赴地創作以北京青年誌願墾荒隊業績為素材的長篇小說《第一片黑土》時，反右派鬥爭的風暴席卷而來。我先是被劃為右派，後因在京郊農村改造時，對“大煉鋼鐵”“大辦共產主義食堂”不滿，並在向黨交心會上陳述了自己的這些看法，被當成極右處理，在1960年陰霾的冬季，我和我十六歲就參加了地下黨的妻子，一塊兒被送去勞動教養，走進了大牆裏。王敦禮老師送別我時彈奏的《一路平安》沒有應驗，我在曆史的風暴潮中開始了漫長的勞改生涯。劃右那年，我正青春；1979年早春歸來，我已然是四十四歲、飽經滄桑、發鬢染白的中年人了。
沒工夫歎息。
沒時間感傷。
我又拿起了筆……
我喜歡冬季，特別喜歡冬季的雪原，大概這不僅出自文人的孟浪，更因為我穿越過曆史的冬季，走過了一條冰封雪蓋的馬拉鬆長途。這種對雪國的偏愛，不屬於我個人，而屬於許多受難但不甘於沉淪的知識分子。
留在雪原上的星羅棋布的腳窩，每個腳窩裏都遺留下昨日的曆史經緯；每個腳窩裏都深藏著中國知識分子的悲情故事；每個腳窩裏，都回蕩著不屈的中國知識分子在與命運抗爭的跋涉中留下的與山穀和鳴的悲壯足音。
我喜歡白雪的顏色，因為冬季還代表著土地收獲之後的成熟。
在我穿行歐洲，在阿爾卑斯山下仰望那終年積雪的山頂時，我想到了老母親頭上的縷縷白發。若從人類情感的天平上去衡量母親，從我四歲那年，她已然跌入了雪的深穀。我向阿爾卑斯山的銀冠祝福，向堅韌不拔的東方母親致敬……
80年代初期，前輩作家孫犁寫信給我，說我二十年的改造生涯，從文學的角度上講，得大於失。是的，冬日的冰雪鑄造了我迎難而進的性格，如果我是一路順風揚帆的逐浪之舟，就難以有今天的三十多部著作麵世。因而，我感謝那條漫長的風雪驛路。中國有句成語“艱難困頓，玉汝以成”，法國大文學家巴爾紮克也說“苦難是最好的老師”。我是這位“老師”孕生的一個學生，這或許就是我的生命原色和我文學之本。僅此而已！
1993年11月17日於冬季雨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