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牆下的紅玉蘭》reference_book_ids\":[7019239716952214535]}],\"6\":[{\"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6,\"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33,\"start_container_index\":6,\"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24},\"quote_content\":\"《大牆下的紅玉蘭》reference_book_ids\":[7019239716952214535]}],\"4\":[{\"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4,\"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31,\"start_container_index\":4,\"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22},\"quote_content\":\"《大牆下的紅玉蘭》reference_book_ids\":[7019239716952214535]}]},\"author_speak\":\"code\":0,\"compress_status\":1,\"content\":\" 我生在北國，與上海相距千裏之遙。從地域文化上尋根，找不到什麼類同之處；可是從我的生命依存以及文學旅痕去回眸，卻梳理出與上海“剪不斷”的文化淵源。
今年冬日，因為要從書櫥裏淘汰一批書籍，小阿姨幫我清理書櫥的時候，從書堆裏翻出幾本封麵已發黃的舊書，她認為這是需要淘汰的處理品，便信手將其扔在紙箱中。多虧我檢查了一下即將送往收購站的裝滿五個紙箱的舊書，不然的話我會遺憾終生，因為她把我的三本最開始發表的作品也當成文化垃圾裝於紙箱之內。我立刻將其取出，擦淨封麵的浮土，重新放回書架上去。她頗為不解地問我：“書頁上都有蟲子屎了，留它還有用嗎？”我沒有回答她的質詢，因為其中有她無法聽懂的曆史——那是半個世紀前的50年代，我在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長篇、短篇小說和散文集——其中的散文集，是我的處女作《七月雨》。也許是這幾本書差一點就變成廢紙之故吧，我萌發了對上海悠長的思念。
記得，那是1954年秋天的一個上午，劉金先生與另外兩個編輯（其中有一位姓翟），走進我北京的住處，與我簽訂了處女作《七月雨》的出版合同。之後，我的長篇和短篇集也是經劉金先生的手，分別在1956年和1957年之前出現在新華書店的書架上。之後，由於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我生命中留下了二十多年的文學空白，因而那三本20世紀印刷於上海的書籍，是我青年時期的文學履痕，我格外珍惜。這裏，除去文學的情緣之外，還有著更深層次的生命意義：這三本書我總共獲得8000多元的稿酬，在當時這是個天文數字（劉紹棠當時用2400元在中南海一側購置了一所獨門獨戶的三合院，院內有五棵大棗樹），當我後來身陷囹圄時，家中拋下的老母和幼子，在二十年滄桑歲月中，這一老一小不能喝西北風活著；支撐他們活下來的，主要是這筆數目可觀的稿費。因而，當我複出文壇到上海時，雖然沒能見到當年的劉金先生，我還是向當年新文藝出版社的編輯們表達了我的文學謝意和賴以生存的生命謝意。
另一件事，對我來說也是刻骨銘心的。1977年，我還沒有獲得解放、屬於“另冊公民”的時候，出於對幾年來在勞改礦山挖煤生活的感悟，我伏案於山西臨汾一間窯洞裏的小桌上，寫了一篇題為《女瓦斯員》的短篇小說，沒經任何考慮就寄往《上海文學》。我在小說的附信中，道明了我當時“鬼非鬼人非人”的政治身份。當時我既不知刊物的主編是張三還是李四，也不知編輯部的確切地址，因而不存在發表的奢望，隻是發泄一下心中熾熱的創作欲望而已。真是鬼使神差，在信皮上隻寫下“上海——上海文學編輯部”幾個字的郵件，居然郵寄到了編輯部。不久，我接到當時《上海文學》趙自先生的一封複信，除了言明“小說即將發表”之外，他在信中還同時代表唐鐵海對我始自1957年的驛路風塵，表示了深切的同情。記得，接到這封複信時，我百感交集，早已枯幹了的淚腺，居然有幾滴淚水奪眶而出。1957年至1978年，二十年光陰流逝過去了，原本就十分陌生的同時代人（隻是1956年在全國第一次青創會上見過麵），居然還能記起有我這片隨風而去的落葉，讓人感到當時的社會雖然冰凍三尺，但春水仍然在冰層下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