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小說問世於上海的時候，比《收獲》發表我的《大牆下的紅玉蘭》要早上一年的光景，在以階級區分敵我的年代，上海的人文情懷讓我一直記憶至今。麵對過去，我曾問過自己：盡管那時百花凋零，北京也有那麼幾家刊物還在苟延殘喘地活著，我為什麼舍故土而把文稿擲向上海呢？我梳理不出個頭緒來，大概是故土留給我傷痛太多之故吧！記得，1957年北京的一本文學刊物上，一位大師級作家批判我時使用的詞彙，令我毛骨悚然：“從維熙的反動小說意在煽動農民反對農業合作化……”因而，我的精神本能支使我把小說寄往了上海。當1980年我應上影之邀去寫劇本時，特意到趙自先生家裏看望，並帶上了進入曆史新時期之後我出版的第一本書和一瓶茅台酒。曆經苦難磨礪的人，更知人世間一個“情”字的分量。記得，那天在趙自先生家中聊天聊得忘記了時間，又因我多喝了幾杯酒，因而下午趙自帶我去探望長者吳強時，我神態有些迷糊，吳強以為我病了，要帶我去醫院看看——成為我留在上海灘的一個笑柄，其實這都是人間情感使然。
當然，《收獲》編輯部在那個年代敢於發表《大牆下的紅玉蘭》，則更是我文學死而複生的一個標誌，我曾有過如是的感悟：“如果我投錯了，把它寄給別的刊物，很有可能延緩我文學再生的時間。一年、兩年……常常是刊物主編的人文良心，決定著作家的命運。”這是我寫在1979年的日記，事隔多年那日記的紙頁雖然變黃，但我對巴老的尊敬之情依然閃亮如初。因而，在巴老百歲華誕之際，我寫了長長的祝賀文字，以示對“世紀良心”的敬意。
終生難忘的上海情愫之中，還有我難以忘卻的一頁。當《大牆下的紅玉蘭》在《收獲》問世後，在千餘封讀者來信中，有一封寄自上海第二軍醫大學的來信，寫信者是大學醫院的一名從事X光射線工作的軍醫。她在信中說，讀了我的小說，像對我進行了一次心、胸透視一樣，知道中國知識分子的頭腦和心髒功能良好，沒有被“文化大革命”擠壓得變成畸形。她說她讀了我的小說，徹夜未眠，清晨提筆寫這封長信。她在信中讓我難忘的幾句話，至今激勵著我在文苑苦耕。她說：“但願中國曆史再沒有反複。如果你再次身陷囹圄，就是一個軍醫變成民間‘郎中’之日，到時我將去監獄探視你。這是我讀過小說後，一個軍醫的心誓……”由於這封信寫得情真意切，我駐留上海的時日，特意到城郊的第二軍醫大學醫院回訪了這位身著橄欖綠的軍醫，並與她一起到王肇岐家裏，與上海文化界的朋友歡聚暢飲。記得，當初出版我處女作的劉金先生似乎沒能找到，後來成為上海文藝出版社總編的江曾培先生倒是來了——那是二十五年前，我難以忘懷的一段塵封往事。
整理書齋，由於幾本最早出版的作品的失而複得，讓我記起了上海以及上海的友人；與此同時，我還記起上海街道上成行的梧桐。在我的認知裏，梧桐與性喜追風的楊柳相比，生命內核要顯得端莊和凝重。這就是我整理書齋時，文海鉤沉的人生感悟。
2007年初整理於書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