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我給她回電話時，撥號的手一直在哆嗦。她在電話中顯得異常興奮，約我星期日在西單商場旁邊的蟾宮電影院見麵，那兒正在上映美國電影《出水芙蓉》。我立刻一頭霧水，因為從我來到北平之後，還沒有進過電影院。怎麼辦？不應下對不起她的真情，答應下來又覺得膽怯——因為在童真年代，異性是充滿了神秘感的不可知物。到了最後，我還是鼓起勇氣說了聲“好”。但應下約會之後，我便後悔了。我雖然身在名校二中，除了作文達標之外，小代數曾經得過零分，是班裏理工科的低能兒，這不是“黃土”混充“朱砂”嗎？
無奈之際，我隻好又去求救於同鄉學友譚霈生。他說他在頤和園看見過她的形影，人長得漂亮不說，還曾對我有過恩惠，我沒有理由逃避。我請求他陪我一起前往蟾宮電影院，我再給他買一張電影票，以為我壯膽。霈生說：“這不是給人家下不來台嗎，人家看中的是你，我去隻會掃人家的興，而成為你倆中間的‘絕緣體’。我不能去！”我纏著他死活不放，最後他出於鄉友之情和少年的好奇，極為被動地應下星期天與我一起去蟾宮影院。
至今，我還清楚地記得我倆出現在她麵前的情景，她蛾眉高挑生氣地說：“票是事先買好的，現在沒有票了，你們倆進去看電影吧，我家裏還有事——”說罷，轉身走了。我的一場“糊塗夢”到此收場。
後來聽說在北平解放前夕，她隨父母去了台灣。歲月如白駒過隙，一晃六十多年過去了，我和譚霈生今天都已浪裏白頭（他曾任中央戲劇學院教授，已退休），我倆通電話時，我還不忘提及此事。我說：“你沒忘記我的那場‘糊塗夢’吧？”他答：“怎麼能忘記呢，不怨天，也不怨地，怨我們在童真年代不懂愛情，我去了，真的充當了電流的‘絕緣體’了，欠下了人家的一片情！”
也算是命運的巧合吧，生活給了我一個補過的機會。1988年初，台灣詩人瘂弦把一封向我約稿的信函寄到了中國作協。當時他任台灣《聯合報》副刊主編，說要在春節期間，刊出大陸作家的專版，希望我能盡快給他寫一篇文章。我苦思冥想了許久，突然憶起少年時不懂愛情的往事，便寫了篇《寄夢》給《聯合報》。其文意是向我少年時代的劉惠雲同學問好，祝福她事業有成並有個美滿幸福的人生。到了1998年，我隨中國作家一行出訪寶島台灣時，還不忘詢及瘂弦此事，他說《寄夢》發表後，沒有收到相關的信息，很可能她已然離開台灣，遊走到地球另一個國度去了。我說：“不論飄到哪兒，她都像她的名字一樣，是一片關愛弱者的祥雲……”
2009年12月初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