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國草》reference_book_ids\":[7019239716889300004]},{\"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34,\"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146,\"start_container_index\":34,\"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140},\"quote_content\":\"《南河春曉》reference_book_ids\":[7019239716885105695]}]},\"author_speak\":\"code\":0,\"compress_status\":1,\"content\":\" 不知道人世間的母親，有多少經曆過我母親的傷痛。我父親就讀於天津北洋大學時曾參加了一二·九學生運動，後來又參加了請求抗日的愛國“臥軌請願”，因而在三十多歲時，被關進國民黨的鐵牢監獄，因肺病複發而死。孤獨的母親好不容易把我養大成人，在反右運動中我又因對文學的直言，被關進了新中國的大牆，而我又是母親唯一的孩子，因而母親承受的精神煎熬如天塌地陷，但是她筋疲力盡蹚過了人生的苦水河，進入曆史新時期後，她又把兩個曾孫攬於懷中，撐起了曾經解體了的苦難之家。因而，文壇友人陸文夫曾把她比喻為當代生活中“補天的女媧”，友人劉心武則說我母親是中國當代的一部活生生的“母親字典”。
今年清明為母親掃墓，在祭悼苦難母親的同時，憶起了2012年5月，是她的115周年誕辰，於是“心當畫筆淚為汁”，為母親畫下靈魂肖像……
天燈墜落的七月之痛
1995年7月21日清晨，母親告別了艱辛的八十八載人生。在十七年前的7月20日晚上，書房頂上那盞頂燈突然墜落，幸虧電線沒有斷裂，那盞燈便懸於書房的半空之間。此時，阿姨小張正到書房去取東西，因而被嚇得驚叫了一聲，便匆匆從書房裏跑了出來。此時我和妻子紫蘭正守候在已然昏迷的母親身邊，阿姨的那一聲喊叫，母親是無從知曉的，但是小阿姨告訴我和妻子書房頂燈墜落的消息時，我倆本能地彼此對視了一眼，心照不宣的心語則是：是不是上天在通知我們，在苦難中煎熬了一生的母親，要告別她走過的漫漫長途，離我們而去了？
我和母親之間，是一個完整的生死輪回。1933年農曆三月十三中午，母親生下了我，把她的乳頭塞進我的唇舌之間，讓我成為世界上的一個生靈。在書房內頂燈墜落的第二天早晨8點鍾，六十二歲的我半跪在母親的病榻之前，給八十八歲的母親喂食乳汁酪蛋白，以延續母親的生命。當時，我用手摸了摸母親的前額，驚喜地發現母親的高燒全然退了。我對處於昏迷狀態的母親說：“媽，您退燒了，您要把這碗酪蛋白全喝下去，病會慢慢好了的。”
我想得到母親的一絲回聲，但是沒有任何反應。
母親的病榻是一張她用了四十多年的雙人床。在我給母親喂食時，妻子紫蘭和阿姨小張正竭盡全力架起母親沉甸甸的身子，以她們的身體當母親背後的靠墊。不然的話，意識模糊的母親是無法從病榻上坐起來的。真是怪了，母親昨天在高燒中一直閉口拒食，今天卻十分安靜地吞咽著我喂她的酪汁。至今我也無法斷定這一瞬間，是母親的回光返照，還是出自母子連心的情緣，反正她半張開了她的嘴唇，把我喂她的一碗酪汁，一口口地吞服了下去。她的嗓子發出咕咚咕咚的聲響，這聲音著實讓我喜出望外，因而我又對母親說：“媽，您今天真好，把一碗酪汁都吃完了！”
此時此刻，阿姨小張與我的妻子正在忙活著為母親擦拭汗津津的身體。待這一切都完成之後，她倆又把母親的身子慢慢放平，讓母親在床上躺好。我正在為母親退燒、進食而興奮的時候，妻子忽然驚叫一聲：“不好了，媽好像沒了呼吸！”她是副主任醫師，這幾天聽診器一直掛在她脖子上。接著她翻開母親的眼皮，用手電檢查母親的瞳孔，然後匆匆地給急救站撥通了電話。急救站的醫生來了，心電圖上顯示母親的生命已然終結。此時的時間是1995年7月21日8點30分。
母親生我下來喂我第一口奶，母親臨上路前我喂她最後一口食。這是我唯一的精神安慰，餘下的則都是悲痛和感傷了。其實，朝陽醫院的專家們來家裏為我母親會診時，早就提示我做喪事準備，我固執地認為母親是個曆經長途跋涉的強者，不會這麼快就離世的。妻子也以醫生的科學態度告訴過我，母親難以再維係生命，我總是以感情坐標對待生命科學的羅盤——母親終於離我而去，我頓時陷入了難以言說的悲痛之中。
記得，我那顫抖的手指撥通了越洋電話時，正是美國晚上的7點。兒子、兒媳以及我的兩個小孫孫，並不知道地球這半邊的家發生了什麼事情。聽著孫兒在電話中用童音高喊“爺爺”時，我幾乎失去了告訴他們老祖去世這個噩耗的勇氣。兒子從我的沉默中，似乎感悟出來了什麼不幸，主動詢問我說：“是不是奶奶……”我無法再隱瞞下去，隻好告訴了他們實情。剛才的歡悅童音消失了，代之而來的是一片低泣聲——特別是老祖的第四代曾孫從磊，首先號啕大哭起來。那撕裂肝腸的悲慟哭聲震得我的耳膜隆隆發響。我十分理解小小年紀的他何以會如此動情：他離開老祖、隨父母去美國時才六歲，我的母親——他的曾祖母曾一直將其攬於自己的懷抱之中。有一次，磊磊半夜被尿憋醒了，老祖來不及取尿壺，一泡童子尿有一半撒在了老祖臉上。
老祖為此開懷大笑。
曾孫也為此而嬉笑不止。
磊磊之所以縱聲而哭，是否因記起了童年的這一幕？這個越洋電話中，地球的兩邊都因養育了三代人的老祖仙逝，而陷入了深深的悲傷之中。那天，她度過八十八周歲生日整整兩個月。按照中國人的平均壽命來看，母親算是長壽了，可是如果按人生的苦樂來衡量，她一生負重而行，就像是沙漠中苦寂的駱駝，背負著超過她生命能夠承受的苦難，踽踽行走在無花無草無水無路的荊棘叢中。
兒子從眾立刻從美國起程飛回了北京。與我母親性格同樣剛強，因一個家裏難以容納兩個“太陽”而與我分手了五年的前妻張滬，也趕到母親的亡靈之前垂首默哀。盡管我們並沒有把母親的死訊告訴任何友人，但母親離世的噩耗還是不脛而走。我生平最好的朋友房樹民驅車去昌平尋覓有山有水的墓地。中國作協來人了，《中華兒女》編輯部來人了，作家出版社來人了，友人們紛紛來到母親的遺像前，獻上挽聯和白菊花環。連年事已高、滿腹經綸的楚辭專家文懷沙也匆匆趕到家庭靈堂，低垂下他的滿頭銀發和銀須，對我母親的遺像三鞠躬說：“一位人間偉大的母親走了，雖然您不是文化人，我還是要對您三鞠躬，以示我對一個中國母親的一生付出由衷的敬意！”母親逝世時王蒙在外地出差，歸京後他特意來我家安慰我說：“沒趕上給伯母送行，真挺遺憾的。伯母大半生受的苦，是一般母親難以承受的。有幸晚年總算過上幾年舒心日子，八十八歲高齡也算是喜喪了。維熙，你一定要節哀，盡快從傷痛中走出來！”
盡管友人們不斷化解我的憂傷，但是我還是兩個月內封了筆，一個字也沒有寫不說，還要靠安眠藥度過每個夜晚。之所以如此，實因母親為我以及這個多災多難的家庭，付出得太多太多了，而我不僅給予母親的太少太少，而且在青少年時代還深深地刺傷過母親的心……
年少時曾往母親的傷口“撒鹽”
我四歲時，父親死在國民黨的監獄，直到我步入少年時期，我母親一直隱瞞這件事。我的祖父出於關愛，也一直對我封鎖這個噩耗。因而，我渾然不知從那時起痛苦的十字架就背在了母親身上。在我的記憶中，母親當時正年輕，但是淺淺的皺紋已然出現在她的眼角和額頭，常常對我發出一聲長歎。
至今，那清晰如初的一幅幅畫麵，還常常浮現在我的眼前：一盞孤燈在北國農村的土炕上閃亮，母親一針一線地為我做鞋，或用一縷一縷棉絮為我縫製棉衣。窗外北風在吼叫，窗戶紙在風中發出撲通撲通的聲響，風從窗欞縫隙中吹進來，那燈苗便左右跳動起來。待我躺在熱被窩裏一覺醒來，母親還坐在那裏飛針走線，她見我醒了，總是為我掩掩肩頭的被角，怕我受涼。那時我還是個不懂事的孩子，在更殘的午夜，不知對母親說上兩句寬慰她的話。直到我年長了，才知道母親青燈冷對時，軀體裏深藏著無盡的悲傷，她正在獨自咀嚼著年輕喪夫的悲涼。
我是個無兄無弟無姐無妹的獨根苗苗，自然成了她生存下去的全部精神寄托。可是那時我正年少，根本不知母親的心裏長著一棵苦苦的黃連樹，常常逆她的意願而行：她不讓我下河玩水，我則偏偏到村南和村東的兩條河裏去玩水。那時候為了製止我下河，母親唯一的辦法是說河裏有水鬼，專拉小孩的腿。其實凡屬少年，都有好奇之心，母親越是說有水鬼，我和那些小夥伴，就越想看看水鬼的模樣，因而每到夏天，下河玩水成了我的愛好。母親為此曾拿著掃帚追我打我，她的兩隻腳都纏過，是無法追上我的。在我的記憶裏，母親曾經為此而暗暗哭泣。爺爺最疼愛長孫，何況我又是失去了爸爸的孫兒，因而爺爺與母親聯手，製止我下水嬉戲。爺爺檢查我是否下過水的辦法是：用指甲劃我的胳膊，隻要劃出白道道來，就證明我是下過水了。爺爺不談水鬼拉腿，不談水怪吃人，而是不斷對我進行家庭倫理說教——他是清代最末一茬秀才，可謂滿腹詩文。記得最清楚的往事，是他讓我看《二十四孝圖》，並讓我一個個背出那些古代孝子的故事，以此警示我要聽從母親的每一句話。
當時，我倒是記住了爺爺的古訓，但我畢竟是個娃兒，一旦進入夥伴群體，便把那些東西丟個精光。記得，最讓母親傷心的一次是我與小夥伴們玩“打仗”。村東有個破舊的空牆圈，八九個男娃分成兩攤：一方演守城，另一方演攻城。我被分在攻城的一方，我們老家是山村，雙方使用的武器都是沾著泥土的石片，那東西鋒利如刀，貪玩的娃兒誰能想到它的後果呢！而戰鬥正酣時，一個飛來的石片正好打在我的鼻梁骨上，血立刻流淌了下來。這是使母親傷透了心的一件事。記得，驚愣了的小夥伴們嚇得東逃西散，我母親聞訊趕來時，先是揪下棉衣襟上的一團棉花，擦著我鼻梁骨上的血，然後就麵對曠野嗚咽了起來：“還算是老天有眼，要是石頭片子再往左歪半寸，兒呀，你就成了獨眼龍了。你要是瞎了一隻眼，媽還能活嗎？”她哭得淚人兒一般，直到今天我還能記起她那撕裂人心的嚶嚶哭聲。這時家裏的叔叔嬸嬸們，也都到這漫荒野地裏來了，爺爺當斷則斷：“立刻套車去縣城醫院。”
冬日苦短，此時已是太陽落山的黃昏。吃罷晚飯，綽號“瘸老五”的長工搖動皮鞭上路，我母親坐在古老的鐵輪車裏，用棉被先把我捂了個嚴嚴實實，並把我緊緊摟在她的懷中。我那時不知分擔母親的憂愁，反而連連喊疼。我年長了，才想到那是媽媽心裏流血的一夜。刺向母親心窩的東西，不是長矛，不是短劍，而是與她心脈相連的兒子。她心裏分明在流血，嘴裏還要不斷地哼著轉移我傷痛的鄉間民謠：
小耗子
上燈台
偷油吃
下不來……
多少年後，每每對鏡看見自己鼻梁上那塊淺淺的疤痕時，我都感到那是我年幼時對母親犯下的罪過。那一夜她是無法入睡的，到了縣城門口，日本鬼子還沒打開城門。多虧城門外有個“仁育堂”中藥鋪，是我大姨夫家開的，拂曉時分叫開了中藥鋪的門，大姨夫為我熱敷上一些草藥。也算是歪打正著吧，免去了進城到東洋醫院看病的麻煩。
不知是不是我險些成為獨眼，對我爺爺刺激太大之故，我無法知道爺爺的心思，反正我傷愈不久，全家人從鄉村搬到縣城去住了。我的家庭屬於書香門第，父親從蔭檀就讀過天津北洋大學，叔叔從蔭芬畢業於北平輔仁大學國文係——在那個年代，一個燕山腳下的小小山村，能走出兩個名牌大學的學子，算是個奇跡，但是到了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按階級分類我的家庭仍屬於地主家庭，因而還沒等到土地改革風暴開始，全家人就離開故園，祖父母到了在通縣教學的叔叔家裏，我母親不願增加叔叔的負擔，毅然帶著我像兩片風中樹葉那般，飄零到了北平。
母親更為淒苦的生活開始了：我在北平二中求學時，母親在學校對麵一個有錢人家裏當用人。至今，那段生活仍震撼著我的心靈，我愧對爺爺，在學校裏沒有成為一個好學生不說，最最褻瀆母親期望的是，我不愛數理化，而偏愛看閑書，弄得英語和代數雙雙不及格。其中，最為可恥的記錄，是我的小代數得過零分，並為此而留級。我花著母親的血汗錢上學，而又褻瀆了母親對我的期望，等於是向我母親流血的傷口上撒鹽，這是我一生中對母親欠下的最大的一筆良心債務。試想，她在有錢人家當用人，已然是傷痛萬分，而我這個逆子不僅不為母親解憂，反而給苦難的母親心上添堵，該讓母親流下多少傷心的淚水？後來，由於解放戰爭的炮火逼近了北京，母親打工的那家人飛往台灣，我的母親不得不離開北京，到我在通縣教書的從蔭芬叔叔家中去借住，我也跟隨母親到通縣去續讀初中。但是沒住多久，母親便離開我叔叔家，回到我出生的那個小山村去務農。其道理十分簡單：叔父家中養著我的祖父祖母，經濟上已然十分艱難，母親不願再增加叔父的負擔，便決心重回山村的莊稼地耕耘。苦難鑄就了母親堅韌的個性，叔父雖然覺得讓我母親回鄉有負兄嫂之情，在挽留不住的情況下，也隻好讓她踏上了還鄉之路。
逆子回頭的一劑猛藥
該怎麼梳理當時我的感情呢？記得，在我送母親到還鄉的長途汽車站的路上，我起初是淚水湧出眼簾，最後竟然泣不成聲了，因為母親第一次告訴了我父親死在國民黨監獄的消息，她說她和全家人之所以對我隱瞞這件大事，是怕我為此傷心，影響我的成長，現在我已經快成為青年人了，她不得不對我傾吐她的悲楚心聲。之後，她一邊用袖口為我擦著淚水，一邊叮囑我說：“國民黨支撐不了幾天了，你長大了要像你爸爸那樣，幹出一番事業來，才不愧是你爸爸的兒子……”
這次母子分離以及母親路上的心語，在我人生之路上，可謂是一劑讓我起死回生的猛藥。當年我雖然隻有十六歲，但是第一次聽說爸爸早就死了，而且是死在國民黨的監獄。當時，母親的聲音雖然低沉，但對我來說無異於一聲晴天霹靂，讓我如陷漫天迷霧之中，久久說不出一句話來。因而，我送母親登上回鄉的長途汽車之後，見到我叔父的第一句話就是：“叔叔，國民黨為啥把我父親關進監獄？”叔父知道我母親已經告訴我此事，再對我隱瞞下去毫無意義了，便低聲告慰我說：“你爸為何入獄，咱家裏誰也說不清楚。他遠在重慶，連個音信都無法相通，千方百計通知家裏這個消息的，是你爸北洋大學的一個同鄉學友寫來的一封皺巴巴的信，郵到了我讀書的輔仁大學，至於為了什麼，信上隻字也沒敢寫，我估計與你爸爸親共有關，你年紀太小還不知道一二·九學生運動，記得當時你爸回家給我看過一本小冊子，叫《共產黨宣言》，所以叔叔認為，你爸爸在重慶一定又鬧出什麼事來了，不然不可能關死監獄。”叔父對我說完這番話後，立刻叮囑我在學校不要亂說，要把此事鎖在心裏，重要的是要在這兒讀好初中，不能再愧對母親和全家人對我的期望。
無言。
沉默。
我陷入深深的悲憫之中。也許是從這天開始，“良心”與“責任”這兩個詞彙，闖入我的心扉並生根發芽，同時我那雙童眸開始審視社會與人間的黑白。特別不能忘卻的是，從小就翻閱過家中古書（包括古典文學的四大名著）的我，在家叔的居室裏無意間發現了一本叔叔發表在天津《大公報》上的詩歌和散文剪報本，這對我尚未萌發的文學生命，起到了點燃和引爆作用。我似乎在我厭惡理科的絕路上，發現了人生的另一個讓我興奮心跳的路標。20世紀80年代後期，我在中國作協黨組工作時，春節期間到前輩馮至和蕭乾家中拜年，兩位文壇前輩因為先後在天津《大公報》編過副刊，又因為從姓在百家姓中稀少罕見，曾不約而同地向我問起從陸人（繁體從字為六個人組成，故而叔叔筆名為從陸人）的情況，我告知他們，他是我的叔叔，已死於“文革”期間。基於家叔文學寫作的啟迪，我在通縣初中畢業，考入北京師範學校之後，於1950年——新中國成立的第二年，便開始在報刊上發表豆腐塊大小的文章，後來因迷戀俄國的屠格涅夫和中國作家孫犁的作品，開始勾畫以我童年生活為背景的小說，並將其發表在孫犁主持的《文藝周刊》上。當時，在親情和良知的要求下，我急於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稿費寄給孤身一人在農村苦熬的母親，這不僅是物質上對母親的支持，也是對母親生我養我的感情回報，更是對少年時刺傷母親心靈的懺悔。由於我文學上的綻放，北京師範學校曾破例請示教育局，想把我保送到北大中文係學習，但在我畢業前夕，北京市召開了人代會，會上決定要提高小學教師素質，因而教育局的批文失效——我請求到離京城最遠的農村去執教，以接近農村田園生活。但我隻在北郊青龍橋小學教了半年書，北京市委一紙調令，便把我調到《北京日報》去當編輯、記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