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是1954年春天，當年夏天我便把母親接到了北京，以緩解我心靈上的重負，我與母親開始在魏家胡同一個大院裏生活。應該說，這是母親少有的幾年歡樂日子，因為第二年春天我第一本散文集《七月雨》由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出版，我冬天又娶妻完婚，到了1956年我的短篇集《曙光升起的早晨》和長篇小說《南河春曉》相繼問世。1957年初，我的兒子從眾誕生，孤獨了大半生的母親，懷裏抱起了孫兒，這種變化讓母親臉上綻放出燦爛的笑容。這是她生命的馬拉鬆長跑中難有的歡快，因而就在孫兒落生滿月的那天，我與文友林斤瀾登上北行的火車，到北大荒去北京青年墾荒隊體驗生活，母親不僅沒有阻攔，還支持我去北國邊陲接受天寒地凍的鍛煉，那兒成了我長篇小說《北國草》的懷胎之地。在北大荒期間，斤瀾兄因家裏有事，提前回北京了，我原想在北大荒住上半年的，但在當年的四月，我接到友人劉紹棠一封來信，他信上說：“維熙，你何日回京？50年代第七個春天，將是文藝的璀璨季節。毛主席明確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我們的文學藝術，或許能進入一個繁榮昌盛的年代。如果可能，希望你盡快回來參加大鳴大放……”
盡管我難以割舍北國冰雪，但是友情的呼喚大於“聖命”——我回來了。
母親再次墜入曆史冰河
關於我1957年被劃右的過程，因文史資料中已有許多，我不想再次贅述，浪費篇幅。簡要明析之，主要由於一篇我與劉紹棠共同署名的文學短論《寫真實——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生命核心》，發表在《文藝學習》上，當年四月我又應《北京文藝》鳴放之約發表了《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幾點質疑》，並在《長春文學》上發表了的短篇小說《並不愉快的故事》，從而被卷入1957年的台風眼，成為反右鬥爭中的靶牌。
如果誤傷我一個人，我雖然痛苦還可以承受，因為家裏還有我前妻陪伴老母和幼子——我無論如何也想象不到，出身於革命家庭，十七歲就在上海參加地下黨的我的前妻張滬，因為一首打油詩而與我一起跌入右派泥潭。後來又因對當時“超英趕美”“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等烏托邦口號提出質疑，我與妻子遭遇到對右派的最重處理——雙雙被送進了高高的大牆。
新中國成立才八年，我的家庭又解體了。在空了一半的鳥巢裏，母親開始了又一次的生命付出——她像撫育我那樣，開始了老鳥喂養雛鳥的生活。可以想象，又一次的打擊對我母親來說是多麼淒楚和沉重。多少年後，據同住於魏家胡同大院的鄰居劉嫂告訴我，我們離開家剛進囚牢時，母親最初天天以淚洗麵，致使她懷抱裏的孫兒，也少了孩子應有的快樂，但是這段日子不長，我母親很快沒有了悲涼的表情，而投入撫養孫兒的行動之中。母親曾對劉嫂說：“人生禍福無常，既然倒黴的禍事都讓我趕上了，我就得挺直腰板活下去，把孫子撫養成人。”
好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文章稿費較高，我出版的三本書，有七千多元的稿費積存，它成了祖孫二人——一老一小以及我倆在勞改隊生活下去的支撐。記得，1960年是中國的困難時期，勞改隊裏的眾多老右都得了浮腫病，輕者蹬著小馬紮上炕，重者年紀輕輕就進了天堂。那個年代，我母親扮演了搬運工的角色，她手牽著年僅幾歲的孫兒，拐著兩隻纏過的小腳，肩上背著食品包裹，風塵仆仆地奔向地處渤海灣邊上的茶澱勞改農場。先從北京前門火車站上車，下車後要步行幾十華裏，把防止浮腫的營養品分別送到我和前妻所在的勞改分場。那兒是一片荒蕪的大蘆花蕩，夏天的花腳蚊子和成群飛舞於葦叢中的吮血的“牛虻”是不分善惡的，來者身上都要留下一串串被叮咬的大包。
每每到了母親拉著我的兒子出現在接見室的時候，我的眼淚立刻泉湧而出。不知是母親的淚腺已然幹枯，還是她已然蹚過了人生苦河之故，在那個特殊的囚牢，她不僅沒有落淚，有時還幫助監督接見的隊長，說上兩句激勵我的話語：
“哭啥！你看小眾（我的兒子）長多高了。你要好好勞動，爭取早日全家團圓。”
兒子像我小時候一樣，還不知人世間的悲涼，睜著兩隻圓圓的大眼睛，提出令人心酸而又無法回答的問題：“爸，你和媽媽什麼時候能夠回家幫我捉院子裏的蜻蜓？”
我無言以對。兒子在剛剛蹣跚學步的童年，便隨祖母來到監號看我，並在我麵前述說“捉蜻蜓”的童話，已讓我心痛不已，苦命的母親千裏迢迢來探監，不僅給我帶來解饑的食品，還背來我冬天穿的棉衣，讓我一雙淚眼不敢正視母親。在那一時刻，我記起了兒時母親青燈冷對飛針走線的形影，今天我已經是個成年人了，她還給我送來這些防寒的衣物。昔日古詩中寫的“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中的深深愛意，也都盡在無言之中了。
待我回京探望母親和兒子時，有幾件事是我終生難以釋懷的。其一，母親已然是掉進人生苦井裏的人了，她還不忘去為別人解憂。“文革”開始前的1965年，我從大蘆花蕩中勞改隊回家探親。我剛剛邁進大院的門檻，就被外院遲家大嫂攔住。她向我傾吐了我母親對她的真情幫助。遲家大嫂的男人，也是東北某監獄裏的一個勞改犯，她迫於生活壓力靠在胡同口外的商店門前給購物人看自行車來養活她和她的兒子。她兒子非常頑皮。一天她去上班看車，把兒子反鎖在屋子裏，這個頑皮的娃兒，竟然打碎了窗玻璃，從窗子裏鑽了出來，他的臉被尖尖的玻璃碴子剮傷。正好趕上母親帶著孫兒買菜回來，她看見遲家娃子滿臉是血，便讓七歲的孫兒把菜筐提回家裏，她知道此時去找看自行車的遲家大嫂，不僅延誤時間而且是無濟於事的，便帶著遲家娃兒去了附近的隆福醫院。遲家大嫂下班回來，看見娃兒臉上纏著多條醫用繃帶，娃兒告訴她是從家奶奶帶他去看病的。因而，她到我家來感謝我母親時，幾乎跪倒在地，我母親把她攙扶起來，並把剛剛烙好的幾張大餅，塞到遲家大嫂手裏。
第二次回家探親，適逢“文革”高峰時期。盡管從勞改農場騎一輛破舊自行車回到北京城內，我已十分疲憊，但我怕因為我突然回家探親，給本已多災多難的母親帶來什麼麻煩。因而盡管我的兩腿蹬車蹬得已經十分酸痛，還是不敢直接回家，想先到街鄰熟人那裏探個虛實。
我騎車先到了東四人民市場，找到在那兒當售貨員的同院鄰居劉嫂，詢問我母親的情況。她躲開別的售貨員，用最輕的聲音對我說：“你先不要著急回去，等天黑了再回也不遲。你媽前幾天已經被紅衛兵掛上一塊大大的木牌。我晚上偷偷去屋裏看過她，她精神還不錯。”
“抄家了嗎？”
“搜了一遍，好在你家也沒有啥屬於四舊的東西了。”
我不敢在劉嫂身邊逗留，怕給好心的劉嫂招災惹禍，可是夏天天黑得又比較晚，出了人民市場，我沿著小胡同轉了很久，待天大黑之後才偷偷溜進院子。屋門沒有關，我輕輕一推，就進了屋子。真是最知道兒子的莫過於母親，她聽見我的腳步聲，就從裏屋走了出來。垂掛在母親脖子上的那塊大木牌子，與囚徒蘇三頸上的木枷一樣。特別使我心痛的是，那塊大木牌子不是用繩子而是用鐵絲掛在脖子上的。木牌又大又沉，母親的脖子被鐵絲勒出一道深深的溝槽。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用手去摘她頸上的牌子，母親一下撥開我的手說：“不行！不行！”我說：“晚上沒有人來，您怕個啥！”“隔牆的街坊就是紅衛兵，說來就來。你還是少惹一點是非吧！”
我拗不過母親，隻好鬆開手，然後拿來一塊布片，墊在母親的脖子上。這樣可以減輕一點她的疼痛。母親不放心地聽了聽窗外，驚恐地對我說：“沒有打死我，就算阿彌陀佛了——你聽，東院吳家正在打人哩！”
我側耳聽了聽，當真是一片鬼哭狼嚎。剛才我進家時，精神太緊張了，竟然沒有聽見這令人毛骨悚然的聲音。“我看你還是連夜回農場去吧！”母親央求我說，“一旦他們知道你回來了，是會來抓你的。聽媽的話，你看媽沒傷著胳膊斷了腿的，你就放心吧。掛牌子就掛牌子，掃街就掃街，你放心好了，媽挺得過去。”
這時我才發現，我的兒子不在屋裏。母親告訴我，她不想讓孫子看見奶奶這個模樣，所以運動一來，就把孫兒送到姥姥家去了。母親能如此從容而清醒地麵對亂世，使我有些吃驚。從1957年到1966年，她帶著孫子已經苦度了九個年頭了。也許隻有在苦水中泅渡過的人，才有對各種突發苦難的應變能力。我呆呆地望著苦命的母親，淚水立刻盈滿眼眶，我真想把她頸上的那塊反革命家屬的大牌子取下來，掛在自己的脖子上。但是感傷解決不了實際問題，我隻好安慰她：“媽，我一定要陪您過一夜。這麼晚了，沒有人會來找我的。”
“你進院時，有人看見你沒有？”她神色不安地盯著我的雙眼，似乎是想從我的回答中判斷我的話是否誠實，“外院的一家人，有個中學生當了紅衛兵。紅衛兵來咱家搜查時，她是跟著一塊兒來的。”我繼續寬慰母親說：“我是悄悄溜進門來的，沒有人看見。”
這是一個不眠之夜。不要說隔牆吳家的武鬥聲使人不能安眠，就是沒有任何聲音，我也不會產生一絲睡意了。母親死活不肯摘下她脖子上的那塊木牌，我硬是給她取了下來，答應她隻要聽見人聲，立刻再套在她的脖子上。
母親說：“造反的紅衛兵說了，反革命家屬兼地主出身，是不能住在這個院子裏的，要換城裏的無產階級來住。”
我說：“媽，您一切聽他們的，不然會吃虧的。”
“總不會送我回鄉吧？我一個人回鄉還沒啥，可是我走了小眾怎麼辦？他姥姥、姥爺都有病，孩子又正上小學，這不是愁死人嗎！”
“走一步說一步吧。”我滿腹愁腸地對她說，“實在不行，跟著我去勞改。”
“那可不行，他還是個小娃兒。”
我說：“在茶澱有個帶著兒女進來的，還是個北大的助教。”
“寧可我帶著他去要飯，也不能讓他去你們那兒。”母親的口氣非常堅決，“你們倆就這麼一個孩子，到裏邊學不了好。我舍出老命，也要讓他成個有用的人。”
那是一個無眠之夜。雖然我和母親都躺在床上，母親還在對我低聲耳語。她說為了怕惹是生非，把全家族和我兒時候的照片一把火都給燒了。唯有一張我父親在北洋大學讀書時的照片，她保存了下來。她對我指了指她身上的內衣說：“我把它縫在衣服的夾縫裏了——”說著，她對我拍了拍她前胸，“這是留給你和孫兒的，萬一我有什麼……什麼……意外，你一定記住我這件內衣的顏色，裏邊藏著你爸爸的頭像！”此時，眼淚已經無法表達我的悲痛，我拉緊母親的手說：“媽，您比我堅強，我相信您會渡過難關的。”
大概母親想要慰藉我的心吧，她話題一轉，說起兒子從眾，在小學門門功課都不錯，他特別喜歡美術。每到周日休息，便去畫院子裏牆上的藤蘿和花花草草。
我說：“您別說了，睡吧！明天您還要掃街……”
“好。你也睡，明天你還要騎車回農場呢。”
其實我和母親都沒有睡覺，我在為母親的處境而憂傷，她則為我明天回勞改隊而操心，因而不斷用手電筒觀看桌子上的鬧鍾，她不敢開燈，怕驚動周圍四鄰。到了四點多鍾，母親催我立刻回場。我是強忍著悲傷的淚水而走的，因為我的淚水會刺激母親那顆傷痕累累的心。
當我騎車穿過南池子街巷的時候，見到了慘不忍睹的一幕。此時天剛微亮，一群紅衛兵在鬥爭一個躺倒在街心的老太太。瞧那陣勢，是連夜的批鬥會。無論是鬥人者還是被鬥者，神態都已走形。皮帶、鏈條雖然還在對那老太太不停地抽打，但已顯得有氣無力。那被打的老太太，此時如同一隻死狗，看不清她到底還有沒有呼吸。我猜想她還活著，不然那些紅衛兵應該早已散去。為了提高鬥誌，一個男紅衛兵突然喊了一嗓子：“嘿！該你們長頭發的發揮威力了，‘半邊天’不能隻是站腳助威呀！給我上！”
幾個原本站在外圍的女紅衛兵便一起擠上前去。她們沒有打那個老太太，可是卻比用皮帶和鏈條抽打更殘暴，其中一個竟然跳到那老太太胖胖的肚皮上，像是跳踢踏舞似的，在上麵踩個不停。她一邊踩，一邊對那老人喊叫著：“你這死頑固，看你交不交出房契？不交出來就踩死你這老資本家！”我大著膽子探頭看了那老太太一眼，原來那個被鬥的老人手裏死死攥著一張紙，可能就是紅衛兵索要的房契。我不忍再多看一眼，跳上自行車惶惶而去。
歸途中，我想得很多很多。那個女孩，怎麼會想起在老太太肚皮上蹬踩呢？按年紀算，她不過十六七歲，剛開始步入人生花季。老師不會教給她，她的父母也不會告訴她，那麼她怎麼會有這種驚人的表演？《第三帝國的興亡》一書記載，那些以殺人取樂的德國士兵，原本都是十分善良的孩子，可是希特勒掀起罪惡的戰爭，大日耳曼民族狂熱情緒被誘發出來之後，德國人人性中惡的潛能，便被發揮到極致和畸形的地步。踏在老人肚皮上跳舞的那個姑娘，是不是就像那些殺人取樂的德國士兵？與此同時，我暗暗為母親慶幸：她雖然胸前掛著大大的木牌，每天去清掃街道，總比這個老太太麵臨死界要幸運一些。
以上是我第二次從勞改隊回家探親的傷痛記憶。我第三次回家探親時，已發配到山西晉城的一座勞改煤礦。千裏迢迢回京探親時，正是嚴寒的冬天。當時“文革”的高潮期雖然已經過去，但是留在心中的影像，卻超出了前兩次的悲涼。我走進魏家胡同大院母親和兒子居住的三間房舍時，同院的劉嫂低聲地告訴我，街道的造反派已強行讓一老一小——我的母親和兒子，搬出這所宅院，到吉祥胡同一個大雜院去住了。劉嫂是個好心人，她看看此時天已昏黑，便讓我跟在她的身後，出了院門從魏家胡同拐進一條窄而小的胡同，用手指了指一間臨街的房子，告訴我：“就在這兒——”我謝過劉嫂，走到這間隻有七八平方米的屋前時，看見簷下堆放著的蜂窩煤和麻包之類的雜物，我簡直失去了叫門的勇氣。
屋裏的電燈突然亮了，日日夜夜神經高度緊張的母親突然對著窗外喊話說：“誰？”我本想回答母親一聲“是我”，但聲音如同卡在了嗓子裏，無論如何也吐不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