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開了，走出來的不是母親，是我的兒子從眾。他向屋裏高興地喊道：“奶奶，是我爸回來了。”他接過我手中沉甸甸的包裹，走進窄小的屋子。在母親捅開爐火，給我熱飯的瞬間，我的第一個感覺就是兒子長大了，十五歲的他比我高出了半個頭，他立刻從床下掏出一個破木箱，找出一床棉被鋪在床上，並說：“今天這張雙人床睡三個人，冬天擠著點更暖和！”當天夜裏，我雖已疲憊至極，但還是難以成眠。蒼天哪！一老一小何罪之有，非把祖孫倆拱出林木蔥蔥大院的三間瓦房，到這間隻有八平方米的鬥室來生活？我不敢詢問母親，原來裝滿文學書籍的高大書櫥現在到哪兒去了，因為母親知道我愛書如命，我如果詢問母親，等於往她流血的心口再捅上一刀。想來一定是被勒令搬遷時，祖孫倆將其當破爛賣了。真是難為母親了，她背負的心靈重壓，比我在大牆之內所承受的苦難還要沉重，因而我沒有勇氣詢問母親。
唯一給我精神安慰的是兒子從眾的成長。第二天他從抽屜裏拿出一張紙讓我看，我以為是讀高中獲得了什麼獎狀呢，但呈現在我麵前的是孫兒畫的祖母的頭像。那額頭的皺紋，那臉龐的輪廓，就像照片一樣逼真。在我眼裏唯一有點失真的，是兒子沒有勾勒出她內心的悲涼，畫麵上的老祖母反而在啟唇而笑。兒子似乎覺察到了我的心緒，告訴我說：“奶奶帶著我就是這麼活到今天的，在她眼裏沒有邁不過去的坎。不然的話，咱家怎麼能支撐到現在？我又怎麼能成為一個高中生？”
我無言以對了，兒子不僅長大了，而且能體恤祖母的心了，這是我回到八平方米矮屋裏唯一的心靈安慰。當時，我顧不上鼓勵兒子在美術方麵的天賦，一老一小能夠艱難地活下去，我就很知足了。因而這次回家探親，在淒楚悲涼之中，似乎得到了一絲暖意，那就是年幼的兒子繼承了祖母的生命基因，與我當年不知母親之痛反而往母親傷口上撒鹽，有著天壤之別。這就是我幾次回京探望母親的切身感悟。母親堅韌，兒子挺拔上進，讓我在勞改中少了些憂愁和煩躁，靜待中國曆史冰河解凍和蝕月變成一輪圓月之時。
她的無言期盼夠漫長的，一等就是二十年。二十年折算起來等於七千多個日日夜夜，待我和前妻結束囚徒生活歸來時，我的二十一歲的兒子已考進中央美術學院雕塑係，成為一個年輕的雕塑家。我和前妻沒能對兒子盡到一點責任，兒子是在祖母撫育下成長的。兒子告訴我，由於我和張滬雙雙被關進大牆為囚，他沒有資格報考大學，而是到一家工廠當工人，直到“文革”結束之後要為右派改正的55號文件下達，他才報考了中央美術學院雕塑係。這個係當年在全國隻招收五名學生，他是抱著泥塑的祖母頭像去麵試的。是母親淒楚的人生感動了美院教授，還是從眾的美術天賦得到了教授的認同？反正他當年就進了美院，成為雕塑係的一名學子。待我結束勞改生活，從山西回到那八平方米老屋時，那張僅有的雙人床已然空了一半——兒子住進美院宿舍了，我正好接替兒子睡在母親身旁。
淚河哭幹之後的堅韌，沉默中的漫長等待，含辛茹苦的人性瑰麗，知更鳥般的期待黎明……這就是母親的人生。中國曆史上曾有過千千萬萬偉大的母親，但我不知道有沒有承受人生負荷如此沉重的中國母親！
抽屜中的曆史真存
母親的名字叫張鶴蘭。當她駕鶴西飛到天國後，我們清理她的遺物時，再一次發現了曆史賦予她難以言喻的悲涼。
生前，她床頭有一個小桌，抽屜總是掛著鎖。我們過去沒有開過這個抽屜，老人下葬之後，我們打開了它，其中最有分量的是一布袋五六十年代一到五分錢的鋼鏰兒，其他幾乎清一色都是各種糧票、菜票、油票、雞蛋票。我查看了一下，票證中最早的是一張1962年9月的菜票，票麵顏色紅不紅、紫不紫，上邊還標明著“一天”和“過期作廢”字樣。票麵上沒有編號，也沒有印刷日期，但是用眼細看，則可看見一棵隱形的白菜，說明它是用以買白菜的票證。根據年代標誌，我可以想象那個年代的母親，一隻手牽著五歲的小孫兒，另一隻手抱著一棵白菜，從副食店走出來的模樣。
母親逝世一周年之際，那兩代人從美國回到中國為老祖掃墓。我的兒子從祖母的遺物中選擇了幾張糧票和菜票，給我的孫兒們看。孫兒不知道那小小的紙片是些什麼東西，因而他們曾經天真地提問：
“那是中國的郵票吧？”
“不是。”
“那是什麼東西？”
“對你們說不清楚。”
是的，這兩個落生在中國曆史新時期的小人兒，怎能理解那小小的紙片？要讓他們知道那些貌似郵票的小小東西，怕是要講上半天，即使磨破嘴皮，他們怕也無法得知其中的萬一。因為那些看上去像是郵票的東西，可以看作一部始自20世紀60年代的中國史書，也可以看成一幅昨日中國一窮二白的肖像，如果與母親的生活對接起來，還可以解析為母親承受過的生活和精神的雙重沉屙。
孫兒們的天真，深深地觸發了我的感傷之情，它讓我回憶起來，在20世紀60年代我有機會從勞改隊回來探家時，母親從副食店給我買回來一斤粘連著蛋皮的凍蛋。那年月新鮮雞蛋不知道被藏到哪兒去了，那凍蛋下鍋之後，立刻散了蛋黃，就像是一攤黃黃的湯兒，分不清哪部分是蛋黃，哪部分是蛋清。讓我感傷至今的是，我當時不知道被我狼吞虎咽吃進肚子的雞蛋，是我老母親和我兒子一個月的雞蛋供應量。
其中最刺激我中樞神經的，還不是這些清理出來的糧票、菜票一類的曆史遺物，在抽屜的最裏邊，我們翻出來一個紅綢包包，當時我們都以為母親藏著什麼重要祖傳，但是打開一看，竟是一遝子按年份排列下來的選民證。最早的選民證已然紙麵發黃，但是紙麵上潔淨如初。我知道老人在世時，最珍惜這些東西了。那時候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她的兒子和前兒媳雙雙是折進囚牢裏的“階級敵人”，她為此承受的政治壓力沉如磨盤，時刻碾壓著她的靈肉，承受過如此重壓的母親當然會把一張張選民證，當成護身的符咒了。即使這樣，她還是不能自救，在“文化大革命”中，那些代表著憲法的選民證，成了一張張廢紙，但她仍然把它視為珍寶，包在紅綢子包兒裏，一直保存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我理解母親多年的淒苦，因而我複出文壇出版第一本小說之後，立刻把稿費的存折交給她。雖然外人看來這很迂腐，但是我還有什麼更好的辦法來回報母親為我一生的巨大付出呢？從20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我出版的四十九本書的稿費，筆筆我都交到老母親手裏。她省吃儉用剩餘下來的錢，也都在木桌的抽屜裏。此外，那兩本大大的相冊幾乎占據了她的半個抽屜。相冊中的照片除了孫子、孫媳和兩個曾孫在美國工作和讀書的照片之外，還有一張半寸的褪了原色的照片，那是在“文革”期間，她脖子上掛著牌子掃街時，冒著生命危險縫進內衣裏的父親的照片。此時，母親將其放到全家的相冊裏來了。多麼沉重而悲涼的曆史往事。直到我1998年出訪台灣，在高雄的姑姑家中，才從父親昔日一個北洋學友那裏得知：當年，父親原本是機械工程師，在抗日戰爭中武漢失守後，沿長江水路攜重型機械南遷重慶後不久，因不滿國民黨重慶政府在民族危亡時刻的腐敗和暗暗推行的剿共政策，便想與另一個北洋同學計劃借水路北上，投奔革命聖地延安。事情敗露後，父親便被抓進大牢鐵窗，因肺病複發死於重慶監獄。事後，北洋同學為他送葬，埋骨於山區的北碚陵園。
可惜的是，母親雖然知道父親死於國民黨監獄，直到她1995年離世，也不知道父親死亡的具體原因。“文革”年代母親冒著滅頂之危，千方百計保存下來父親的遺像，我有責任讓母親知其內情。因而在我訪問台灣歸來之後，第一件事就是對著書房內母親的遺像，向母親默默陳述父親入監以及埋骨於北碚的經過，以解我心懷的重壓。我想，母親在天有靈一定會聽見兒子心語的，因為母親年輕時帶著我寡居時，她魂牽夢縈的人就是爸爸，直到晚年，她常常拉開抽屜，戴上老花鏡翻看那本相冊，久久地凝視我爸爸的遺像。此時她知曉了爸爸死於監獄的淵源，在九泉之下，也可以解除她一生心裏的問號了。
母親除了凝視相冊中父親的遺像，也常常把視線移到第三代人和第四代人的照片上——她孫兒和曾孫的肖像，這是她自我醫治心痛的精神處方。最後她常常是在淚花閃爍中合上相冊，顯然她是在想念孫兒和曾孫之後，又想起了當年與她在燕山腳下成婚的爸爸。孫子、孫媳和兩個曾孫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離開她的羽翼飛往那半個地球去的。她內心如同被掏空了一半，但是多年的生活磨難啟示她，不能阻攔雛鳥遠飛長空，所以在曾孫臨行之前，她把兩個曾孫拉到她那張木床上一起睡了多天，以享受長長別離前的天倫之樂。可以這麼說，母親的木床和木桌間的抽屜，是她老年精神生活的全部所在，它既是中國曆史的寫真，也當真稱得上是一部人間的“母親字典”。
月季花的無言述說
在我的記憶裏，母親是在四世同堂的家走了第三代和第四代以後，精神開始老化的。過去她上樓下樓從來不拄拐杖，那一年她開始拄上拐棍了。她每天在接近中午時分，都要拄著拐棍下樓走一回。起初，我這個做兒子的，不知母親為何偏偏在這個時候下樓，後來值班室的陳師傅告訴我，母親是去等信的，當然她不是在等期刊編輯部給我的來信，而是眼巴巴地等那遠在美利堅的兩代親人的來信。因而，那相冊裏的照片，至少有一半是母親拿上來的。記得，有一天中午我正在寫作，她突然來到我的寫字間，對我高興地說：“你看看，這是我剛剛拿上來的信，上邊的字我不認識，你給我讀讀。”我接過信來一看，除了照片之外，還有兩張期末考試成績單，我告訴母親，兩個曾孫各門功課成績都是A.她不懂A是什麼，我說就是最好的意思。那一刻，她的眼裏又閃爍出淚光了，這是她晚年流出的歡欣淚水。
母親在承受苦難的年代，是從來不落淚的。在那漫長的歲月中，她的淚腺似乎被曆史熔爐蒸烤幹了，到了她生命的晚年，隨著時代的回春，她的淚腺似又恢複了流淚的功能。她常常在看電視時，為劇中出現的悲情而落淚。好像她昔日的苦難都不是苦難，隻有別人的痛苦才是痛苦。家中走了兩代人，為了解脫母親的寂寞，我常常讓小阿姨把樓裏幾個與她同齡的老人，請到我家來喝茶聊天，她也常常去樓內幾位老人家裏回訪，給沒有牙的老姐妹送去香蕉，給牙口好的老姐妹帶上梨和蘋果。母親有一顆十分善良的心，她說其他老人時下活得還不如她，她該為老姐妹們分憂解難。
她來到這個世界上，除了承受苦難之外，好像就是為別人活著的。即使是家庭生活好轉了以後，她也一直恪守著她那份清貧。80年代到90年代，我和妻子曾先後給她買過幾根質量很好的拐杖，有佛山帶來的禪杖，有雕花的山桃木手杖，她碰都不去碰它們，上樓下樓依然拄著那根漆皮早已脫落淨了的、光禿禿的柳木拐杖。我曾就此勸說過母親，她說那根柳木拐杖拿著輕便，還不惹人注目。她一生不願意拋頭露麵，有時電視台來家裏采訪我，她是絕對躲開攝像鏡頭的，她的生命就像一株無名衰草，沒有鮮亮的色澤，即便是在大地回暖時節，她也不願顯示她的存在。該如何準確地形容我那多災多難的母親呢？柳木在樹木家族中是最易成活並有著抵抗幹旱和水浸的能量，母親的形象就像她手中這根漆皮褪盡了的柳木手杖——過去是，生活好轉了以後還是。因而在母親辭世後，我們把那支疙疙瘩瘩、裸露出白白木茬的拐杖，看得格外有分量。我們把它與母親的其他遺物放在一起，保留了起來。
中國古詩中留下“春蠶到死絲方盡”的佳句。母親把這句詩演繹到了極致，直到她停止了呼吸。母親故去後，骨灰被一分為二。一半留在了中國，另一半被孫兒帶到了美利堅。在火葬母親時，還有一段小小的插曲：孫兒從眾認為祖母在逆境中養育了幾代人，自己卻一無所有，因而特意從美國帶回來一條金項鏈，想讓祖母帶走，以寬慰他思念祖母的心。可是此舉被火葬場工作人員阻攔了，說那不符合火葬條例，而且容易引起許多的後患，如導致火葬工人犯錯誤雲雲。在無法解除那半球的曾孫對曾祖母的哀思和懷念的情況下，從眾隻好用一個骨灰盒，把祖母的一部分骨灰帶上了飛機，帶到美國鳳凰城去了。後來，我從兒孫們寄來的錄像帶裏看到，每到中國的清明時節，我的兒子、兒媳和兩個小孫孫，在那半球都要對老祖舉行祭悼儀式。按照東方人的習慣，先給老祖下跪磕頭，然後把骨灰盒擺在客廳最顯眼的位置，以使東方來的老祖，時刻能看到她膝下的第三代、第四代人的音容笑貌，讓西歸的老祖含笑於九泉之下……但是中國自古對待逝者，就有“入土為安”之說，我和妻子於2006年赴美探親時，將母親留在異國他鄉的另一半骨灰帶回了中國，與母親下葬於龍泉陵園的骨灰合為一體。
為此，兒子和孫兒曾詢問我：“您把骨灰帶回去了，我們在清明如何祭悼老祖？”
我告訴他們，老祖的名字叫張鶴蘭，有一種春天開的花兒叫“望鶴蘭”，因為花的形狀像一隻鳥，別名叫“天堂鳥”。清明節到來，你們就用與老祖同名的花兒祭奠老祖，非常合適。兒媳聽罷立刻到當地花店尋看，歸來後告訴我他們居住的美國鳳凰城，也有這種花兒，隻是英文名字與中文不同罷了。兒孫們說，骨灰帶回中國入土後，每到清明他們就用“望鶴蘭”祭悼老祖。
母親安葬在京北昌平的龍泉陵園，位於一片山巒之腹。京密運河的一泓清波，從山前緩緩流過，山下的一片果園，每到春夏之交桃李爭豔。自從母親故去之後，我和妻子每年清明去掃墓時，也都在鮮花叢中插上幾朵望鶴蘭，不僅因為那花兒的名字和我母親絕對近似，還寓意著家人和母親永遠相守相望。墓碑上刻著我寫下的碑文。全文如下：
吾母張鶴蘭，一生含辛茹苦。吾四歲喪父，吾母曆盡艱辛將吾拉扯成人。吾不幸於一九五七年被劃為右派，母親以春蠶吐絲、杜鵑啼血之堅毅，哺育吾子成才。吾於一九七九年平反回京之後，老母又將吾孫攬於其懷，其博大精神狀若“精衛填海”。使吾及吾子吾孫永世銘記於心。
本來刻在碑上的碑文，是抒發我和兒孫們對老人的情懷的。第二年夏天，母親逝世周年的忌日，我和妻子鍾紫蘭去墓地祭悼母親時，母親墓碑前的幼鬆旁邊，忽然多了兩株盛開的月季花。那兒滿山遍野都是翠柏環繞的白色碑林，唯獨母親的墓碑前，粉紅的月季花開似錦。經詢及陵墓管理人員，才得知花是一位巡墓老人特意為我母親栽下的。那巡墓老人是從碑文上看到母親的事跡，認為我的母親很不平凡，特意為其栽種下兩束月季花。這是我的母親在西歸之後，受到的特殊禮遇，其情其景讓我們感觸良深。為此，我特意找到那位巡墓老人，表示謝意。他說：“我之所以在你母親墓碑旁種上月季，而不種上豔麗的玫瑰，因為月季在夏季月月開花，是百花中最辛勤的品種，此花枝蔓彎彎曲曲，挺像你母親的坎坷人生的。”
時至2012年的清明，那兩株月季正含苞待放。妻子躬下身擦洗母親的陵墓和石碑，我則打來一桶清水，澆灌著陵墓前的幼鬆和月季。之後，我和妻子先後在母親的墓碑前，雙手合十地向母親傾吐心語。我的心語是：“媽！如果人當真有來世的話，我還做您的兒子——童年時我再不會是逆子了，而是自幼就奮發圖強的少年，讓您笑顏取代愁眉。”之後，我向母親的陵墓三鞠躬，對母親表明我的心誌：“媽！我今年雖然已是年近八旬的老翁了，但在我生命的晚年，更要以您為尺，以真為鏡，走完我的文學人生！”
完稿於2012年5月母親節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