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reference_book_ids\":[7071200596837010446,7085661452316445733,7267090239162682427,6833642850618444808,6959122730671164446]}],\"42\":[{\"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42,\"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244,\"start_container_index\":42,\"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239},\"quote_content\":\"《長恨歌》reference_book_ids\":[6943539712799804447,6895687801254185992]}]},\"author_speak\":\"code\":0,\"compress_status\":1,\"content\":\" 古長安，今西安，不僅留下我人鬼轉變期的生命足跡，之後電影劇本《第十個彈孔》也拍攝於西影。西安“白鹿書院”開院時，陳忠實老弟一個電話，讓我三臨西安，並登上“白鹿原”，到原上的思源學院講學。但是讓我最難忘懷的是第四次西安之行，因為此行既讓我撫摸到了中國革命的紅色圖騰並親臨遠古曆史上的黑色鬼穀，更有紀念意義的是，帶我走進紅黑兩界的，不是昔日文學圈裏的朋友，而是身穿過綠軍裝的一位1939年入伍的老兵。
走進紅色驛站
這位老兵不是別人，就是我的嶽父鍾相國。多年來，我的筆墨沉溺於中國知識分子曆史的回眸，常常忘卻對我身旁親友的凝視。比如，對1939年入伍今已九十高齡的嶽父，我隻知道他是獲得過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多枚勳章、離休多年的軍職幹部，並感知老人是個生活低調、嚴於律己的軍中楷模。比如，部隊給他配備了專車，而他常常與嶽母徒步去街頭散步和超市購物。我有時詢問他戰爭年代的往事，他總是對我詼諧地一笑說：“不外是衝鋒陷陣，舍生忘死而已。”對這樣一位前輩，我很難破解其生命中的光環，加上我的筆鋒多年一直抒寫知識分子的人生命運，也就把探索老人的事兒擱置一邊了。
巧就巧在這次二炮工程學院邀請我們到西安後，首先安排我們瞻仰的是“八路軍辦事處”紀念館。這對於我來說，是個極大的誘惑，因為我雖然三次來西安朝聖，登上過古長安的城牆，覽勝過秦始皇地下兵團——兵馬俑——的方陣，並在驪山楊貴妃當年的沐浴之池清洗過身上勞改二十年的汙垢，但對中國革命中的這個紅色驛站，我卻沒有任何機緣光臨，而據中國革命史料記載，從國外來支援中國革命的白求恩醫生，是經過“八路軍辦事處”去往延安的。僅僅1938年春到當年秋，就有兩千八百名熱血青年經過這裏奔向抗日戰場。還有當年文壇中的蕭軍、蕭紅、丁玲、周揚、舒群、賀敬之等，都在“八辦”留下過生命足跡。因而這次能與當地軍人一起來到當年的“八辦”這個紅色驛站，我內心充滿了新奇。
夜宿部隊的招待所。第二天清晨，二炮工程學院派車把我們送到七賢莊的“八辦”紀念館。在車上我就感到老嶽父的神情有些異常——我坐在車的前排，從汽車後視鏡裏，看見老人先是非常興奮，後又似乎用手指在抹眼角，直到我嶽母遞給他一塊手絹，我才得知老人默默地流淚了。文人都是超級敏感動物，我立刻猜想到我們要去瞻仰的這個昔日的紅色驛站，似乎跟老人有著什麼內在聯係。果然不出我的所料，走進“八辦”後，我正在觀看牆壁上昔日革命元老和前輩文人經過這裏的照片，嶽父就被工作人員請進了接待室，我跟了進去，看見嶽父正在接受工作人員的采訪——至此，我才猛然醒悟過來，老嶽父的革命人生一定與這兒有著血肉聯係，不然的話，在來“八辦”紀念館的路上，老人何以會出現精神異常，用手絹來擦濕潤的眼角，剛到這裏，又何以會被請進接待室，接受館內人員采訪。
與老嶽父對話的是兩位女性。一位是館內資料收藏人員，另一位是館內的負責同誌。從他們的對話中，我才知道老嶽父是從這裏穿上抗日軍裝走向革命的。更讓我心動的是，1939年時他演繹出來的參軍故事，有著中國少年的神勇和悲壯。當時他隻有十六歲，是父母雙亡的孤兒，在四川萬縣讀初中時，接觸到該校黨的地下工作者韓克明和李明輝，他不僅從他們那裏拿到一些毛邊紙印刷的革命書刊，還明白了能拯救中國命運的隻有象征革命的那顆閃閃的紅星。當年讓他明白這一點的，除了革命書刊之外，還有武漢淪陷於日本侵略者手中後，國民黨軍隊的潰逃。萬縣地處重慶下遊，在江邊他目睹了逃往重慶的船舶上有潰敗的國軍，更多的是難民，因而十六歲的他，毅然向韓、李請求到敵後去抵抗日寇。
韓、李二人雖然被他要求北上抗日的熱情感動，但告訴他要經過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的審核，讓他在萬縣等待西安“八辦”的接應。但他當即向黨表態：“我想立刻去當一名抗日的八路軍，你們讓我走吧！”
韓、李問他：“眼下雖然是國共合作時期，國民黨在陝川邊境還是有很多暗哨檢查過往行人。四川萬縣離陝西西安有千裏之遙，沒有西安那邊的接應，你小小年紀怎麼去得了呢？”
他答：“我是孤兒，是從小吃苦長大的，在我眼裏沒有爬不過去的山，也沒有蹚不過去的河！”
韓、李看他意誌堅定，兩人商量了一下，破例為他寫了一封致“八辦”的信函，並告訴他把這一紙封函，卷在鋼筆芯中，以防在路上遇到國民黨的暗哨盤查。為了掩人耳目，他倆還特意把陝西某中學的一枚校徽，戴在他的胸前。最後，他倆又叮嚀他兩件事：第一，路上不能閱讀任何革命書刊；第二，萬一遇到意外的險情，寧可將鋼筆芯中的密信吞咽到肚子裏，也絕不能敗露地下黨在萬縣的組織。他立刻向韓、李保證：“絕不辜負黨的信任，我一定千方百計到達西安。”
老嶽父在“紀念館”陳述這段往事時，表情平靜而安詳，穿越幾十年革命風雨之路的他，似乎把少年投身革命的遙遠往事看得十分平常。但坐在旁邊聆聽的我，已開始為之心動，因為無論如何，我也想象不到，影視作品中地下黨發展革命者的故事，竟會在一個十六歲的少年身上發生，而這個人不是別人，竟然是我今日的嶽父。之後他向紀念館述說來西安的艱辛過程，更讓我內心狂跳起來，因為事情遠遠超越了我的想象，比影視作品更有震撼力。他的敘述如下。
“離開家鄉那個夜晚，萬縣小城已是萬家燈火。對於這座美麗的山城，我並無太多的眷戀。我從小在江邊戲水，唯有腳下波濤滾滾的長江讓我有些難以割舍。顧不上脫去外衣，我一頭紮進江裏暢遊，以此告別這生我養我的山城水域。上岸之後擦幹身子，戴正了那枚假校徽並把鋼筆扣緊在校徽下的衣袋上。當我要離開長江之畔時，嚇了一跳，因為我從褲子口袋裏摸出來一個濕漉漉的紙本本，正是韓、李不讓我帶在身上的革命叢書，因為我走得過於匆忙，忘記把它焚燒掉了不說，還帶在奔往西安的路上。為了讓自己永遠記住這次違紀行為，我把那本小書投進了長江的波濤之中，並對著東去的江水傾吐我心中的誓言：‘今後，絕不再有這樣的疏忽——’然後向波濤東去的大江，彎腰鞠了一個大躬，才轉過身來麵朝北麵的陝西而去。
“幾經周折，到達重慶後，我心中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到臨江的長途運輸站，尋覓到一輛開往陝西境內的‘黃牛車’（當地人對長途貨運大卡車的稱呼）。也算是上天憐惜我這個投身革命的少年吧，在天快放亮的時候，我終於找到一輛開往陝西寶雞的大貨車。我看看周邊沒人，便立刻爬上車頂貨物之間的夾縫中藏身。但讓我沒想到的是，貨車司機開車前查驗車上貨物捆綁是否牢固時，發現了龜縮在車縫中的我。我忙跳下車來，向司機解釋，說我是個貧苦的陝西學生，到四川看望親人後便沒錢坐車回去，才偷偷爬上這輛‘黃牛車’。貨車司機是個中年人，借著初升的陽光，看看我學生裝上別著的校徽和鋼筆，不像個‘三隻手’的小偷，便一揮手讓我坐到司機旁邊的座位上去，然後開車奔向了陝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