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她到北京讀書，父親跟隨她一起北上打工。
她從沒有去看望過父親，她亦無法找到他工作的地方。她隻從父親口中，模糊知道他在一個新開發的工地上，做風餐露宿的民工，每個月領了錢，便會定時地打到她的卡上。她也曾想過要去找他，像別的同學那樣，領著他到學校四處轉轉，哪怕，隻是在食堂裏吃一頓簡單的飯。但北京那麼大，去任何一個地方，似乎都需要在公交地鐵上輾轉換乘，所以她想，或許他們彼此，在北京，很難會有見麵的機會。
她知道自己在心底，其實並不希望父親能來看她。盡管她從小敬畏於他，從不曾因為他身份卑微，而覺得難堪或是尷尬。但來到繁華的北京，她總覺得自己似一粒無助的沙子，被海灘上的行人隨意地踩著，又隨時會有被風浪卷下深海去的惶恐和茫然。宿舍的女孩子們都忙著戀愛，跳舞，或奔各式的藝術展。唯獨她，來自寂寞的鄉村，又拙於言辭，在別人已經很快跳上喧囂熱鬧的列車時，她卻被滯留在了孤獨的小站上，眼看著火車載著那歡笑的一群，開往她再也無法抵達的似錦繁花，而她，連呼喚的力氣，都沒有。
她也羨慕常能收到父母包裹或是電話的舍友，看她們故意大驚小叫地在她麵前，將漂亮的衣服、好吃的特產，孔雀開屏一樣地展示給她；或者聽他們在電話裏，溫柔地朝父母撒嬌，聲音如一朵花兒，看似羞澀無比，卻是拿最耀眼的色彩，刺傷了她的眼睛。她們與父母家人遠隔千裏，卻如同近在咫尺；而她與父親，明明都同在北京，卻似遠隔天涯。常有舍友在掛掉電話後，裝作漫不經心地問她，何時你的父母會來看你？她總是模棱兩可地回答說，他們忙呢。
這也是父親曾給過她的理由。他來到北京，隻主動地給她通過一次電話，聽得出是在嘈雜的工地上，借了別人的手機，隻匆匆地說，很忙，記得自己照顧好自己，我會每月給你寄錢。她還沒有來得及問及父親的情況，便聽見那邊有人喊：“55秒了，快掛！”之後電話那端，便隻剩“嘟嘟”的聲音。她記得“話吧”的老板，怪異地看她一樣，那視線裏鮮明的不屑，如一把尖銳的刀子，瞬間插入她的身體。
她一直以為，在北京各個工地間輾轉的父親，除非回家，與她再不會有相見的機會。但沒有想到，她與他，卻以那樣難堪的方式，看到彼此。
是學校社團組織的一次電影展，她的舍友，臨時有事，便讓她在門口，幫忙發放“意見反饋表”，並照顧嘉賓。就在所有票都發完，嘉賓也一一列席，她打算回自己位置上，安心觀看電影的時候，門口突然傳來一陣爭吵。她隨了看熱鬧的人，走過去看，見穿了製服的門衛，正拉著一個明顯是民工的男人，朝外走。到台階處的時候，門衛用力地將男人一推，男人一個趔趄，便重重跌倒在台階下的花池旁。周圍一群同樣衣著斑駁的民工，即刻一哄而上，將門衛拉下去。一片混亂的叫嚷聲中，她漸漸弄清了事情的原委，原來這群在學校建築工地的民工，聽人說晚上禮堂裏有免費的電影，便紛紛湧了過來；被推下花池的那個民工，假說找自己女兒，試圖混進去看。門衛當然識破他們伎倆，幾番爭執，便有了她最初看到的那一幕。
禮堂裏的燈漸次熄滅下去，她轉身要走，背後突然就傳來一聲熟悉的聲音：我就是要找我女兒，她叫陳葉，學外語的。她一下子怔住了。那一刻，她覺得似乎被一根針，給定住了，她想要挪動腳步，卻發覺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勞，而且，愈是掙紮著想要逃脫，心底的疼痛，就來得愈是劇烈。
她最終，在人群的擁擠裏，沒有回頭，迅速地走開去。但當所有的燈熄滅，電影在黑暗中開始，她的淚水，終於嘩嘩地流下來。
再也沒有想到，父親原是離她，如此地近，近到不過是幾百米，便可以從那片喧囂的工地，走到她的宿舍；近到她每天從5層的教室裏，透過窗戶，便能夠看到不遠處的腳手架上，螞蟻一樣忙碌的民工；近到她每天打飯，若是繞一段路，就會看到工地上，在初春的風沙裏，坐在鋼筋水泥上，埋頭吃飯的那群勞作者。
可是，父親卻從來沒有來找過她，直到那天晚上，他喝了點酒，又被保安欺負，在一群民工的慫恿下，終於在禮堂門口喊出她的名字。
她與父親，原都是沒有勇氣的人。隻是，她的怯懦，是因為卑微；而父親的躲閃，則是源自對她，最深的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