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前，新東方一所分校的校長，犯了嚴重的經濟問題，這事兒發生在現在的話，我肯定會把他送進監獄。但當年我沒有那麼做，因為那時候我還沒有擺脫“哥兒們義氣”，出於體恤、寬恕的現實考慮，隻是要求他清退了所挪用的款項。回望過往的創業史，新東方曾經混亂到了崩潰的邊緣，但是我始終認為那時候我與那幫朋友吵架，不存在善與惡的問題，主要是心態的差異、意見的分歧而已。所以那時候的紛爭不存在懲罰誰的問題，關鍵是你要開放胸懷，能夠無限製地寬容他人。但是現在回想對那位分校校長的處理，我確實太過寬容了。我當年的思想認識還比較知識分子化，不像個諳熟法律、善於管治的企業家。我記得很清楚，當年參與處理那位分校校長問題的新東方中層員工灰心喪氣了兩個多月，他們對我的縱容行為感到失望和傷心。“既然你連這樣的惡都不懲罰，那你也就不可能弘揚真正的善，我們覺得跟著你是有危險的”，這就是當年大家對我的批評之詞。
現在，我的認識有所改變，我認為，某些道德敗壞的行為，如果不進行示範性懲罰的話，機構就會崩潰。我給你舉個例子，2008年，新東方一所分校的人力資源部負責人，通過虛開身份證的方式，侵吞了新東方五六萬元。我們起訴了他，2009年8月他被判刑兩年。按照我以前的處理方式，隻要把錢退了，全都一筆勾銷，但這次我決定嚴懲不貸。道理很簡單，在一個組織機構裏麵，如果不對這樣的行為課以重律的話，很可能會對其他新東方員工造成誤導。新東方已經走過了16個年頭，這是我第一次把犯有經濟問題的中層送進監獄。
為什麼非要這麼做？為的是讓新東方的管理更加規範化、嚴肅化、法治化，引導授課教師、經理人階層真正以專業、職業的心態做事情。我覺得這是我從西方公司中學來的管理方法。後來在新東方內部會議上，我說所謂的善，是以有能力懲罰惡為前提的，否則，善就是不可持續的。《論語》講的都是向善與仁德，但是孔子並沒有講如何懲戒惡的行為。很多官員都會背誦《論語》的章節，但其中還是有很多人成了不折不扣的貪官，所以我對肅貪非常支持。沒有規矩的話，文化無法真正得到弘揚，道德也會淪喪。
筆者：新東方的經營團隊、業務團隊，如何達成“自由精神”與“職業精神”的協調？這樣的問題，在你看來是否是新東方最為棘手的管理問題？
俞敏洪：“自由精神”與“職業精神”的契合，確實是我思考比較多的文化和管理問題。做事的時候，我會盡量多地站在對方的角度去考慮問題，繼而向著盡量符合對方期望的方向去作出決定。在新東方的日常管理中，我幾乎從來不用強製性、指令性的詞彙，比如“你必須這樣”、“你照這樣去做”。我經常在公開場合說自己性格比較柔弱，新東方的員工大多都知道，我在處理公司內部事務時權衡得比較多，讓步也比較多，但所謂的柔弱並不意味著我沒有原則，缺乏決斷力、判斷力。有時候我也會因為過多考慮情感因素、現實境況，影響了做事的策略，但做事的原則我是堅定不移的。如果在員工心目中，老板是一副軟綿綿的形象和做派，就很難管理好企業。這些年來，我覺得自己值得驕傲的一件事情是在員工、學生、公眾心目中打造了一個積極、正麵、陽光的個人形象。
自由主義精神是一種思想境界，並非是指行為上的為所欲為、無所顧忌。按照盧梭的說法，“人是生而自由的，無往而不在枷鎖之中”。隻有身受束縛才能跳出最美的舞蹈，這是我在雪地上滑單板時得出的感悟。作為個體，你可以叛逆，但是身處機構之中，你心生太多叛逆那絕對是不允許的，個體的自由不能危及組織的安全與健康。我堅決支持授課教師們的獨立思考、獨立人格、獨立思想，但是，如果放縱8000名授課教師追逐自由化，新東方的存續就會麵臨巨大挑戰。
筆者：如何在總部集權與區域分權之間實現製衡？如何在全國市場的標準化方麵與區域市場的個性化方麵實現平衡？這兩個問題幾乎是所有公司從區域性向全國性躍進時麵臨的共同難題。新東方也曾經一度積極試驗、勇敢改良，到現在為止，有沒有尋找到更好的解決辦法和管理方式？
俞敏洪：目前新東方在全國範圍內擁有43所分校，集權與分權，在新東方是統一的。人事權已經放給了分校負責人，我隻負責各地分校校長的任免。財務權還控製在總部，但是絕大部分經營權已經下放到分校，對分校的要求是必須與總部在戰略、目標、文化等方麵保持高度一致。周成剛是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常務副總裁，43所分校的項目、業務方麵歸他管理；陳向東是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高級副總裁，43所分校的經理人歸他管轄。我把這種管理方式定義為矩陣式管理模型。周成剛、陳向東是我最主要的助手，我負責新東方整體的係統建設與戰略規劃，這種管理模式還會不斷演變，繼續調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