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線城市的布局早已完成，這些年新東方一直在往二線城市突進，二線城市是最需要夢想和教育的地方。二線和三線城市，我們會采取連鎖授權的方式經營。長期以來，我們對連鎖經營非常謹慎，在二線和三線城市的連鎖，也隻是少兒英語培訓、中學課外輔導的品牌授權連鎖，新東方提供資源支持。
早年新東方進行組織體係改造時，我是把總裁的位子讓出去了的，那一時期，總裁辦公會、董事會我參加得都比較少。放權的苦與樂，我都是經曆過的。為什麼很多老板不敢放權？因為他會在心理上產生失落感。關於放權，我沒有猶豫，放權不會對我在新東方的個人形象、個人地位產生任何影響。從長期來看，放權是一種必然，然而放權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強化人才梯隊建設。放權之後，公司要穩健前行，不能因此產生業績滑坡，這是放權的前提。就目前來說，新東方尚處於放權和集權的中間狀態。對於新東方而言，精神上對我的依賴是日見強化，管理上對我的依賴是在逐漸弱化。
筆者：對於細節，你一直非常敏感、格外在意。對細節的過分幹預，是否也會在客觀上造成放權、授權以及宏觀戰略問題的擱置？
俞敏洪：凡是白手創業的人，都會對細節非常在意。據我所知，史玉柱對自己的要求是把網絡遊戲的細節做到“變態”的地步。關鍵的問題是，一旦放權之後，你必須從細節中超脫出來，不要越位去和別人搶權。這種情況以前在新東方出現過，下屬們也因此對我有意見。我已經學會了從具體事務中“自拔”，比如今天在長春召開新東方分校校長會議，我拒絕了邀請沒有過去。如果我去了，我的講話會影響其他高管的決策。
讀EMBA對我沒有任何意義，我手下的高管有博士也有EMBA，財務報表有CFO幫我打理，數據分析有人幫我解讀，我覺得我不需要再沉浸到那種具體的操作與管理中。專業的事情讓專業的人去做，現在的新東方有這樣的財力。我是董事長兼CEO，我的管理應該立足指導層麵，而不是應用層麵。戰略設計不是讀EMBA能學到的，我一直想讀個哲學、社會學、教育管理學、倫理學之類的學位。
新東方如何才能活得好？要做為國家教育拾遺補闕的事情，比如學前教育、課外輔導、英語培訓，這些都是為了和國家教育作配合。
經營企業，如果看不到細節的話，也會很糟糕。問題在於你是插手到細節裏麵，讓係統癱瘓，還是發揮係統的作用，把自己從細節中超脫出來。對我來說，大部分細節事務都能夠超脫了，但假如我辦公室的電燈壞了，我還會自己去鼓搗鼓搗，因為覺得好奇、好玩。
筆者：1993年創業至今，新東方以及你本人經曆了太多的坎坷和磨難。很多與新東方同期甚至更早創辦的教育企業不可避免地成了犧牲品，“周期律”似乎已經成為大多數中國企業的宿命。商業實踐離不開對企業家精神的解讀與鑄就，暗合商業規則的企業家精神尤其重要。你如何定義和理解企業家精神？
俞敏洪：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否有企業意識和企業家精神。創辦並且管理著新東方，我現在越來越強烈地感覺到新東方的管理需要規矩。我對任何宗教都沒有虔誠的皈依，但是我對佛教弘揚的積極向善、期待來世的思想很推崇。當然，我期待的是明天，而不是來世。既然有今生今世在這裏，不就是老天賜予的最好禮物嗎？認真、謙卑、努力地過好每一天，就是我的信念。
在我看來，所謂企業家精神，和劉邦、朱元璋打天下的精神是一樣的，都是要無中生有，拚力闖蕩出一片屬於自己的天地。企業家一定是具備英雄主義情結的。做大事者，必有義氣，必有膽略。企業家之間如果缺乏必要的信任與支持，那也不是企業家精神。襟懷坦蕩的企業家，敢於向公眾坦白自我，勇於向公眾展示個性。王石、牛根生、馬雲、史玉柱，他們都讓我很敬佩。坦率地說，和王石他們相比，我不認為自己是企業家。
企業家就要敢於迎接失敗和責難，敢於麵對公眾對於企業家的抨擊和苛責。仁者可以做不仁之事，不仁者做不了仁者之事，這是我對《論語》中的一句話的解讀。身為企業家，假如你是位仁者，偶爾做了點不義的事情也可以被原諒。但如果企業家本身就是不仁義的，想要“漂白”自己也是一種徒勞。很多企業家內心的糾結，是因為很多事情無法“漂白”。從這個角度來說，我覺得從事教育事業是一種幸運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