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的安特生心急如焚，搖頭歎氣，又無可奈何，他十分不理解這些人為什麼要這樣做。在其他人的建議下，他才火速派人前往澠池縣彙報情況，尋求支持。在縣知事的幹預、調解下，發掘工作得以繼續進行。
安特生和同行的學者對考古發掘工作傾注了巨大的心血，在工地上合理分工、團結協作。他們精心指導發掘的每一個過程，細心觀察、記錄和分析發掘現場隨時出現的情況。有時，為了弄清楚其中的一個小問題，工作人員幹脆就吃住在工地。幾天下來，一些人的下巴尖了，衣服也變寬鬆了。
閑暇時，安特生還對村子周圍的地質、地貌和地層情況進行細致考察，不時獲得意外的驚喜，采集到一些岩石和古生物標本。同時，他還在當地收購了一批散落村民手中的古代遺物。
12月1日，發掘工作全部結束，曆時36天。發掘人員先後開挖17個發掘點，陸續出土大批陶器、石器和骨器等珍貴遺物，分裝為11箱運往北京。看到這些被精心整理的東西，當地人的臉上寫滿了疑惑，這些東西有什麼用啊？你看那個罐子，表麵那麼粗糙，都能看見裏麵的沙子，還不如花幾毛錢從市場上買的漂亮。還有那個石塊，倒是被磨得烏黑發亮，這能砍東西？真是個笑話……這些在他們眼中明明派不上一點用場的東西，居然就是這麼多人起早貪黑數十天的成果！
發掘結束時，安特生等人還在村民王德全家的地界上樹了一個木牌，以示保護。
12月3日，辦妥各項事宜後，安特生等一行人返回北京。
這個有著金黃色頭發、身材高大的洋人，非常和謁可親。不論是同來的工作者，還是參加發掘的當地民工，他都一視同仁。安特生有時給大家講點小故事，引得人們哈哈大笑，不光是因為故事的內容，更主要的是這個洋人的蹩腳漢語！安特生不明所以，還經常在自己的同伴麵前賣弄那幾句剛剛學會的“當地方言”。安特生從北京過來時帶了一架照相機，當地人、尤其是小孩子們對這件稀奇的洋玩意充滿了好奇，不時的想伸出手摸摸，他卻並不阻止。安特生成天價把相機背在身上，隨時記錄著工地上的每個細節。閑暇時，他還當起業餘攝影師，給村裏的新婚夫婦拍合影、照全家福。可把這家人給樂壞了，都過去大半輩子了，老兩口還從沒見過自己在照片裏的樣子呢！老外身上的口袋也隨即被主人大把大把的瓜子、喜糖塞得鼓鼓的！
在村子的“福音小學”裏，安特生忙完一天的工作，還經常用自己的手搖留聲機給當地村民們放“洋戲”。這時候，四裏八鄉的人們總會相約到來。這一個小小的機器真是神奇，隻要不斷地用手轉動，就會有聲音傳出來，還那麼好聽！這個洋人，總會有那麼多新鮮玩意！
安特生被村民們親切地稱呼為“安牧師”、“老安”，受到大人、小孩的歡迎。時至今日，許多美好的回憶仍在當地傳頌。
12月份的北方，已是天寒地凍的嚴冬。路邊的小草枯黃一片，樹上僅剩的幾片枯葉，也在寒風中瑟縮著身子。回到北京的安特生，全然不顧及這些，立即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對遺址出土古物的整理中。麵對著眼前大批的古物，他和他的助手們格外激動。安特生不時拿起那些石斧、石刀、石鏟，學著古代祖先使用工具的樣子；又拿著大塊彩陶片，在白紙上仔細地畫著上邊的圖案。他根本沒有想到，在古老的東方會埋藏著這麼豐富的遺物！正如他在一部著作中描述的那樣：如果與歐洲相比，凡是在那裏發現的重要器物，在河南的各處遺址中都能找得到。
然而，安特生不會想到，這次發掘將令他喜憂參半！
四、成也“西來說”，敗也“西來說”
在農商部的辦公室裏，小火爐上的水壺騰騰地冒著白色的蒸汽。屋外，呼呼的北風拍打著窗戶。安特生坐在辦公桌前，聚精會神地注視著麵前高矮、胖瘦各不相同的幾件陶器，有些還沾著細細的泥土，顯然沒有來得及清理。安特生不時比劃著手裏的一個放大鏡，他希望這個東西能幫得上忙，可以從中發現點什麼。旁邊的一張桌子上，鋪滿了稿紙，上麵用鋼筆畫滿了一些奇形怪樣的符號。
一直以來，關於這些陶器的幾個問題始終令他百思不得其解：這麼精美的陶器，到底是怎麼生發出來的？是哪個民族創造了它？它是本生，還是外傳？它的發源地又在哪裏……安特生的眉毛漸漸凝成了一個疙瘩。
忽然，辦公室的門被人推開了，一個戴著棉帽、穿著棉袍的人走了進來。這個人一進屋，趕緊關了門，徑直走到辦公桌前。來人一邊熱情地打招呼，一邊迅速從懷裏掏出一些紙張，遞給安特生。來人不是別人，正是安特生的助手劉長山，也就是發現這些陶器的第一人。他的到來，不知道會給安特生帶來什麼樣的信息。
安特生先請劉長山坐下，然後就仔細的翻閱起這些爬滿字母的紙張來。這是一份關於中亞地區的考古發掘報告，上麵提到的遺址中也有彩色陶器出土。安特生眼前一亮：中亞地區有彩陶，中國的河南也發現了彩陶，那麼二者是否存在著聯係呢？安特生不禁陷入了深深地思考。
經過一段時間的反複對比、研究，安特生逐漸發現，中原地區的彩陶與中亞土庫曼斯坦的安諾及東南歐的特裏波裏等地的彩陶有許多相似之處，很可能出自同一源；中國的彩陶在年代上晚於巴比倫等地的彩陶，製作時間上也在中亞與東南歐之後，因此中國彩陶有可能來自西方，這個地區的文化也可能是從西方傳播過來的。這就是著名的“中國文化西來說”。
由於它是以考古發掘的實證來說話，因此這個學說在當時具有更大的衝擊力。
從專業角度來說，安特生僅僅是一位地質學家，對考古學隻是熱愛，他本身並不熟悉田野考古發掘的操作程序。而當時，中國的田野考古還處於萌芽狀態，也沒有出現可以參考和依照的有效方法。因此，在對仰韶村發掘時，安特生就是參照地質學的工作方法，以地層的水平深度分析取樣，而不是以文化自然堆積分層收集遺物。這樣，他就不可避免地把早期文化和晚期文化混為一體，從而沒有辦法弄清楚仰韶文化的內涵及遺存的先後順序問題，以至於出現了“彩陶文化”，“單色陶器”早於“彩色陶器”等非常模糊的概念。
事實上，安特生並沒有就此罷休，有一個問題一直讓他耿耿於懷：那就是假如中原的彩陶是從西方傳入的，那麼就必然會在通向中原的甘青地區留下傳播的遺跡，他還設想西方的文化應該通過絲綢之路和草原之路兩條道路向東傳播，那麼這個文化通道真的存在嗎？
為了驗證這個假說，1923年，安特生決定到甘青地區的河穀地帶去尋找史前的文化遺址。5月，在中國地質調查所的支持下，安特生攜帶各省省長的親筆信，寫有漢、蒙、藏3種文字的護照和10名護送的士兵，沿著黃河一路西上了。在蘭州，一個小攤販上裝著煙葉的舊彩陶罐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得知這件彩陶來自臨洮後，安特生一行就沿洮河而行，先後發現了馬家窯、齊家等遺址，出土了大批陶器、石器等。
這次考察之後，安特生發現，甘肅彩陶比中原彩陶要發達得多，但甘肅境內的比較早的彩陶文化中缺乏某些中國古代文化的典型器物，如陶鬲等。如果甘肅彩陶文化是從中原發源的，不應該出現這種現象。他據此推測彩陶來自西方。於是，1924年，他在《甘肅省的考古發現》一文中提出中國文化是在新疆地區生長起來的，並從西方受到影響的觀點。這個觀點又一次在學術界引起了大爭論。一些東西方的學者基本上否定了他的假說。
一年後，安特生又在《甘肅考古記》中肯定了彩陶及一些農業技術是從近東起源的，並沿新疆、甘肅傳入河南，河南仰韶是自成體係的文化。隨著研究的持續推進，1943年，安特生出版了《中國史前史研究》一書。他再次修正自己的看法，得出了仰韶彩陶與近東無關的結論，這也意味著他徹底拋棄了“中國文化西來說”。
然而，在民族主義情緒極端爆發的年代裏，人們卻把安特生當成一個有種族偏見的帝國主義禦用學者而大加批判，將其與其他一些“竊寶者”相提並論，這對他而言不能不說是一種誤解。
其實，安特生考古發掘所引發的爭論，隻是“中國文明起源說”的一種呼聲。關於這個問題，國內外很早就出現了不同的聲音。
五、“西來”還是“本生”
早在17世紀，也就是中國的明末清初，一大批耶穌會傳教士相繼來到中國，利瑪竇是其中知名度最大的一個。還有一位，也許大家不太知道，叫做基爾什爾（A.Kircher），是個德國傳教士。他癡迷於曆史文化，尤其是埃及、中國等國家的古老文明。在中國的幾年間，基爾什爾深入過許多地區，也對中國的古老文明進行過不同程度的考察，有了一定的認識。他發現，埃及和中國的古文明存在著許多相似之處，但是它們之間的關係卻一直讓他百思不得其解。回國後，與朋友們的一次偶然聊天，使他靈光一現，思路豁然開朗。其後，基爾什爾在他的著作《埃及之謎》（1654）與《中國圖說》（1667）中首次提出：中國文明出於埃及。他認為，《聖經》所載閃的子孫率埃及人來到了中國。約半個世紀後，他的觀點受到法國阿夫朗什主教胡愛（Huet）與法國漢學家德經（Joseph de Guignes）的支持。由於這個學說主要發端於歐洲，尚未波及中國，因此並未在國內引起什麼反響。
清朝末年，中國的大門被逐漸打開，她的神秘、富麗堂皇吸引了越來越多的藍眼睛。同時，歐洲考古界對近東地區進行了大量發掘，成果卓著。在此基礎上，一個叫做拉克伯裏（T. de Lacouperie）的法國人，大膽提出中國文明源於兩河流域古巴比倫文明，即“中國文化西來”。其盛行一時，並得到了部分中國學者的支持。
不過，仔細審視不難發現，拉克伯裏的觀點，顯然是受到當時歐洲流行的文化傳播學派有關理論的影響。按照文化傳播學派的解釋，人類文明的發生發展是從一個從中心向四周不斷擴散、傳播的過程，世界各民族的文明與這一“中心文明”都存在一種親緣關係，也即文明起源的一元論觀點。至於這一“中心文明”具體何在，學者們則意見不一，有的認為在埃及，有的認為在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值得注意的是，隨著西方殖民主義勢力向世界各地的擴張，文化傳播學派關於世界文明的單一起源論就變成了“西源論”，即認為亞非拉等非西方地區的文明或多或少是受到西方早期文明“啟示”和影響的結果。這顯然不符合發展的實際，具有很大的片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