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初年，伴隨著民族意識的逐漸增強，國人對“中國文化西來說”進行了全麵檢省。首先，他們認為學者們之所以信從“西來說”，主要依據的是中國古文獻《山海經》、《穆天子傳》、《列子》、《路史》等。客觀而論，這些著作全都“荒誕不經”，神話成分大大超過曆史成分，其可信性值得推敲。其次，當時缺乏考古資料的實證。“五四”時期，求學海外的丁文江、翁文灝、李四光等一批古地質學、古生物學、古人類學學者紛紛歸國，中國近代考古學蹣跚起步；許多國外學者如安特生、桑誌華等人對中國河南、內蒙古、甘肅等地進行了一些考古發掘，獲得了中國史前文化的第一手資料。這些最新的考古信息很快被學者們掌握，成為反駁“中國文化西來說”的有力證據。再次，漢字與古巴比倫楔形文字，在筆畫及其他方麵有很大的區別。第四，文化人類學的觀點逐步得到肯定。
進入20世紀後，文化人類學在歐美興起。持這一理論的學者普遍認為，由於人類生理與心理的一致性，不同民族不同地區的人們發展到一定的社會階段，需要某些生產生活技術的時候，這些技術成果就會在兩個或兩個以上毫不相幹的地方一次又一次地被發明出來。各民族古代文明的某些相似性，隻能證明人類在適應自然、改造自然這一點上具有共同的思想與能力，而不能說明它們是相互彼此影響的結果，更不能說明就是一個“中心文明”向四周擴散的結果。在解釋人類文明起源的問題上，文化人類學的上述觀點，顯然比文化傳播理論更具說服力。
20世紀70年代，前蘇聯學者瓦西裏耶夫在《中國文明的起源問題》，又提出“中國文化源於中亞說”。他認為，中國早期和古巴比倫在諸如天文曆法、科技發明、語言文字、政治製度、曆史傳說等方麵存在著許多相似之處。他還推斷，公元前2282年左右，生活於兩河流域的閃米特人的一支——巴克族，在其酋長奈亨台（中國人傳說中的黃帝）率領下東遷，從土耳其斯坦經喀什噶爾、塔裏木河到達昆侖山之東方（中國古籍記載中的“花園”），後一部分經葉尼塞河到達黃河源頭，發展成為日後的漢族；另一部分則與藏西北當地民族融合。這一結論，與中國史家的傳統看法大相徑庭。著名考古學家許順湛先生對中亞與中原所發現的典型材料進行了比較，並結合碳14所測年代，有力地批判了這種觀點。
他把特裏波列文化與仰韶文化做了一個比較，指出前者發現有房屋建築，有的房屋麵積達300平方米，個別地方還流行2～3層的樓房。地坪曾經過焙燒，然後再塗上顏料。房屋內有泥爐灶、泥長凳、泥土炕和泥供壇等。發現的糧食有小麥、大麥、粟三種。家畜動物有牛、羊、豬。工具類有紅銅斧、紅銅錐子、石鐮、石鋤、石斧等。出土的陶器全是平底，有梨形器、小陶碗、瓷蓋等，彩畫顏料為紅、黃、白三種礦物顏料，最常見的花紋是螺旋線紋。從這些典型的材料可以看出來，特裏波列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彩繪螺旋線紋在仰韶文化中沒有出現過，所使用的彩繪顏料也與仰韶早期不同。仰韶早期的陶器以圓底為大宗，發展到晚期時平底器才占了主導地位。仰韶時期沒有發現農作物小麥和大麥，以及紅銅斧之類的器具。
特裏波列文化屬於銅石並用時代，時間在公元前3800年至公元前2300年。而我國的仰韶文化，以仰韶文化的半坡遺址為例，碳14測定為公元前4700年，比特裏波列文化早期還要早900年，較其晚期要早2400年之久。這一切在時間上也得到了證實，當仰韶文化在黃河流域大放異彩的時候，特裏波列文化還沒有產生；在仰韶文化發展到中晚期時，它才出現在人類社會。晚期的特裏波列文化不可能是仰韶文化的祖族文化，這一切就不言而喻了。
安諾文化的時代為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上限與仰韶文化基本相同，下限約與中原龍山文化早期相當。考古發掘資料表明，安諾文化的居民屬歐羅巴人種東地中海類型，而仰韶文化的居民則屬於蒙古人種東亞類型或南亞類型。同時，安諾文化的陶器形製和紋飾等都與仰韶文化大相徑庭，二者根本談不上淵源關係。
20世紀末，蘇三女士再次提出中國文化起源於中東：“全球文明主要發源於今天的北非、阿拉伯半島及兩河流域，實際上就是俗稱的‘中東地區’。如果把它比喻為‘文明的子宮’，而處於東方的中華文明則是人類文明的一個‘宮外孕’，就是說中華文明實際上是一種‘轉載’文明，是由西而來，它的真正源頭在中東。來到中國的紅海沿岸的古埃及人或以色列人構成了中國的夏、商、周文化，中國漢人主要是這些人的後裔。”
在其所著《向東、向東、再向東——〈聖經〉與夏、商、周文明起源》一書的封底印有如下提要——“夏後朝”由亞伯拉罕後妃Hagar（夏甲）在大約4000年前建立。“殷”由“紅色”的以掃與其妻Judith（簡狄）在大約3800年前建立。“周”就是“Jew”（猶太人），其主要建立者為以色列12支係中的“但”家族。黃帝可能是3700年前統治古埃及的約瑟，簡狄應為其伯母。《向東、向東、再向東》一書，是蘇三根據《聖經·舊約》進行的詮釋與解讀。她認為《聖經》中除創世紀是神話外，其餘都是嚴肅的猶太民族宗譜記錄。從《聖經》上的記載可以分析出，猶太族在形成初期曾向東方進行了三次大規模的移民，第一次向東是到印度，第二次向東是到中國，第三次向東是到北美。不過，蘇三女士的論證大部分都是從人名地名的音、義近似上所做的分析和猜測，並無過硬的物證，因此，隻能稱作“猜想”。
蘇三女士還提出，地球上的早期人類一定是選擇在南北回歸線一帶居住，因為那裏溫度適中，宜於早期人類的生存繁衍。生活在東北非一帶的先民，肯定選擇在阿拉伯半島與兩河流域一帶定居。但由於人口增加導致過度放牧與墾殖，再加上公元前9000年後全球氣溫升高，地中海東部變得越來越幹燥（有氣象學資料證實），於是環境惡化、沙漠出現，先民的生存環境變得惡劣，不得不進行部分移民。這就是由中心向四周開始的文化傳播。
蘇三猜想的傳播路線與基因人類學描述的人類遷徙路線不謀而合，但兩者在時間上有巨大差異。以中國人的由來為例。
中國人自出非洲後，一路基因變異的順序如下：M168—M89—M9—M175—M120，其發生、經曆的時間大約距今5萬～3萬年前。而蘇三認為進行東遷的年代發生在距今4000年前。也就是說當時外遷所到之處，都是已經有土著居民存在，這些外來者難道是因為攜帶了先進文明而被當地人接受了？或是征服了當地人而定居下來？
蘇三的猜想較難為人接受的另一點是閃族人特有的習俗——割禮，閃米特人的男童在10歲時要割去陰莖上的一段包皮，以防止包皮過長而致疾病。此習俗在其他民族中都沒有。如果中國夏商周三代王族中有閃族人，為何這一高貴習俗在中國了無痕跡？再有，夏甲如為夏朝國母，豈非與阿拉伯人的傳說矛盾？因為阿拉伯人也自認為是亞博拉罕（阿拉伯語翻譯過來為“易普拉欣”）後妃夏甲的後裔，阿拉伯人與猶太人同屬閃族，習俗亦大體相同（行割禮，不食豬肉）。
看來，“中國文化西來說”很難站得住腳。
中國文化既非“西來”，那麼它又是如何產生的？早在“五四”時期，人們在否定拉克伯裏“西來說”的同時，就鮮明地提出中國文化為“獨立的”、“自創的”。朱逖先認為，從《國語》、《孟子》、《史記》、《吳越春秋》等書記載來看，伏羲、神農、顓頊、帝嚳、堯、舜、夏、商、周等君主，他們的生長、居住、埋葬都在中國境內，因此，中國人種生發於此範圍內。梁啟超在一次講演中也說：埃及、小亞細亞、希臘、印度、中國為世界文明的五大發源地，但前四者彼此間有交流，唯有中國因山海阻隔，與周圍文明並無交流，其文明全然為“獨創的”。陳嘉異也認為，西方文化大多襲取他人，互相效仿，而中國文化則是本族人民自創，沒有受到外族的影響而發生改變。這在當時民族意識最初覺醒的年代裏，受到了大多數人的擁護。
隨著中國境內考古發現的增多，一些學者在本土說的基礎上又豐富了各種學說。20世紀三四十年代，傅斯年先生提出了東西二元對立說。這個學說，簡單說來，就是認為中國東西部屬於不同的文化係統，也就是所謂“夷東夏西”。到了50年代，又出現了一元說。也即說，中國的古代文明首先在中原地區發展起來，然後逐漸擴展到其他區域。到80年代，多元論逐漸占據主導。
所謂多元論，就是認為中國史前文化既不是外來的，也不是從國內某一個中心向外傳播的，各地史前文化是在適應當地條件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們通過直接或間接的關係相互促進，相互影響，或多或少都對中國古代文明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考古學上的資料展示給人們，生活在中華大地上的56個民族的先人們，由於他們生存的自然環境不同，在獲取生活資料時的方法也存在差異，其生活方式和創造的文化性質也不可能相同，這是事物發展的自然規律。20世紀70年代，蘇秉琦先生根據已被命名的考古學文化類型，提出了中國考古學文化區係類型學說。全國共分為六大區係，即以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為中心的北方，這裏有紅山文化和富河文化；以山東為中心的東方，這裏有大汶口文化和龍山文化；以關中、晉南、豫西為中心的中原，這裏有仰韶文化和河南、陝西龍山文化；以環太湖為中心的東南部，這裏有著名的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以環洞庭湖和四川盆地為中心的西南部，這裏有著名的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和蜀文化；以鄱陽湖——珠江三角洲一線為中軸的南方，這裏有石峽文化等。華夏大地上原始社會的遺存星羅棋布，隨處都能看到先民們活動的足跡，他們創造的原始文明猶如燦爛的群星，點綴在中華大地的沃土上，而誕生於中原地區的仰韶文化則是中華文明的主要淵源之一。這個現在看起來很平常的理論，是在六十年代以來考古大發現的基礎上形成的。它使人們能動地看待中國古代各文化區的相互作用和關係，否定了中原一枝獨秀的學說。
不過，不管是“西來說”還是“本土說”，都需要更多的證據來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