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2月，經陳某策劃，一個秘密的冒險計劃開始實施：即刻以葉、李、陳三人組成一個國際期貨運轉操作小組，先用該進口公司的名義與美國P公司簽訂了參與期貨交易的有關文件，隨即在美國紐約某銀行建立賬戶。經商議決定：動用該賬戶的期貨保證金要由葉、李、陳三人中的兩人同時簽字方能生效。至於其他經營業務，可以由陳一人獨自決策。案發後，查閱葉、李、陳三人訂立的《轉移資金授權書》，發現一個極容易鑽的空子：交易所“在任何時候，無須事先通知就可將資金從調節商品賬戶轉移到其他賬戶，具體可以事後用書麵通知李、陳兩人。”
為了使陳某能賣力為公司工作，葉、李二人特為其在新園大酒店包租了一豪華寫字間作辦公室。該寫字間月租金為9000元，內設有電腦、國際直撥電話等現代辦公通訊設備。就這樣，陳某開始獨自一人操縱著海外公司期貨公司交易的大權。
經過短時間的“精心準備”，葉振忠聽從李、陳的謀劃，在1988年4月，將那批鋁錠投進國際期貨市場。為使此項工作能較順利開展，葉振忠奔走於深圳市經濟發展局、外彙管理局和其他相關政府部門，很快便辦理好了參與期貨交易所必需的文件和手續。5月5日，葉振忠拿著外彙管理局的批複，從中國銀行深圳分行分批付出貸款200萬美元作為期貨保證金存人公司在海外炒期貨的賬戶上。
盡管市外彙管理局在辦理該進出口公司和海外公司的批複時強調：“彙出的外彙必須專款專用。”此筆款項“隻限於用作複出口鋁錠期貨交易保值，交易完畢後，要及時將資金調回國內”，“不宜搞專門買空賣空的期貨交易活動”。但葉、李、陳等人卻是“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他們憑著自己的膽大，毫無顧忌地跨過了前述規定：他們手中僅有1825噸鋁錠，卻在期貨市場中賣出26000噸，由此造成的虛位空錠多達24175噸。由於到期供不出實際現貨，葉振忠等人隻好用保證金作衝抵賠償。因上陣決定草率，第一筆期貨交易便給公司造成300多萬美元的虧損。
眼見第一筆期貨交易白白丟失300多萬美元，葉振忠為迅速彌補損失，在陳某的鼓動下，同意擴大經營範圍，空炒鋁、銅、鋅、金銀、外彙、棉花、大豆、石油、食糖等多個品種的期貨。
可是，再次出師不利，僅1989年春節期間為一樁銅材的期貨交易，葉總的公司又損失掉800萬美元。這猶似一次大賭博，越輸越想贏回。葉總再次聽從陳某建議，在缺乏鋁錠現貨的情況下，幹脆“以鋅換鋁”。可是期貨市場進入者須得先交保證金。這筆錢從哪裏來？一急之下，葉總想到了自己的妻子，向她借錢救急。
葉總之妻黃美賢是深圳市免稅商品供應公司的總經理，一見葉總呼救，她便立即伸出救援之手。為了避違紀嫌疑。她先讓自己屬下公司與丈夫屬下海外公司簽訂合夥經營期貨生意的假“協議書”；然後便以免稅公司進貨為名，利用開具給免稅公司的假發票，蒙騙市外彙管理局，輕易將500萬美元彙出境外。資金一到境外，黃美賢即刻便將其中的400萬美元轉到他丈夫在美國炒賣期貨的公司賬戶上。然而，這一著也未能圓葉振忠的美夢。到1989年8月，不到3個月的時間，黃美賢為救丈夫劃出的400萬美元已全部虧空流失。而她自己留的那100萬美元，也因使用不當，同樣流失幹淨。
麵對“賠了夫人又折兵”的慘局，葉振忠曾有過懊悔，但他並不善罷甘休，他發誓：非贏個大盤不可！可這幾個月的實際運轉結果是葉總總虧空已達1200萬美元。
正當炒期貨屢屢失手的葉振忠在為上千萬美元的流失而惶惶不安之季，他又接到了期貨交易所的明白告示：“貴公司所屬的海外公司賬上已無剩餘資金，請馬上追加保證金，如果不馬上補足應交的期貨保證金，我們將向國際法庭起訴，追訴罰金。”
麵對這最後通牒，葉振忠便慌了手腳。在此之際，李某獻上一策：國家儲備局正委托該進出口公司代購矽鋼片，已彙入800萬美元，何不先動用一下該款，以解燃眉之急？葉總一聽，馬上叫李某策劃辦理，很快他們便編造了一個理由，騙取了主管部門的同意，將其中的300萬美元直接彙人到在美國的公司期貨賬戶上。對那餘下的500萬美元，葉振忠也沒用來替國家儲備局購買矽鋼片，而是交由李某所在海外公司使用。李某拿到這筆錢後迅速購買了大批棉花，準備加工成棉紗出口，以賺一筆大錢。可沒想到國家很快實行了對棉紗銷售采取保護價格的限製，這樣一來，不僅賺頭不大，銷售也日漸困難。結果，這批積壓的幾百萬美元的貨物隻好困守在海外公司的庫房裏……
在1988年5月至1989年8月期間，葉振忠屬下的海外公司先後21次向美國紐約化學銀行彙出期貨保證金，總計達3066.62萬美元，以上款項除已經彙回中行深圳分行1222.94萬美元以外，截止1991年9月為止，期貨賬戶上僅有餘額1.2萬美元，也就是說有1842.48萬美元，加上銀行利息521萬美元，總計2636.48萬美元，經葉振忠等人的國際期貨買賣折騰，竟像打水漂似的在短短的時間內便消失得無影無蹤。葉振忠以為天上有餡餅掉，上了陳某等人的大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