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有了調官不赴、程門立雪的故事，就足以令他名垂千古了。乍看起來，程門立雪似乎更親切一些，慧可的故事太過殘酷了。但是，如果真正對禪宗有所洞悉，回望這兩個故事，便“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萌芽於晚唐，成之於兩宋，大盛於明朝的理學--也就是新儒學，原來本是發端於禪宗的啟悟啊！
追根溯源，我們在早、中期的理學大師們身後，總能影影綽綽地看到一些偉大禪師的身影。幾乎所有的理學大師或是在禪師的點化下自己有所體悟，或者幹脆從禪宗公案、語錄中擷其精華而為己有，自詡為創新之見，並以此為資本自立門戶。梁啟超先生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唐代佛學極倡之後，宋儒采之，以建設一種‘儒表佛骨’的新哲學。”
現在，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程門立雪”，可以肯定，是在模仿慧可求法的故事而產生的。翻開楊時的傳記，可以看到這樣的記載：“一日見程，頤偶冥坐，時與遊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從中可以看到三點：其一，既然是“侍立”，即隨時準備聽候吩咐，那麼，應該是站立在距離程頤不遠的地方；其二，程先生僅僅是偶然冥坐，也就是打盹，或者冥想，總之時間不會太長，除非人工堆雪，否則怎麼會雪深達一尺？其三，文中的“門外雪深一尺”，原意是在說明、形容時間過了很久，兩位學生為等候老師醒來，始終不肯離去，而不是說他倆站在門外。
楊時死後諡號“文靖”，謝應芳的懷念詩寫成了：“卓此文靖公，早立程門雪。”
再到程氏徒孫輩的、集理學之大成的朱熹，又在此基礎上演變成了更加合情合理的“程頤睡午覺，楊、遊門外立”。
理學的許多語錄、學案，都是這樣從禪宗典故套用、模仿而來的。其實，套用也好，模仿也罷，都算不了什麼。佛、道、儒三家，本來就是相互影響，互相取長補短，共同發展的。就說禪宗吧，它早已經不再是純粹的印度佛學，它之所以能在中國這塊古老的土地上生根、發芽、壯大，是因為它與源遠流長的華夏傳統文化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因此，反回來，禪宗對理學有所哺育，應該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了。但是，不正常的是，正如梁啟超先生所說：“既采用佛說而損益之，何可諱其所自出，而反加以詛詆？”
如同小偷總是避開自己“光顧”過的地方，又似現代許多大富豪對自己最初的發家史諱莫如深一樣，理學家們對自己的“乳源”有所避諱，也可以理解。至於他們反過來對禪宗進行攻擊，也可以看做是提前防衛。問題的關鍵是，理學家學禪由於缺乏慧可大師斷臂求法的勇氣與恒誌，所得到的僅僅是禪的皮毛。所以，他們的東西，似則相似，是則不是，甚至是比虎畫貓反類鼠。難怪我們看到的理學家骨頭裏都往往缺乏禪者的機智、敏捷、自然、灑脫、大度、磊落。
心語
慧可斷臂與玄奘西行，是古人舍身求法的典範。是什麼神聖的信念，讓慧可毅然斷臂？是何等堅定的意誌，支撐著五天四夜滴水未進的玄奘走出八百裏沙漠？毫無疑問，是信仰。
說起來，人是肉體與性靈的完美結合，所以除了物質滿足、精神需要外，還有更高的性靈（靈魂）追求。當人的物質、精神需求得到基本滿足後，必然會轉向性靈的探索。
這些年，雖然物質條件、精神生活較之以前有了極大改善，但多數人並不覺得滿足，反而在忙碌中普遍感到迷茫、困惑、焦慮、不安。究其原因，主要是信仰危機。由於信仰被誤導，許許多多人成了“拜物教徒”，以為金錢萬能，可以換來一切，聲色犬馬，浮華奢靡，暴殄天物……似乎人生一世，就是為了攫取財富而來。於是，不少奸商使詐，很多官員貪腐，變成一頭頭瘋狂吸金的怪獸。也正是由於信仰缺失，道德的底線不斷被拉低，使得近年來醜惡之事層出不窮。
人生一世，隻有幾十年光景，世界很大，我們很小，如何使人生真正通達愉悅？讓無力者有力，讓悲觀者前行，唯有內心的信仰。事實證明：一個人信仰空虛，很容易造成心理紊亂與疲憊；反之，則人生充盈。即使在逆境，也樂觀充實，擊水千裏，最終取得人生的成功。
3.心中的欲念綁著你
慧可入達摩門，取得衣缽，成為禪宗在中土的二祖。後來，他把禪法傳於僧璨。三祖僧璨得到衣缽後，一直隱居修行在舒州皖公山。隋朝開皇十二年（592年），一位法號道信的小沙彌，偶然聽了一位雲遊僧背誦僧璨的禪學名著《信心銘》，心中升起了無限的歡喜。他小小年紀，學法之心卻異常堅定，求道之情十分迫切。他跋涉數千裏，從黃河岸邊的河南沁陽，一直走到長江之濱的安徽潛山。在皖公山，終於見到了仰慕已久的僧璨大師。他在跪拜行禮後，說：“大師慈悲，請教給我解脫法門。”
僧璨不動聲色地問：“誰綁著你呢？”小道信一愣，驚詫地說：“沒有人綁著我呀！”僧璨大喝一聲：“沒人綁著你，那你還要解脫個什麼？”少年道信就這樣突然開悟。難道，就是這麼簡單？其實，有什麼複雜的呢？
我們世人都是自己給自己套上一層又一層枷鎖，加上一道又一道束縛，從而使我們的心靈之中多了許多鉛墜，堵塞了無限遐想的空間，無法自由自在地展翅翱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