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明確以“漫畫”作為畫種名稱出現，是一九○四年（清光緒三十年）。該年三月二十七日，上海《警鍾日報》上發表的具有漫畫特征的繪畫就冠以“時事漫畫”的名稱。此後，《警鍾日報》以“時事漫畫”的欄目，在一個月內又分三次同樣以“時事漫畫”刊出了漫畫。這比一九二五年《子愷漫畫》開始公開發表要早二十一年。誠然，一九二五年起《子愷漫畫》的連續發表和結集出版廣為發行，對“漫畫”作為畫種名稱在中國的流播普及，有著重要作用，功不可沒。
六十年前的一本禁書
杜鵑
禁書是有種種原因的，但最直接的原因就是這本書直接攻擊了當時不能攻擊的人。
在辛亥革命前後，為了推翻清朝，為了打擊政敵，一批革命誌士在寫了呼籲民眾覺醒的書之外，也寫了一些攻擊執政者和政敵的書，其中對慈禧、袁世凱等人也有無中生有的捏造謠言，也有以無中生有的故事激起民憤，這些都是一種宣傳手段。
而當時在上海，由於商業的發達，改變了做生意的一些傳統觀念，廣告也要出奇、出怪才能抓人眼球，上海灘的廣告噱頭一時名揚天下。於是在出版界也出現了以聳人聽聞的事做選題出書的現象，當時也稱為“黑幕書”，迎合了人的探秘的欲望。
“黑幕書”有教人警覺、揭人隱私的功能，也有教人耍奸、泯滅誠信的作用，所以在主流社會看來總是旁門左道，不能以此去教化民眾。再加上“黑幕書”總有與事實不符，評論隨意的弊端，這就更為執政者所難容，借用一下來“妖魔化”對手是可以的，但被對手“妖魔化”就不行，還是要用法律來限製寫“黑幕書”者的自由，不能讓那些耍筆杆子的人毀謗名譽。於是“黑幕書”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後逐漸減少，盡管因文章引發的筆墨官司還是不少，但這些書在法律限製下是少多了。
到了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黑幕書”改成了“內幕書”，在抗戰勝利後更是出了不少，有揭露特務內幕的，有揭露漢奸內幕的，有揭露豪門內幕的，五花八門，引人入勝，倒也沒聽說有將這些書和它們的主人告上法庭的。
而也在這個時候，有一位寫了不少小說的作家卻被傳進了警察局，原因是他寫的小說“毀謗名譽”。
這個作家叫馮玉奇，是浙江慈溪人，一九一八年左右出生，十九歲時出版了一本叫《解語花》的小說，並被改編成話劇，名揚上海。以後他一直靠寫小說為生，八年中出版了小說有近九十種，一時被眾人注目。
這時，他又涉足演劇界，創辦過一個業餘話劇團體，還被朋友約去為好幾個越劇團寫劇本。他寫過十多個越劇劇本，有人說他粗製濫造，劇本不堪一用，把他辭退。也有人說他的越劇處女作《雁南歸》，口碑甚佳。是一個“有名的，既快而又不粗製濫造的劇作家與小說家”。
在褒貶不一之時，他又退出演劇界，專門去寫小說，又用“金宇玨”的名義開了個文粹書局，自著自出版，到一九四九年底，據不完全統計，他出版的小說有近一百九十種之多。
正是這樣一個個子不高，右眼失明的馮玉奇，在涉足演劇界時，因他那本叫《藝海雙珠》的書被告進警察局，罪名是“誹謗”。
這本《藝海雙珠》由上海華英書局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出版，廣藝書局總經售。按時間分析，他當時還在為越劇團寫劇本。這本小說是較早描寫上海越劇界演員圈子和小報界狀況的，也可以說這是最早寫越劇演員舞台姐妹生活的文藝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