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這個小男孩死了，而高爾基卻活著。活著的高爾基注定還要講更多的謊話，寫更多的是非顛倒的文章，死後他的骨灰還將嵌入克裏姆林宮的牆上。但在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日，這個陽光照射下的索洛維茨島上，這個男孩靈魂抵達的高度遠遠高於這個“全世界無產階級最偉大的作家”。男孩以口說的真言維護了自己內心的安寧，高爾基卻以墨寫的謊言玷汙了自己良知的聖潔。
六年後，一個叫羅曼·羅蘭的作家訪問了蘇聯，並寫下了一本叫《莫斯科日記》的書。但同時叮囑後人，他死之後五十年才能出版。盡管“遲到的正義不是正義”，但在這本書裏，我們仍然看到了大量的來自大清洗現場的血腥細節：一個富農的兒子由於出身不好，所有大學和工廠的大門都向他關上了。羅蘭的妻子瑪莎對這種公然的歧視感到不可理解，高爾基卻反問道：“如果需要做出選擇，犧牲什麼會更好一些？少數還是多數？”瑪莎回答：“假設是少數。可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有什麼權利對想在德國人口中滅絕猶太人少數的希特勒感到憤怒？”
雖是這樣，羅蘭的親蘇態度還是遭到包括紀德在內的一大批傑出同行的非議。在這本書裏，他替自己辯護道：“我維護的不是斯大林，而是蘇聯，無論誰是她的首腦。”
這和高爾基的“犧牲少數”基本是同一思路。多少年來，我們聽慣了為了整體犧牲局部、為了長遠犧牲當下、為了國家犧牲個人的昏話，豈不知離開具體個人的“蘇聯”，或別的什麼，隻是一個躺在詞典裏的名詞。隨後的曆史也證明，當一個政權背棄了土地，背棄了生活於其上的具體的個人，背棄了他們當下的喜怒哀樂、權利和尊嚴、榮辱與夢想，一味追求什麼“長遠目標”、“大局觀念”，那麼用不了多久，這個政權體表的名詞就會像紙房子一樣坍塌下來。不知長眠於法國墓園裏的羅曼·羅蘭，聽到他不惜犧牲名節所維護的“蘇聯”不可挽救地崩潰後作何感想？套用一句中國古話，就是羅曼·羅蘭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複哀後人也。
（摘自《被曆史忽略的曆史》楊文等主編
河南文藝出版社）
幾個被人忽略的問題
［美］約翰·勞埃德等
坐得離電視太近並沒有危害。
還是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期之前，陰極射線管電視機能放射出極低的紫外線輻射，所以人們所受的風險最大。孩子們的眼睛非常容易適應遠處的變化，所以看電視時就比成年人近得多。
幾乎在四十年前，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製定的《控製輻射和健康安全》要求所有電視生產商使用鉛玻璃來製造陰極射線管，這樣就可以保證電視機的絕對安全。
電視所引起的真正害處，是其所導致人們產生的懶惰生活方式。在過去的二十年中，英國兒童的肥胖率增長了兩倍，這在很大程度上與電視有關。英國三至九歲的兒童平均每星期看電視十四個小時，而花在體育運動和室外活動的時間隻有一個小時多一點兒。
《兒科學》雜誌二○○四年所做的一項調查得出結論，每天看電視時間達到二至三小時的兒童患注意力缺乏紊亂症（俗稱“兒童多動症”）的機會要高出百分之三十。
二○○五年，尼爾森研究調查公司揭示，美國的家庭平均每天看電視的時間為八個小時。這比十年前高出百分之十二點五，是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統計電視收視率以來的最高點。
根據美國兒科學會的估算，美國人到達七十歲時，一生中看電視所花去的時間平均有整整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