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總有一些蛛絲馬跡不會被淹沒，忠誠者的鮮血，總會引導我們發現那神秘的槍聲來自何方……
1920年8月，陳炯明在廖仲愷、朱執信的催促下，在漳州誓師，回粵討伐桂係軍閥。10月，順利驅逐了陸榮廷等桂係勢力。11月，孫中山再返廣州重組軍政府。
陳炯明率軍打回廣東後，掌握了廣東軍政大權，變成了新軍閥。廖仲愷對其多次勸阻，沒有結果。當時陳炯明身兼廣東革命政府陸軍總長、粵軍總司令和廣東省省長等要職，對孫中山的革命活動構成極大威脅。
6月14日，陳炯明以“領款”和“有要事相商”為名，電邀廖仲愷到惠州。廖仲愷雖覺察到陳炯明居心叵測，但打算再做陳炯明的工作，於是冒險前往惠州。他剛到東莞縣石龍就被陳炯明扣留，後被押送到廣州西郊石井兵工廠監禁。
何香凝曆盡艱辛，找到孫中山和宋慶齡以後，又去設法營救陷入虎口的丈夫廖仲愷。此時的廖仲愷被監禁在石井兵工廠一座小樓的暗室之中，三道鐵鏈把廖鎖在一張鐵床上，陳炯明準備隨時殺害他。
麵對死亡威脅，廖仲愷曾揮筆寫下多首詩篇與何香凝和兒女訣別，怒斥陳炯明，悼念老戰友，《金縷曲》詞中“地老天荒渾不管，空穀蒼鬆獨嘯”正是他本人的生動寫照。
得知廖仲愷被囚禁的地點後，何香凝把兒女送到香港，自己四處奔走，設法營救。8月18日，何香凝冒著滂沱大雨，爬上廣州白雲山粵軍總司令部去見陳炯明，她當麵厲聲責問陳炯明：“廖仲愷有什麼對不住你的地方?為什麼要囚禁他?”
陳炯明被何香凝逼問得啞口無言，一麵佯說是誤會，是部下背著他所為;一麵又要把廖仲愷轉移到白雲山來。何香凝據理力爭，當麵予以揭露，迫使陳炯明同意釋放廖仲愷。
當時，韶關的北伐軍已離開粵北，構不成對陳炯明的威脅，粵軍對廖仲愷又素有好感，懾於多種原因，陳炯明躊躇再三，勉強釋放了被囚62天的廖仲愷。
深夜返家後，何香凝害怕陳炯明會反悔，淩晨3點，與廖仲愷逃離家門，乘船赴港。果然，19日上午，陳炯明派軍隊又來捉拿廖仲愷，撲了個空。
1924年底，孫中山應馮玉祥電邀抱病北上共商國是，行前以大元帥名義任命廖仲愷為大元帥大本營參議，留守廣州。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因肝癌在北京與世長辭。病危時，何香凝趕往北京，親曆了孫中山病逝前後的全過程，成為孫中山遺囑的見證人之一。
1925年5月，一些別有用心者在廣州和香港大造輿論，散布革命政府“赤化”、“共產”的謠言。之後不久，廖仲愷發表了一篇《革命派與反革命派》的文章，對國民黨老右派作了辛辣的批判。這篇文章給鄒魯、孫科、胡毅生、林直勉、朱卓文等老右派刺激很大。他們對廖仲愷恨之入骨，其中一部分人便開始蓄謀用暗殺手段除掉廖仲愷。
7月初，國民黨右派分子鄒魯、鄧澤如、吳鐵城、林直勉、胡毅生等人在胡漢民家中聚會，一個月間開會11次，秘密協商清黨的辦法。胡漢民的堂弟胡毅生曾因用不正當手段謀選廣州市長未果而被廖仲愷查辦，心懷仇恨，極力主張對廖仲愷實施暗殺。當時在廣州南堤有右派俱樂部“南堤小憩”，胡毅生、林直勉、朱卓文等右派分子經常在此密劃謀殺廖仲愷，他們通過廣州買辦商人周殿邦的關係，與港英當局勾結，以200萬基金收買亡命之徒，準備對廖仲愷下毒手。
進入8月，廣州滿城風雨，流傳著國民黨右派要殺害廖仲愷的消息。朱卓文等人也的確商議了用炸彈機槍狙擊廖仲愷等人，下手前，公安局長吳鐵城獲知此訊，阻止了這次流血事件。當聽到自己已被列入暗殺名單時，廖仲愷不以為然，一笑置之：“暗殺用手槍炸彈是常聽見的，要是用機槍，卻是新鮮得很!”
何香凝勸廖仲愷道：“既然有人陰謀行刺，你也應該多增加兩名衛兵加以防備才是。”廖仲愷回答說：“增加衛兵，隻好捉拿刺客，並不能阻擋他們行凶。我是天天要去演說的，而且一天到晚要跑幾個地方，他們想要謀殺我，很可以假扮工人、農民或者學生模樣，混入群眾中間下手的。我生平為人做事憑良心，自問沒有對不起黨、國家和民眾的地方。中國如果不聯俄聯共，就沒有出路，總之，生死由他去，革命總是不能鬆懈一步的。”
8月18日，廖仲愷參加國民政府會議，坐在旁邊的汪精衛寫給他一張條子，告訴他有人將對他不利，廖仲愷聳聳肩笑道：“為黨為國而犧牲，是革命家的夙願，無所顧忌!”8月19日，又有人將確切消息報告他，廖仲愷慨然道：“際此黨國多事之秋，個人生死早置之度外。”這天，他照常去工會演講，到黃埔軍校處理工作，工作到深夜才回家。
廖仲愷家居東山百子路(今中山二路)“雙清樓”。1925年8月20日早上，他約了建國潮梅軍軍長羅翼群來家中商談軍餉問題。公事談完，已經是快9點了，廖仲愷還沒有吃早餐。因為預先接到通知說上午9點開中央執行委員會第106次會議，何香凝便催他說：“快點吧，開會時間到了。”廖仲愷匆忙吃了幾口稀飯，便和何香凝出門。剛出門，恰遇國民政府監察委員、《廣州國民日報》編輯陳秋霖，廖仲愷便邀他同乘一輛轎車直奔中央黨部。
汽車到達中央黨部後，廖仲愷、陳秋霖、何香凝依次下車，準備朝門裏走去。這時，正好有一位婦女部的女幹部劉家桐叫住何香凝談話，廖仲愷和陳秋霖先行進去。
兩人登至門前第三級台階時，隻見平時戒備森嚴的門前空無一人，突然從騎樓下竄出兩名歹徒，朝廖仲愷、陳秋霖一陣猛烈射擊。
與此同時，大門鐵柵欄後也有歹徒配合，連射20餘槍。隻聽得如同爆竹聲響，廖仲愷仰麵倒地，血流殷紅，陳秋霖則踉蹌地向前掙紮幾步，痛楚地倒下。
何香凝正與劉家桐談話，她身邊的衛兵也被擊中倒地，何香凝這才意識到有人行刺，一麵大喊：“快些捉人啊!”一麵不顧一切地朝廖仲愷跑過去。當她俯身撫著廖仲愷時，又是一陣槍響，子彈“嗖嗖”地從她頭上掠過，何香凝不顧危險大喊捉人。
平時中央黨部都有警察站崗，這時卻不見一人出來捉拿歹徒。何香凝和趕過來幫助的劉家桐一起，把廖仲愷和陳秋霖架上汽車，送往廣東大學公立醫院搶救。廖仲愷傷著了要害，途中氣絕身亡。陳秋霖也於兩天後不治而死。
廖仲愷遇難，廣州頓時陷入一陣恐慌和驚亂之中。案發當日，國民政府成立了以朱培德、陳樹仁、甘乃光、周恩來、陳公博、嶽森、吳鐵城、陳孚木、李福林9人組成的“廖案檢查委員會”，追查暗殺的幕後策劃者，並組成審判委員會和特別法庭。不久，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委員會、軍事委員會緊急召開聯席會議，汪精衛、蔣介石、許崇智三人被授以政治、軍事、警察全權，組成特別委員會，負責處理廖案，以及應付時局。
案件很快查明：暗殺是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右派集團所為。他們多次在胡漢民家中聚會商討倒廖，主要成員有鄒魯、林直勉、許崇智、吳鐵城等20餘人。出麵組織和收買歹徒行凶的是胡毅生及其死黨朱卓文、梁鴻楷、魏邦平等人。
案發時，廖仲愷的衛士雖身上負傷，仍奮力開槍打倒前麵的兩名行凶歹徒，其中一死一傷，傷者被捕，其他行凶歹徒乘亂逃逸。
在醫院，何香凝和法醫意外地發現，擊中廖仲愷的四槍中有三槍是大口徑的手槍射擊，致命的一槍卻是從另外方向射來的小口徑左輪手槍。凶手用的均為大口徑手槍，無一用左輪手槍者。顯然另外還有人從隱蔽處朝廖仲愷開槍，何香凝懷疑是從中央黨部裏麵射出的。根據調查，當天國民黨右派頭目、廣州大財閥鄧澤如一反常態，一大早趕到中央黨部，何香凝懷疑那致命的一槍即是鄧澤如的衛士從樓內窗口射出的。
事發前，鑒於刺殺廖仲愷的傳言頗盛，何香凝曾找到公安局長吳鐵城，請他預為防範。身為“廖案檢查委員會”成員的吳鐵城置之不理，事發後也不肯繼續追查，對受傷被捉的歹徒還予以優待。對此，何香凝氣憤至極，曾質問蔣介石。蔣介石加以搪塞，把吳鐵城拘押，不久又把吳放了。
受傷被捕的凶手陳順是一名無賴，被人重金雇用行刺。從他身上搜出紅十字會會員證一個，槍照一張，阜康押店當票一張以及分錢的單據。說明此人前幾天窮得在典當行典當衣物，幾日後驟得大筆來曆不明的錢財，顯然係被人收買。由於他生命垂危，廖案檢查委員會邊搶救邊審問他，昏迷中他連呼“大聲佬”的名字，這是朱卓文的諢名。臨死前他供出：“香港有200萬元打共產黨，有幾十萬元打猛人。”
粵語“猛人”指有名聲者。追問他：“猛人是誰?”他回答：“廖仲愷、譚平山。”
當時，譚平山在廣東國民政府中擔任中央組織部長，是政府官員中唯一的共產黨員。在凶手身上還搜出同謀者名單和美製曲尺子槍一把。經驗證，子彈由廣東石井兵工廠配發，槍支登記證上的持有人為郭敏卿，郭敏卿是朱卓文的未婚女婿，由此推斷行刺由朱卓文一手布置。隨著調查的深入，同謀者漸漸浮出水麵，有胡毅生、魏邦平、梁鴻楷、趙公璧(胡毅生的妻舅)等人，後來又牽連到國民黨元老、國民政府外交部長胡漢民和粵軍總司令許崇智。
特別委員會本擬8月24日對主謀犯胡毅生、朱卓文發出通緝令，胡、朱等人聞風逃遁香港，逍遙法外。
一年後，朱卓文發表《致海內外同誌書》，宣稱：“廖仲愷遭擊，實為民眾最後之裁判!”供認廖仲愷確為國民黨右派所謀殺。
9月18日，本已緝拿歸案的林直勉、梁鴻楷竟越獄隱匿。
有重大嫌疑的胡漢民曾倉皇躲藏，對此，汪精衛、許崇智、蔣介石三人各懷鬼胎，許、蔣急於鏟除政敵，堅持主殺，汪精衛則力保胡漢民不死。9月23日，汪精衛以派胡漢民赴俄考察為名，將其逐出廣東。
粵軍第1軍軍長梁鴻楷事發後企圖發生軍事政變，8月25日被繳械，親信部隊被改編，李濟深取而代之。
開槍行刺的幾個凶手大多不知所終。郭敏卿則被抓獲後正法。
從曆史發展看，廖案的最大獲益人為蔣介石。胡漢民受牽連出走，許崇智因涉嫌此案，被蔣介石借機監視起來，並秘信勸其離開。汪精衛也落井下石，逼許崇智下台。為形勢所逼，許崇智無奈離穗赴滬。蔣介石鏟除兩大異己，吞並部分粵軍，攫取大權，一躍成為廣東國民黨中最有勢力的人物。
此後不久，在蔣介石的示意下，轟動一時的“廖案”不了了之。躲在策劃者等人幕後的主謀元凶是誰？香港出重金者又是誰？至今還是曆史懸案。
廖仲愷於1935年9月1日安葬於南京紫金山孫中山陵側。
戴季陶神秘之死
戴季陶年輕時到過日本留學讀法科，在那裏認識了蔣介石。19歲時，戴季陶成為《天鋒報》總編輯。清政府已盯上了他，下令拘捕，以致他立即逃到日本躲風，還進了同盟會。回上海後，在《民權報》上寫下大量反袁世凱的文章，被袁世凱下令“提究”———關入牢獄。他這時才懂得，“百萬錦繡文章，終不如一枝毛瑟（槍）”。被營救出獄後，便直接投身反袁鬥爭，協助黃興起義。最後，還在孫中山身旁，當上秘書。陳炯明叛變時，戴季陶勸蔣介石立即回廣州，保衛孫中山。
1919年繼李大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之後，戴季陶嚐試用馬克思主義說明中國倫理問題，稱讚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天才”，稱馬克思是“近代經濟學的大家”、“近代社會運動的先覺”，他撰文批判有人企圖壓製思想解放，說：“翻譯馬克司（思，下同）的著作和研究馬克司批評馬克司的著作，豈是可以禁止的？又豈是能禁止的嗎？”
但共產黨成立的時候，戴季陶表示要忠於孫中山先生，不能成為共產黨員。由於世界觀的不同，戴季陶終於漸漸與馬克思主義分道揚鑣了。後來直接充當蔣介石的“文膽”和幕後參謀。因為深受孫中山信任，黃埔軍校成立後，戴季陶擔任了黃埔軍校的第一任政治部主任。
抗戰開始時，戴季陶堅決批判國民黨內的亡國論，指出離開南京最多十年八年，一定會重返的。他寫信給兒子：“被欲並吞中國破壞中國之企圖，其失敗將尤有甚於拿破侖之末路者……中國之前途決不悲觀。”所以，他西遷重慶時，雖有大小六輛汽車隨他，但除帶個人鋪蓋衣服外，其餘個人的東西都不帶，已放上車的全部取下。結果，匪盜把他家房子一火燒光，片瓦無存。
抗戰結束後，戴季陶勸蔣介石不要急忙派兵到東北，但蔣介石哪裏聽得進，後來的局勢就不是蔣介石所能控製的了。當戴季陶的親朋好友來祝賀抗戰勝利時，他竟然一反常態：“有什麼值得祝賀的？哭還在後麵……”1948年7月10日，戴季陶毫不猶豫地卸下扛了20年的考試院長的職務，考慮到蔣介石的麵子，改任國史館館長。
戴季陶自1949年1月到廣州養病，就得到李士梅醫生的醫治。初來時情緒尚可，有時還異常矍鑠，1月27日薛嶽在中山紀念堂開歡迎會，戴季陶還致辭，離開紀念堂時，見石階上有顆煙頭，還親自拾起扔別處踏熄。但過後幾天心情又不好了，據《廣東商報》報道：“因鑒於內戰苦無了期，民生日形痛苦，憂心過度，病勢反而加劇。”
戴季陶雖住在廣州東山的廣東省政府招待所———東園，但睡不安。最嚴重的是，他常靠吃大量安眠藥入睡。早在1948年9月和10月，因寢食不寧，兩次吃了過量的安眠藥，都被及時搶救而苟延殘喘。也不知什麼原因，戴季陶到廣州不久，就將十一個平時拜佛的用古銅鑄造的千手觀音，親自送到六榕寺，放在覺皇殿中，還和殿中佛教會同仁胡毅生談禪，話中提到，不久自己會脫離此惡世，好像預知死期將至。2月11日，事情終於發生了。據他的後妻趙文淑說，戴季陶隨國民政府遷都廣州後，早已閉門謝客。即使國民政府開會，他去了也隻是帶雙耳朵，從不發言。一個心思始終縈繞腦際———不想去台灣，希望回成都。他知道那裏才是故鄉，所以終日躲在賓館的房裏。
孫科來廣州後，在東園看中了戴家的房子，先是商量，但未等答複，就把戴季陶的行李搬到另一處，那裏原是市配售處副處長蔡國英居住的。戴季陶見新安排的三幢二樓十九號的房子簡陋，大為不快，說：“孫科太看不起我了。”這晚，他更不能入睡，長期以來的心神不定，在這晚達到了頂峰，隻有不斷地服用安眠藥。
知道戴季陶身體不適，在東園住的監察院院長於右任盡管有急事到上海，而且已經上了到機場的小車，接電後還是下車到戴季陶的房間。據當年報紙報道：“於院長緊握戴先生的手，覺已冰冷，氣息奄奄，不禁潸然淚下。”半夜兩點鍾，戴季陶還到過妻子的內室，說：“已經吃過多次安眠藥，還非常亢奮，頭腦脹痛如裂，比死還難過。”趙文淑勸後，自己先睡了。
第二天上午，已到起床時間，仍未見戴季陶起來，家人進房一看，發現戴季陶作側身臥，麵色赤紅，鼻際尚有微息噴出，家人立即打電話讓醫院派人前來醫治。9時許，政界要人和軍界人士齊集房前，見戴季陶沒有動靜，隻好肅立。10點後，戴季陶氣息已絕，但“神色自若，麵無戚容”。醫生宣布，戴院長服藥過多，施救無術，已經逝世了。廣州衛生局長朱廣陶說：“這次是中大第二醫院派內科吳主任和李醫生前去救治的，但10點過後他的脈搏就停止了。”
後來在很多曆史書中，都把戴季陶的死描述成是自殺，這樣的說法有一定的道理。
戴季陶曾分別於1948年9月上旬及10月中旬兩度服了過量安眠藥，都因及時予以搶救才苟且殘延，大有“大難不死必有後福”的傳奇色彩。可惜，1949年2月11日他再一次服藥過量，因心髒過度衰弱，醫生縱有高超醫技也無法起死回生了。
中山大學醫學院為戴季陶所出具的死亡證書上寫道：“患心髒衰弱症，於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二月十二日晨突然發作，至十時四十分死亡。”這個死亡原因，與此前國民黨當局宣布陳布雷的死因一模一樣。
報兄仇許楚刺蔣
廖仲愷死後，國民黨右派迅速倒台，汪精衛和蔣介石迅速執掌了國民政府的大權。但這時，還有很大一部分軍政權力掌握在許崇智手裏。
許崇智是粵軍首領，時任國民政府軍事部長兼廣東省政府主席。但此人可以算得上蔣介石的恩人。
1924年，孫中山邀請當時在上海的許崇智返粵任粵軍總司令後，許崇智提出五項要求，其中一項是要讓蔣介石任總司令部參謀長，蔣介石地位從此飛速上升。但是，對於有政治野心的蔣介石來說，該出手時他決不會因任何感情因素而猶豫。
為了能從許崇智手中奪得權力，蔣介石一不做，二不休，幹脆設計把許崇智騙出廣東，騙到上海做寓公，並清洗許崇智在廣東的勢力,並指使人曆數許崇智“十大罪狀”。
蔣介石的行為讓許崇智又氣又恨，大罵蔣介石忘恩負義，當即給汪精衛打電話要求“申冤”。江精衛卻拒不接聽許崇智的電話，隻讓秘書轉告許崇智自己很忙。
最後，蔣介石和汪精衛各給許崇智去了一封信。蔣介石在信上稱：許崇智“隻有毅然下決心離開廣東，才能保全名節。”並保證隻需他離開廣東三個月的時間，等北伐開始的時候，還請他回來，恢複軍權名譽。
許崇智見汪精衛和蔣介石聯合起來要搞掉自己，他隻好放棄最後的政治掙紮。
汪精衛掌握黨權，蔣介石掌握軍權。這兩個人成為廖仲愷被刺案的最大受益者，而粵軍支持許崇智的將領則丟掉了所有利益。這些人大多數比蔣介石跟隨孫中山更早，其地位也曾經都在蔣介石之上，如今老帥被趕走，自己寄人籬下，豈能就這樣吃啞巴虧，於是蔣介石很快就遭遇到這些人的暗殺。
10月2日清晨，蔣介石照常由兩輛防彈汽車護送，來到財政部大樓參加一個重要會議。財政部層層警衛，能進出的，都是國民政府內部的人員，蔣介石沒有想到，他一生中最危險的暗殺，馬上就要出現了。
當蔣介石走入大樓，到了前廳樓梯處時，一個手拿一疊報紙的年輕中校軍官匆匆走了過來。因為已經走入財政廳大樓內，所有警衛都沒有注意這個人。這個軍官突然攔住了蔣介石的路，滿麵憤怒地朝蔣介石大喊：“你霸占了我堂兄的軍隊，趕走了我的兄弟，現在我要血債血還！”
隻見這個年輕軍官突然掏出一支烏黑的槍來，抬手對著蔣介石心口就是一槍。
這一槍如果擊中蔣介石，蔣介石不死也傷。但就是這一眨眼工夫，蔣介石的貼身警衛蔣富春已經擋在了蔣介石身前，替蔣介石挨了一槍。
與此同時，幾名警衛一齊衝上前，製服了年輕校官，奪去了他手中的槍。
王世和與宓熙擔心還有其他的粵軍將領參與行刺事件，兩個人架起蔣介石朝最近的一間房子奔去。
蔣介石進入房間後，好一會兒才恢複過來，立刻命令全樓內外進行戒嚴。
宓熙告訴蔣介石：“校長，蔣富春右肩被擊中，傷勢雖重，但於生命無礙，目前已經送到醫院。”
“此人一定要嘉獎。”驚魂稍定的蔣介石努力作出平靜的樣子說道，“他是我溪口家鄉的老鄉，跟我已經很久了。如果不是他挺身擋彈，我就成為第二個廖先生了！”
一切安排完之後，蔣介石命令王世和派人把年輕中校帶進來。
蔣介石對他說：“你是哪個部分的？叫什麼名字？為什麼要刺殺我？”
這個年輕軍官並不隱瞞，說道：“我叫許楚，是許崇智將軍的堂弟，許濟師長的親弟弟。你明白我為什麼要殺你了吧？”
許崇智對他蔣介石怎麼樣，不僅蔣介石心裏清楚，老粵軍將領誰又能不知道呢？現在他為了獨掌軍權，把許崇智搞倒，從感情上來講是有些過分了。
而許崇智的部下還有很多心向老上級的，這些人要一下子全部清除出去，不可能；要留下來，又對自己太危險。想來想去，蔣介石想了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派人給許崇智送去20萬元大洋作為安慰。
許崇智當然知道蔣介石這樣做的用意是想讓他幫忙安撫粵軍，許崇智明白自己肯定不可能東山再起了，如果幹看蔣介石的笑話，對自己也沒什麼好處。
於是派人把話傳到廣東說：“許楚刺殺蔣介石純粹是他個人的意誌，與我本人毫無關係。我也不主張粵軍其他將領效仿。我離開廣東來到上海，也是我自己的主意，請各位舊下屬不要亂來。”
許崇智話到廣東，粵軍之心稍為安定。
而那個許崇智的堂弟，刺殺蔣介石的許楚，則不知下落。有人說蔣介石看在許崇智的麵子上將其秘密釋放了。但後來的曆史上，再也沒出現過這個人的名字。
王升秘史
假若王升從來不曾出現在蔣經國的曆史舞台上，蔣經國時代勢將黯然失色。盡管王升如今走入了曆史，王升服務的蔣家王朝也灰飛煙滅；但是，他的歎息聲，似乎還在風中回蕩。從王升半生追隨蔣經國開疆辟土，特別是他大紅大紫，最後慘遭蔣經國貶謫的內幕點滴，蔣經國晚年政治性格的幽微盡收眼底，吾人更得以從中略窺蔣家敗亡的機鋒。王升是國民黨軍隊政工製度集其大成者，提起王升，不能不回顧國府軍隊政工製度的大略沿革。
王升，生於 1915年，江西人。10歲進小學，16歲時小學畢業家庭無力再負擔讀中學，隻好學裁縫。1935年王升受大哥資助回到家鄉進私塾讀書。
王於1938年底考取“軍事委員會戰時幹部訓練第3團第2期”，該校次年遷到江西瑞金，改組為“中央軍校三分校”。結業時被列為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三分校第十六期政訓總隊，這樣就順利成章地成為黃埔軍校的一員了。
在江西，王升結識了自己一生的貴人——蔣經國。
1940年4月，第一期青幹班學員結業，王升以第一名畢業。此後，王升為蔣經國鞍前馬後忠心效力，儼然成為蔣的心腹了，蔣經國自然不會虧待於他。蔣經國於1941年底保送王升到重慶參加三青團中央青幹班第三期受訓。
1942年，三青團江西支團部正式成立，蔣經國任幹事長，調忠實能幹的王升任組訓組長。從此王升開始進入三青團高層骨幹行列。
蔣介石敗走台灣後，王升因為一直以來對蔣經國的忠誠而獲得了回報。1960年5月，王升調任總政治部副主任，不久晉升中將執行官。王升利用蔣經國的權勢與地位，控製了特務、政工實權，人稱“毛人鳳第二”。
1975年4月5日 蔣介石去世， 4月7日蔣經國調整軍隊高層人事，任命王升為“總政戰部主任”， 又晉升王升為“二級上將”軍銜。王升在蔣介石去世後僅兩天即獲提拔，足見蔣經國對其倚重之深。此後便開始了真正的“王升時代”。
1979年國民黨召開十一屆四中全會，王升躋身於國民黨中常委列，參與權力核心的決策。
1983年5月1日 ，蔣經國突然令免去王升的“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職務，調任“國防部聯訓部主任”。10月5日 ，國民黨中常會通過王升任駐巴拉圭“特命全權大使”。
王升遠離台灣，更加遠離了權力核心。在1986年國民黨十二屆三中全會上，他被免去中常委資格。
當蔣經國健在的時候，王升隻好在巴拉圭安心做他的“大使”，可是心裏還是盼望早些回台。在蔣經國去世後多次表達了回台的想法，直到1992年初才離開了羈留將近10年的異國他鄉。2006年10月5日淩晨，王升因為多重器官衰竭過世，結束了他飽受爭議的一生。
黃埔居然有女兵
1925年6月9日，法政大學畢業的金慧淑女士受女界黨員推薦，赴粵考察期間兩次上書蔣介石、廖仲愷，要求黃埔軍校招收女生。
金女士的願望得到了共產黨員李之龍、楊其綱、周逸群等人的大力聲援。李之龍帶金女士向俄國顧問尼羅夫夫人求援，此外，“傅維鈺、楊其綱、黃鼇諸先生在壁報上發表了招集女同誌軍的提議。星期特刊發行征集女同誌軍專號為之間鼓吹”。
但是，也有些頑固派站在封建立場上提出反對意見，認為“如果想在軍隊中加入一些女子，以滿足男子的性要求。這是萬萬不可能的”，而且諷刺說，“設不幸而我革命軍中果然加入了一些女同誌，則誠恐將來己和敵人接觸時，他們都還在鴛鴦床上甜睡呢”。
對此，《中國軍人》雜誌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爭論也迅即擴大到整個廣州的文化界、青年界和婦女界，各界紛紛撰文申明自己的觀點，軍校收到了大批來信和連篇累牘的戰鬥一文。激烈的爭論糾正了一些人的偏見，最後曾持反對意見的軍校黨代表廖仲愷也表示：“隻要那位女子身體強壯，真能吃得下，我也是同意的。”
1926年10月北伐軍攻克武漢後，為了適應革命需要，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也就是黃埔軍校武漢分校正式成立，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決定“在即將成立的軍校中辦一個女生隊，招收第一批女生，讓他們接受正規的軍事訓練，畢業後與男生一樣擔任軍官”。
招生啟事公布後，引起強烈反響，“原計劃女生招收100名，由於女生報考人數過多，成績又好，最後決定擴大女生錄取人數”。經過初試、複試，共計錄取女生195人，以湖南籍為最多，共61人。還有一部分未被錄取的考生由臨時開辦的政治訓練班南湖學兵團錄取。
1927年2月12日武漢分校舉行開學典禮，根據相關回憶分析判斷，女生隊實際入學183人。1927年3月底，南湖學兵團的30名女生編入軍校女生隊，人數擴大到213人。
女生隊隊員來自全國各地，其中“兩湖和四川的人數較多”。最初錄取的195名學員中，湖南籍最多為61人，其次是湖北籍，但人數不詳。
武漢分校招生簡章規定“十八歲以上二十五歲以下者皆可投考”，而實際錄取時對年齡適當放寬了要求，樣本裏的年齡區間為15至28歲，平均年齡為20.3歲，但是70%以上的隊員的年齡仍然在要求範圍之內。
女生隊隊員來自農民、工人、軍人、教師、醫生、商人、地主家庭，大都受過中等或中等以上的教育。她們的家庭狀況不一，但來自農民家庭的仍然占多數。此外，與男生不同的是，女生隊學員的家庭經濟水平大多在中等以上，這就為當時她們能夠受到正規教育提供了物質保證。
入校之前，她們的經曆也比較複雜，有學生、教師、校長、婦女組織負責人、有的甚至專職從事革命活動。其中，受過進步思想影響的在校學生比重較大，受到陳潭秋、董必武教育和影響的湖北省立女子師範和以徐特立為校長的湖南古稻田師範的在校師生就有五六十人，接近總人數的30%。
在軍校裏，女生和男生一樣接受嚴格而正規的軍事訓練，一起參加西征夏鬥寅的戰鬥。她們的堅毅、勇敢和對革命的熱情，深得廣大師生讚譽。男生們都親切而又自豪地稱她們為“我國的第一批女兵”。
1927年7月，繼蔣介石在上海背叛革命後，汪精衛在武漢也背叛革命。由於寧漢兩股反革命勢力合流，革命形勢急轉直下。7月18日，女生隊提前畢業。
大革命時期黃埔軍校女生隊的曆史雖然是短暫的，但卻造就了趙一曼、胡筠、遊曦等一大批巾幗英雄，為中國革命作出很大貢獻，而且她的誕生書寫了中國現代女兵史的第一頁，這無論在軍事史還是婦女史上都堪稱一個變革。
作為“中國曆史上第一批在正規的軍事政治學校中接受革命教育和軍事訓練、在血與火的戰鬥中成長的革命女兵”，她們是大革命時期中國女性的一個經典縮影，從這個視角可以透視當時婦女解放運動過程中的許多問題。
值得一提的是，黃埔軍校女生隊的誕生還有一點不能忽視，就是共產黨人的工作起到了催化作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就特別重視加強婦女的解放意識教育，共產黨人立足青年成長率先作了思想動員，大量宣傳工作喚醒了青年覺悟，個別培養也教育了許多青年，為後來的女生隊做了思想準備和人才準備。實質上從《中國軍人》提出這一命題開始，共產黨人在黃埔軍校招收女生問題上的努力就不曾間斷。
1927年7月大革命失敗後，軍校女生隊隨之在政治旋渦中猝然提前畢業，女生們的歸宿也在倉促之間就麵臨著新的選擇。
女生隊除了少數學員如陶桓馥、趙一曼、王亦俠等被黨組織安排到蘇聯學習外，其餘的發給路費回家。但大多數女生不願意回家，在她們的要求下，有的女生被分配到葉挺領導的第11軍和賀龍領導的第20軍擔任文書、通信、宣傳、醫務等工作，這一部分女生隨部隊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
另有30多名女生留在軍官教導團和第2方麵軍軍醫處，她們在葉劍英的領導下參加了廣州起義，許多人英勇犧牲，其餘的在廣州起義失敗後轉戰海陸豐。
還有些女生回到家鄉繼續革命，在當地組織武裝鬥爭，建立黨組織；有的女生在敵後參加了地下鬥爭；有的參與了國民黨左派的工作；有的如謝冰瑩，則另辟蹊徑，以一種新的方式繼續革命，成為著名的作家。
抗戰時期，黃埔女兵趙一曼在東北抗日聯軍中建立了不朽功勳，成為著名的抗日英雄。
下麵摘抄黃埔軍校6期學員、共產黨籍著名抗日女將領趙一曼的兩封致其子的遺書，從中可以看出黃埔女兵在麵對國家生死存亡關頭是做出了怎樣可歌可泣令人動容的抉擇：
遺書一：
寧兒：
母親對於你沒有盡到教育的責任，實在是遺憾的事情。
母親因為堅決地做了反滿抗日的鬥爭，今天已經到了犧牲的前夕了。
母親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沒有再見的機會了。……母親不用千言萬語來教育你，就用實行來教育你。
在你長大成人之後，希望不要忘記你的母親是為國犧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你的母親趙一曼於車中
遺書二：
親愛的我的可憐孩子啊！……母親死不足惜，……母親死後，我的孩子要替代母親繼續鬥爭，自己壯大成人，來安慰九泉之下的母親！……我的孩子自己好好學習，就是母親最後的一線希望。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在臨死前的你的母親
這些“恰同學少年”的女生隊學員在那樣一個充滿矛盾、動蕩和危機的時刻，為了革命的勝利，付出了自己寶貴的青春，甚至是生命！
黃埔軍校女生隊的誕生是首開先河的驚人之舉，是順應曆史潮流的偉大變革，是在婦女解放的曆程尚處在乍暖還寒時節盛開的一朵奇葩，女生隊雖然曇花一現地成為曆史，卻留下了鏗鏘的時代回響。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20世紀前半葉的中國，風起雲湧，狂飆突進，在這樣的時代，有這樣一群女孩子，在狂飆中開啟了一道沉重的大門。
被蔣介石秘密處決的黃埔學生
1938年8月中旬，抗日戰爭時期的武漢會戰正酣，在國民革命軍武漢衛戍總司令部的禮堂內，針對長江防線上馬當要塞失守責任的軍法會審正在秘密地進行，會審的對象是擔任馬當、湖口要塞指揮部司令的陸軍第16軍中將軍長李韞珩和其屬下陸軍第167師少將師長薛蔚英。
經過軍法會審決定，將第16軍軍長李韞珩撤職，將第167師師長薛蔚英以“畏敵如虎，貽誤戰機”的罪名執行槍決。8月15日，薛蔚英在武漢被軍法處決，成為繼1938年6月17日被軍法處決的中國陸軍第88師少將師長龍慕韓之後，又一個被軍法處決的黃埔軍校第一期的畢業生。
薛蔚英，山西省離石縣人，1904年生，別號粲三，自幼在家鄉讀書，後入家鄉縣城中學學習。1924年1月20日，孫中山主持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新三大政策，廣州一下成為當時中國反帝反封建運動的革命中心。
隨後，國民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黃埔軍校宣布成立並向全國招生，從各省各地經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基層組織介紹來的數千名有誌青年從各省雲集廣州城。薛蔚英也在山西省國民黨地下組織的推薦下毅然報考了黃埔軍校第一期，投身於大革命的洪流。
由於薛蔚英擁有一定的文化基礎，因此很順利地通過了入學考試，被錄取為黃埔軍校第一期第四隊的學員。當時共有600多名來自全國各地的16歲至30歲文化水平不等的青年被黃埔軍校錄取。
薛蔚英作為黃埔軍校第一期學員，剛剛入校幾個月，就跟隨黃埔學生軍參加了平定廣州商團叛亂的戰鬥。2000餘名黃埔軍校第一、二期的學員，第一次參戰就徹底消滅了受英帝國主義支持妄圖推翻廣東革命政府的廣州商團武裝，為鞏固廣東國民政府建立了功勳。
在1925年2月的第一次東征中，薛蔚英隨軍參加了戰鬥，就任黃埔軍校教導團少尉排長，後升任上尉連長。1925年9月，薛蔚英升任國民革命軍第1軍第1師第2團第2營少校營長，並於10月率部參加了第二次東征。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薛蔚英在國民黨軍隊中任營團級職的軍官。1928年1月8日，薛蔚英任國民黨軍江蘇鬆江補充團少校團副，在嘉興駐防期間曾率部在楓涇地區大肆殺害起義農民。1933年初，薛蔚英任國民黨河南省保安縱隊少將司令。隨後，他加入了國民黨複興社特務組織。同年10月，他又出任國民黨複興社河南檢查會檢查。
1935年夏，薛蔚英就任國民黨陸軍第167師少將師長，奉命率部參加對陝北紅軍的“圍剿”。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扣押蔣介石，薛蔚英為表示對蔣介石的忠誠，集合包括孔昭林、王國相在內的61名山西省籍黃埔各期青年將校領銜發出通電，“聲討”張楊兩將軍，通電中說：“……蔚英等分屬軍人，追隨領袖多年，今領袖蒙難，國家垂危，痛憤涕泣，誓必待戈殺敵……”
1938年2月2日，薛蔚英任國民黨第8集團軍第167師師長，為防止追擊日軍利用淮河大橋，奉令指揮部下將淮河大橋用炸藥徹底炸毀。
在武漢會戰的前夕，中國軍隊的參謀次長，在國民黨軍中有“小諸葛”之稱的二級上將白崇禧曾親自視察馬當一線的防務，多次召見各級戰場指揮官，檢查防務情況，並多次叮囑指揮官李韞珩說：“此要塞乃非同小可之地，務須派重兵嚴密防守，萬不得有誤！”當時，李韞珩也向白崇禧表態要誓與要塞共存亡。
但當時李韞珩並沒有十分重視敵情，他認為江岸邊上的長山、香口、香山地形險要，都有軍隊嚴密設防，安慶方麵還有徐源泉的第26集團軍、楊森的第20集團軍，日軍不會這麼快就打過來。
1938年6月10日左右，第16軍軍長兼馬湖要塞區司令李韞珩為表示自己抗戰的決心，召集戰區當地馬當、彭澤兩地的鄉長、保長和第16軍的副職軍官和排長進行軍政訓練，並命名為“抗日軍政大學”，準備訓練兩周後結業。
6月17、18日，日軍進攻前鋒已抵進馬當。但就是在這大敵當前的時候，李韞珩於6月23日下午通知第二天(24日)上午8時舉行他的軍政訓練班的結業典禮，要求各部隊主官屆時都來參加，會後還要舉行會餐。
這一消息很快被日軍的偵察人員得知，日本侵略軍利用這一有利時機於6月24日淩晨4時發動了進攻，由於第16軍第313團主官都去開會，失去指揮，日軍波田支隊很快登陸成功，占領了香口。直至24日下午3時，李韞珩才趕回要塞司令部，就任指揮位置，進攻的日軍在強大的海陸空火力的掩護下，向我軍防線發動猛烈的進攻，雙方在長山一線激烈爭奪。
當天下午6時，蔣介石親自打來電話，責令李韞珩立即派出援兵，恢複陣地，李韞珩自知責任重大，命令第167師師長薛蔚英率部立即增援馬當要塞。隨後，參謀次長白崇禧和長江江防總司令劉興將軍連續發給薛蔚英兩道急電，要他率第167師“火速增援馬當要塞”。
此時，駐守在彭澤縣的薛蔚英的第167師離馬當要塞不過幾十裏，如果率軍火速奔襲救援，也許能挽回戰場頹勢，立功沙場。但第167師出發後，師長薛蔚英就提出要走小路增援馬當，他說：“敵軍圍攻要塞必有增援部隊，從大路走必遭敵人死命阻擊，那時會來不及的。”第167師師參謀長提出：“以一師之眾走小路，勢必行動緩慢，會來不及的，”並要求就這個問題請示上級，但師長薛蔚英不容置疑地說：“一切都等上司決定，還要我們這些人幹什麼？出發！”
第167師部隊出發後不久，就鑽進了南方山區的小山路，山林茂密，道路極其狹窄，全副武裝的部隊難以快速行走，而且第167師的官兵長期駐紮北方，多是北方人，不熟悉走南方山區小路，部隊進入山區後僅一兩個小時就迷了路。
此時，馬當要塞要求增援的電報和上級要求火速抵達的電報雪片般地飛向第167師，電報中嚴厲斥責薛蔚英“畏敵如虎，故意拖延，貽誤戰機……”等到他帶著第167師於6月26日下午到達指定位置時，馬當要塞已經在當日上午淪於敵手。7月5日，湖口被日軍占領。
武漢會戰的第一場戰役就打成這樣，使蔣介石大為震怒，親自下令徹查責任，嚴肅軍紀，懲處失職者，以為後來者戒，於是軍法執行總監部的憲兵部隊將李韞珩、薛蔚英及海軍陸戰總隊的主官收監入獄，薛蔚英最後被蔣介石秘密槍決，可悲可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