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說的艱難歲月，是確如其分的，父親拉了幾年黃包車，收入微薄，後在蘇州名醫曹滄洲（曾給慈禧太後看過病）家拉包車，收入有所提高，但要養活一家人，父親的壓力十分沉重，他的背已經駝了。母親去蘇州後，到1937年秋避日寇戰火，逃難回建湖的近十五年間，先後又生下五男二女，即春虎、小三、小四、春才、我，以及姐姐王保子、玉寶（後改名淑珍），喂奶、喂飯，把屎把尿，日夜操勞。保子姐六歲時，被病魔奪去生命。1935年夏，蘇州霍亂猖钁，死亡枕藉，七天內三兄、四兄相繼死去，他倆僅僅在人間活了五歲、三歲。春虎兄活到六歲，已讀小學了，卻不幸被瘋狗咬傷，救治無效，抽搐三天後，痛苦地死去。含辛茹苦養育的兒女一個個撒手人寰，母親的眼淚一次又一次地哭幹了！春虎的語文讀本，父母一直保存著，後毀於“文革”。我曾幾次看過這本書，封麵上有春虎的毛筆字簽名，稚拙中透出童真。顯然是受了1927年大革命的影響，這個課本上有歌頌工農的內容，讚揚“工人拳頭大”。後來我上大學後，買到了20世紀30年代尊孔複古者編的《曆代尊孔記》，書中大罵這本教科書煽惑人心，鼓吹犯上作亂。從此，春虎在我的腦海裏，更加揮之不去。他沒有留下照片，但我能想象他的麵影。走筆至此，心中不勝蒼涼。我的過早夭折的三兄一姐，如果生在富貴人家，很可能他們現在還活著，母親又豈能空將血淚付東流！雖然他們去世多年，但母親沒有忘記當年失去他們的切膚之痛。我在少年時，常常聽母親說起他們的去世前後的前景，連連搖頭歎息。
1949年春天，母親又遭遇一次使她痛斷肝腸的喪女之痛：小妹玲英不幸病逝。
這年春天似乎特別陰冷，已經過了清明，仍常有淒風苦雨，我們還穿著冬天的棉襖。妹妹玲英，已經十歲，在大卜舍河東的卜家莊初小，讀三年級，校長是孫竹老師。她自小聰明伶俐，長相端莊。皮膚雖不白，但大眼睛，鼻梁很挺，口齒清楚，善解人意。她四歲時，就纏著大哥（這時他是蔣王小學的校長）背著她到學校去玩，五歲時，就要求上學，大哥說她太小，母親說，這小丫頭這麼喜歡讀書，就讓她去讀吧，反正她想去就去，識幾個字就算幾個字，也不參加考試，就讓她讀了玩吧。就這樣，她進了學校。當然，她實足年齡才四歲，時間久了，就坐不住，便讓她出去玩，或回家跟母親在一起。1944年夏天，她得了痢疾，吃不下東西，病了幾個月，痩得皮包骨頭，奄奄一息。所幸後來吃了沈王莊小學老師，又懂醫道的劉不麟先生開的中藥，才走出死神的陰影。後來，母親帶她搭民船到蘇州探望父親，住了個把月，回來後，她特別高興。她成天玩父親給她買的一隻微型檀香木製的小木魚，用小木棍擊打，發出篤篤篤的清脆聲響。這時我們已搬家住在與蔣王莊西一河之隔的孤舍，租了綽號孫五聾子家的三間草房。門前的牛車篷邊，就有一條溝頭子（比較寬的水溝），玲英在溝頭邊把木魚放在水上，以為它會飄浮，不料它立即沉下去，再也見不著。她傷心地哭了好久。歲月悠悠，六十多年過去了，玲英的哭聲，仿佛仍在我的耳邊抽抽泣泣。在1947年春節的玩文娛（文藝演出）及1948年夏天動員參軍的文藝室宣傳活動中，她都參加了鄉政府組織的文藝宣傳隊，與柏家排行老二的小妹妹，合演打花鼓，邊舞蹈，邊唱。
她扮過小生，手拿小鏜鑼，也扮小旦，手拿花鼓。她記性很好，唱詞背得很熟，演出時不需要大人提詞。她每次演出都很認真，吐字清晰，唱到最後一句，都會跳一下，轉身，與小柏幾乎臉碰臉。母親非常欣賞她那一跳的動作，認為很親熱、很優美。演出結束後，玲英回到家裏，母親連連誇獎，笑著說：“媽媽就喜歡你那一跳！”1948年夏天特別炎熱，宣傳隊中高作鎮上一位姓呂的扮演《小放牛》中牧童的少年，及與我一起演出“打連湘”的家兄春才，都熱得中暑，當場暈了過去。玲英這時實足年齡才八歲，滿臉淌汗，卻從不叫苦叫累，在酷日下跟宣傳演出隊，走遍全鄉一個又一個村莊，在打穀場或麥田裏演出，受到鄉親們熱烈歡迎。但是，誰能想到，1949年4月，死神卻突然把魔爪向她伸來。有天中午，她放學回家，走路有點跛，母親問她怎麼回事？她說右腿腿根有點疼，母親還以為是不小心扭傷了，並未在意。中飯後，她仍堅持去上學，可是傍晚放學回家後，我大嫂對她說小女甫（姑），寶寶（指侄女愛雲，後來三歲時不幸患驚風去世）在哭呢，搖一會兒搖籃怎麼樣？玲英痛苦地說：“大嫂子，我腿像話（厲害、嚴重）疼呢，沒力氣搖了。”她頭上冒著冷汗，晚飯也吃不下，身上發燒。父母這才感到問題的嚴重。第二天一早，父親去高作鎮上請唯一的私人醫生，也是本家堂叔王恒保（後改名王體元）前來診治。此公做過小學老師，1944年他在蔣王小學教書時，我和春才都是他的學生。他主要是靠自學，學會治病。在蔣王小學教書時，他家中就已有藥櫃，很多中藥，供患者治病用。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向來有亦儒亦醫的傳統，一邊授徒教課、一邊懸壺濟世。看來恒保叔也是繼承了這個傳統。當然，他隻是個小知識分子，僅僅跟許家橋東的塾師徐孝三先生（此公活到20世紀50年代才去世。他臉色較黑，微麻，近視眼，穿著長衫，有時來我們莊上聊天。莊東頭的孫二哥玉堂，也曾經是他的學生。我清楚地記得，他有次拿來幾本鹽城徐某編的《徐氏類音字典》，給我看，說徐某跟他是一家子，並翻開書本，指著徐的照片，對我說：你看，假山後修竹新篁，多高雅！並說他要去鹽城拜訪徐某。他很喜歡談鹽城掌故，盛讚清末鹽城知縣的梅花詩寫得極好，並當即背出）讀過幾年私塾，後來去上海，買了一些中、西醫的書籍回來自學，無師自通，成為鄉村醫生。至於醫療水平，可想而知。解放初，他搬家到高作鎮後街，開私人診所，土牆上刷了石灰，寫著“中西醫內外科”幾個大字，未免誇張其事。恒保叔來我家看了玲英的腿，腿根紅腫，他診斷是“離胯疽”，要父親將大蒜搗爛，敷在患處，又要他用竹篾紮一個喇叭形的筒，糊上紙，將艾點燃，艾煙經過紙筒，直薰患部。可是，經過這樣的治療後，病情卻急轉直下，不停地說著胡話。母親非常擔心，與父親商量後，第二天下午，趕緊請人去湖垛鎮，讓當時在湖垛鎮小學擔任教導主任的大哥回來。大哥聞訊，先向鎮上的一位醫生谘詢，買了一貼“消治龍”膏藥，當晚走了25裏路，趕回家。大哥一摸玲英的腦門，燒得燙手，立刻把膏藥貼在患處，但無濟於事。一個小時後，她呼吸漸弱，進入彌留狀態，母親見狀不妙，一邊哭，一邊喊著“玲英啊，玲英哪”，給她換衣服，女孩生命的本能驅使，給她穿褲子時，她竟然用手極力往上拉，以致手上沾了不少膏藥。穿好衣服後，她就在全家人的哭聲中，永遠告別了泣不成聲的母親、忍不住放聲大哭的父親，以及摯愛她的兄、嫂、姐姐，她抱過、哄過的侄子愛東、侄女愛雲……按照鄉俗，父親把她抱到外間堂屋（進門第一間），地上已鋪了一張席子，讓她頭朝北，躺在席上。母親給她梳頭，紮好兩條辮子，我清楚地記得，她的頭發濃密，辮子快與肩齊了。
農家女孩哪有什麼好衣服，她是穿著一身淺紅帶格子的土布衣服，及母親給她千針萬線納（製）成鞋底的布鞋走的。父親似乎不相信她已死去，不時把手伸進她的衣服內，摸摸她的胸口，歎息著說“玲英胸口還是熱的”，總希望她的心髒能重新跳動，活過來。其實，父親不知道，她是發著高燒去世的，遺體不會很快就冰涼。人已故去，入土為安。第二天天亮，父親托鄰人去曹家，請老舅為她打棺材。老舅進門，摸著玲英的手，叫著她的名字，大哭一場。他用床板為玲英做了一副棺材。中午時分，父親、大哥將玲英抬進棺內，老舅沒想到，她雖然隻有十歲，個子已經很高，隻能勉強將她放進棺材內。蓋上棺材板前，全家人知道，今後再也看不到玲英了，都放聲大哭，鄰人也都流下了傷心的淚水。按照鄉俗，舅舅是不能為外甥女封棺的，否則對舅舅不利。但老舅毫不猶豫地拿起斧頭，哭著，為玲英封棺。母親說，玲英喜歡念書，把課本裝在書包裏，放在棺內，好讓她在陰間繼續上學。她喜歡玩銅錢，母親把二十幾枚銅錢，放在舊罐頭盒內，連同大哥給她買的一個皮球，一起放進棺內。鄰人蔣大爺、孫五爺將棺材抬到我家田裏靠近田埂處，挖土埋下，壘了墳頭。玲英的去世，給母親沉重打擊，她明顯地衰老了。玲英還留下一本作文本，一直保存到“文革”被毀。她的毛筆字一筆不苟，作文本很整潔。我曾拿給母親看，她眼淚哭幹了，唯有長歎。這年夏天，母親曝曬衣服，看到玲英的衣服，特別是她的棉鞋，母親又不禁叫著“玲英啊，玲英啊”，大哭起來，邊哭邊說：“這雙鞋穿了一個冬天，還像新的一樣，鞋內一個褐斑都沒有啊。”受母親影響，玲英很愛整潔，從不弄髒衣服。她很節儉，父母、舅舅過年給她的押歲錢，她根本舍不得花，過了年都交給母親。母親給她煮個鹹鴨蛋，她舍不得一次吃完，居然吃兩三天才吃完。玲英的去世，成了母親也是全家人心頭永久的痛。
我比她大三歲，少不更事，常與她拌嘴，甚至嫌她不聽話，老是到母親那裏告狀，說我偷偷下河洗澡，母親怕我淹死，總要嚴厲訓斥，我遷怒玲英，不但罵過她，還打過她。她去世後，隨著我的長大，每念及此，我特別懊悔，也更加懷念她。讀高中時，我寫過比較長的新詩悼念她，詩稿一直保存著，直到“文革”時被“四人幫”的爪牙抄走，毀滅。我常常夢見她，還是生前模樣，似乎在陰間，小孩子不會長大似的。前年清明節前，我即將動身返鄉為父母也為玲英掃墓前夕，我忽然夢見玲英與幾十個女孩頭頂紅布，舉行集體出嫁儀式。禮堂的牆壁上，點著無數紅蠟燭，但燭光微弱，在冷風中幽幽地搖曳著。不見父母和其他家人，也見不到一個新郎，場景淒楚、詭異，我禁不住老淚縱橫，直至哭醒。返鄉後，我將這個夢境說給大哥聽，他百思不得其解，唯有歎息。十多年前，在我的提一下，大哥以我們三位兄長的名義，在玲英已遷至父母墳邊的墓前，立了一塊碑，刻著她的名字與生卒年。如果她地下有知，當經常偎依在母親、父親膝下，共敘天倫。
1937年農曆四月九日清晨，母親剩下我。春才兄僅比我大兩歲，母親既要嗬護我，也要照顧他，分外辛苦。不久，隨著大上海的淪陷，日寇轟炸蘇州，法西斯的鐵蹄蹂躪江南，向南京進逼。我家的鄰居都是沒文化的草民，母親抱著我離開家門，躲避轟炸時，他們紛紛告誡母親：“抱著小孩怎麼行？小孩哇哇一哭，日本鬼子飛行員聽見了，朝我們頭上扔炸彈，我們全都沒得命了！”今天看來，說嬰兒的啼哭，日寇飛行員能聽見，簡直是天方夜譚。但在那“亂離人不及太平犬”的人們亂哄哄爭相逃命的時刻，母親怎麼拗過眾人？隻好把我放在家中，上麵加了一個木盆，以事保護。等日寇飛機飛走，母親趕緊跑回家中，見我仍在熟睡，一顆吊著的心才放下來。“山河破碎風飄絮，水深火熱是貧民。”父親和母親商量，兵荒馬亂，在蘇州沒有安全感，生計更加艱難，不如他留下幫曹滄州醫生看守家業（曹家已舉家避難鄉下），母親和我們回江北，投奔外祖母。秋天，母親抱著我，帶著大哥、二哥、姐姐，乘逃難民船，踏上歸程。有時敵機在上空盤旋，母親抱著我，支好躲到海岸茅草叢裏。在外婆家暫時落腳後，曾有一家富戶的新生兒缺奶，有人曾介紹母親去給這孩子喂奶，當然是給錢的。但母親拒絕了，說：“我的奶水隻夠春瑜吃，我不能讓自己的伢子（小孩）餓著。”我懂事後，母親曾跟我說起這件事，我感激她的慈母之愛。
我從虛年齡四歲開始就記事了。這一年，有兩件大事：一是大哥結婚，家中來了很多親戚，老舅媽還送了我用布縫製的玩具小毛驢，我非常喜歡。大嫂是坐船，從蔣王莊後的小河旁靠岸，走進我家新房的。大哥畫了好多張三國戲裏的董卓、呂布、貂蟬，以及身上爬滿小孩的大肚彌勒佛、劉海戲金蟬，裱起來，掛在牆上。次日早上，我走進新房，大嫂已起來，從碗裏拿了兩個大棗給我吃。當然，我也依稀記得這婚姻的風波：大哥作為知識青年，想反抗這場他還在孩提時就訂下的，對大嫂一無所知、毫無感情的婚姻，但無用，激憤之下，他用小刀戳破自己的大腿，血流如柱，表示絕不結婚。父母請來他在蘇州讀小學的一名同窗勸說他，無效。父親終於發了火，用皮帶打了他一頓，他萬般無奈，隻好同意結婚。在這場風波中，母親除了苦口婆心地勸說，抹眼淚，還能做什麼呢？再一件大事，就是這年秋天，新四軍的一個連隊，住到我們莊上。隨著抗日民主政權的建立，1942年，貧窮的蔣王莊終於有了莊上有史以來的第一個新式的抗日民主小學——蔣王小學。這年我虛歲六歲，與春才在一起上學讀書。母親的手很巧，用土藍布為我和春才，各縫了一個書包，背在身上上學，別的小夥伴見了，都很羨慕。他們多數人都沒有書包，隻好手拿書本、筆墨去上課。雖說是新式小學，私塾的遺風猶在。開學那天，母親包了一菜籃粽子，煮熟了，送給文弱書生夏一華老師和同窗分食，我們還給老師磕了頭。我自幼腦子靈活，反應敏捷，夏老師很喜歡我，便讓我當了小組長。母親知道了，眉開眼笑，以後每天早晨，都叫醒我，笑著說：“小組長，起來吧，吃早飯，上學去。”並幫我穿好衣服。我在七歲時，在大哥的輔導鼓勵下，曾在陳呂召開的峰北鄉村民大會上演講，說新四軍攻克阜寧的意義，九歲時，又在西北廂召開的高作區抗日兒童團成立大會上演講，宣傳抗日，並當選為區兒童團文娛委員。我自小膽大，並不怯場，在鄉裏傳為佳話。直到我上了大學後，回家探親，父親還告訴我，有次他在西北廂北邊割牛草，有位也在割牛草的老漢與他攀談起來，說：“你家的春瑜，九歲時就敢在全區大會上演講了，難怪他現在上了大學，將來一定有大出息！”難得的是這位老爺子，時隔十多年後，還記得我那次演講，但至今我並無大出息，真是辜負了這位老人家的厚愛，愧對江東父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