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尚思先生以104歲的高齡辭世，開創了中國曆代史學家的長壽紀錄，我作為這位人瑞的眾多弟子之一，悲哀之餘，又深感自豪。
蔡先生所以能享高壽，固然與他長期堅持體育鍛煉，75歲時還在操場跳高、一直洗冷水澡有關。但在我看來更重要的是，他始終童心未泯，個性率真，胸懷坦蕩，於事每特立獨行，老而彌堅。
我是1955年考入複旦曆史係的。蔡先生是係主任。開見麵會時，老師們當然都強調學習曆史的重要性，有幾位至今給我留下深刻印象。譚其驤教授當時顯得很年輕，手裏拿著一把很精致的折扇，一邊搖一邊說：“我本來喜歡文學，但最後還是研究曆史，曆史很迷人。”靳文瀚教授說：“我研究過政治學、法學、軍事學——在美國留學時，對各種武器的性能，非常感興趣，但轉來轉去，還是覺得研究曆史好，便研究世界現代史了。”針對有些同學被錄取到曆史係，並非第一誌願，因而悶悶不樂，陳仁炳教授說舊社會男女結婚，很多並非是雙方自願的，但進了洞房後，就慢慢兩情相悅了。我相信這部分同學與曆史專業也能建立起感情。說到這，不少同學都笑了。但是，蔡先生的講話，卻給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他說：“我出生在農民家庭，小時愚鈍，又不努力，讀小學時所有功課全不及格！我哥哥也一樣，真是難兄難弟啊！”同學們聽了，不禁大笑。蔡先生嗓門洪亮，而且富有表情，我立即感到，這是個與眾不同的老師。他又說，“不過，我後來發憤苦讀，北上京華問學，在南京國學圖書館，每天讀書十七八個小時，除詩集外，該館的經、史、子、集，我全部讀了一遍，抄錄的資料，裝了幾個麻袋，終於成了曆史學家。你們比我聰明，隻要認真讀書，將來也一定會有成就！”環顧當代曆史學家，管窺所及，說自己兒時笨、成績差的，除了蔡先生外，隻有謝國楨先生了。
事實上，蔡先生有時真像個老頑童。我清楚地記得，他在給我們講授《中國現代思想史》時，認為吳稚暉是個典型的主觀唯心主義者。他說：“吳稚暉居然說茅廁裏的石頭也是有生命的！唔唔唔，這個吳老狗，這個吳老狗……”一邊說，一邊連連搖頭，滿臉不屑，一隻腳還不斷踢著，我們都哈哈大笑。1996年5月18日，我到上海後，即去複旦第一宿舍探望蔡先生。這一年，蔡先生已91歲。他與我聊天時，依然談笑風生，甚至是手舞足蹈。他說20世紀30年代初，他曾去蘇州拜望章太炎，看到老先生為人寫字，潤格甚豐，好大一紮鈔票啊，看得他都傻眼了，邊說邊離開座位，蹲在地上，眼睛斜視，似乎正看著太炎先生數錢，並伸出舌頭。我一邊笑，一邊趕緊把他老人家扶起，他連連說，我不要緊的。我當時就想，中國不可能找出第二個這樣可愛的老學者。在另一次交談時，他說好多年前，他有一顆牙壞了，他感到其他的牙也不是好東西，要醫生全部拔光。陳圭如教授（胡曲園先生夫人）聞訊說：“世界上哪有你這樣的拔牙法！”我覺得這很可笑，但他卻表情嚴肅。他批評時下有些人寫文章瞎編亂造，有個記者寫他“畢業於德化中學”，他說：“其實，當時德化隻有小學，根本沒有中學，我就是小學生嘛！”這一天，我的日記裏有比較詳細的記載，時在1999年9月27日。我拿出一把紙扇，堪稱不同凡響，上麵有我認識的文壇、學苑師友親筆簽名，如於光遠、丁聰、方成、王元化、王若水、王蒙、馮其庸、喬羽、朱正、李銳、李普、李慎之、吳江、何滿子、牧惠、柳萌、張思之、流沙河、賈植芳、梅誌、曾彥修、黃宗江等數十人。這年蔡先生已94歲，前一年，因胃癌開刀，不久前又因氣管炎住院，剛回家不久，人比過去消痩，但思維、精神、嗓門依舊。我請他在扇麵上簽名，並開玩笑說：“您老簽了名，這把扇子就是革命文物。”他說：“不夠格。”我將扇麵攤平，蔡先生放在大腿上，簽上名。他本來手有些抖，簽名時，卻一點未抖，字跡遒勁，宛如刀刻，真奇跡也。我請他寫上94歲，好讓我們也沾點福氣，他提高嗓門說：“我從來是忘我，不記得自己年齡的”。拒絕。
1958年，意識形態領域越來越左，到處搞什麼“拔白旗”、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運動。蔡先生是中共黨員，帶頭在複旦工會小禮堂召開全係師生大會，批判自己。二位老師的發言最為特別。陳守實先生說：“你的書與文章，光是罵人，有什麼用？你要是想罵我陳守實，我躺在地上讓你隨便罵好了！”此話很尖刻。（按：據劉伯涵學長生前1980年告我，陳守實師是當年陳望道先生主編的雜文、小品雜誌《太白》的發起人之一，說話常帶雜文味。60年代初，有市委宣傳部請他作宗教問題的演講，結果聽眾寥寥，他在教研組裏說，“下次請我作報告，幹脆就到樓梯洞裏算了！”）陳先生的發言，使蔡先生很尷尬。周予同先生素來宅心仁厚，他本來不願批判蔡先生，但係領導要他發言，他隻好很幽默地說：“蔡先生的大著《蔡元培學術思想傳記》，第一頁就是蔡元培先生的相片，上麵還有他的題字‘尚思吾兄’如何如何，大概蔡先生是要讓讀者知道，蔡元培是本家吧？”周先生是笑著說的，分明是幵玩笑，會場上也是笑聲一片。但這樣一來，似乎讓人會誤解成蔡先生有攀附之嫌，這同樣使蔡先生尷尬，我記得當時蔡先生臉都紅了。會議結束，蔡先生發言，對陳、周二先生的發言，不但沒有怨言，還感謝幫助，稱這二位都是他的前輩。1992年6月28日、29日，香港《大公報》刊出我回憶陳守實、周予同、王造時三位老師的文章，文中曾述及這次小禮堂的大批判。次年冬，我在團結出版社出版了《阿Q的祖先——老牛堂隨筆》一書，內收此文，1994年初夏，我給蔡先生寄去一本，目的是供老先生消遣。但讓我感到有些意外的是，7月26日，他給我寄來一封信，說了些誇獎的話後，寫道：“關於195頁所述周予同先生說我編的《蔡元培學術思想傳記》要讓讀者知道我與蔡元培是本家一事，我已經記不起來了。幾年前有來訪問的一個日本代表對我說：東京有人傳說您是蔡元培的侄子。還有一個安徽的讀者來信稱我是蔡元培的兒子。我都立即聲明：他隻是我的老師而沒有其他的關係。他是浙江‘蔡’，我是福建‘蔡’……我一向反對攀龍附鳳，妄認親戚。假使周先生有此笑話，我一點也不怪他。”“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蔡先生一生光明磊落，胸懷坦蕩。